宋慶齡在“西安事變”中顯露了絕密身份

2007年01月23日 來源：北京日報

“西安事變”發生的當晚，時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慶齡姐夫的孔祥熙，來見宋慶齡，請她在一件擬好了的譴責張學良犯上的聲明上聯署簽字，宋慶齡當即斷然拒絕，並說:“張學良做得對，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也會這樣做，只是我會做得更甚於此。”

然而，第二天(12月13日)，宋慶齡對事變的態度，卻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那時，宋慶齡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時任該會總幹事的胡子嬰在其回憶宋慶齡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 她平時同我們談話中，一提到蔣介石，既是義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視態度。但是，她對這件事的態度，卻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孫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變告訴了我。作惡萬端的獨夫民賊落入羅網，我以為她一定會很高興的。哪知她帶着焦急的樣子，問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問她:‘去做什麼？’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她看到我發愕，就婉轉地給我解釋說:何應欽等親日派唯恐中國不亂；蔣介石被殺，內戰勢必全面爆發，日軍就可長驅直入，侵占全中國。……關於動身時間，她約我晚上八時聽最後決定，到時我接到她的電話，說:‘不去了’。這和她說要去西安時一樣，使我吃驚。”(胡子嬰:《光耀日月氣貫長虹——回憶宋慶齡名譽主席在救國會時期二、三事》，《宋慶齡紀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頁。)

頭一天，宋慶齡剛剛說過，如果她處在張學良的地位，會比張做得更甚，第二天，卻要親去西安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宋慶齡的態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促使宋慶齡在拘蔣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勸張釋蔣的原因是什麼呢？斯諾在《紅色中國雜記》一書中透露:“在此時或稍後一些時候，我得知宋慶齡曾把斯大林的電報轉給毛。電報宣稱，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釋放，莫斯科將斥責他們為‘土匪’，並將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譴責。”

斯諾的回憶使人不禁要問，宋慶齡與莫斯科方面難道真的保持着某種聯繫麼？宋慶齡逝世之後，廖承志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實際上答覆了這個疑問，他說:

“1933 年春，我由宋慶齡同志、柳亞子先生和我母親(何香凝)營救，從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記得是5月時分，宋慶齡同志突然出現在母親的客廳中。那時候，她通常是不輕易出門的。而且，我姐姐(廖夢醒)還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沒有事先知道，連間接的招呼都沒有。可是她來了，只有一個人，這是從來少有的事。

我母親慌了，趕快自己沏茶。她卻平靜無事地同我母親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親明白了，她託詞去拿糖果，回到了寢室。當時，只剩下宋慶齡同志和我兩個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開口，只好這樣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說。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說話放慢了，但明確，簡捷，每句話象一塊鐵一樣。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她說。‘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國際！’她只說了兩個字，隨後又補充說:‘共產國際。’

‘啊！’我幾乎叫出來。

‘ 冷靜點，’她說。‘只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單。’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難。我自己打算進蘇區。第二，這容易，我馬上寫給你。’‘好。只有十分鐘。’她微笑着，打開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煙，自己點了火，然後站起身子，往我母親客廳走去。我聽見她和母親低聲談着什麼，然後兩人高聲笑起來。

我飛快地寫好了，在一條狹長的紙上。十分鐘，她出來了，我母親還躺着，她看見我已寫好，便打開皮包，取出一根香煙，把上半截煙絲挑出來，把我那張紙卷塞進去，然後放進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館的大門。”(廖承志:《我的回憶》，《人民日報》，1982年5月29日。)宋慶齡在僑居國外時，1928年5月初，從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會見過她。1931年夏，宋慶齡因母喪歸國，途經莫斯科時，曾獨自一人與蘇聯領導人舉行過秘密會談。宋慶齡歸國後，曾與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上海站負責人左爾格一起，營救被捕入獄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人兼國際駐上海情報站負責人牛蘭及其夫人，堅持不懈達數年之久。1936年，共產國際中國組的電台，就設在宋慶齡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的家裡。可見，宋慶齡與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保持着聯繫，她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之間似乎負有某種重要使命。1951年她曾獲得斯大林國際和平獎。後來，她曾任中蘇友協總會會長。

1957年11月，那時的她還不是中共黨員，卻作為中共代表團的正式成員(排名僅次於毛澤東)，到莫斯科出席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議《宣言》上簽字時，她坐在左邊，鄧小平坐在右邊。總之，就宋慶齡與蘇聯的關係而言，西安事變爆發之初，斯大林出於某種考慮，讓宋慶齡把指責中共支持西安事變的電報轉給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當然，宋慶齡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她要去說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也一定是贊同了斯大林電報中拘蔣有引發大內戰危險的看法。
(黃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

一封塵封70年的密函：宋慶齡寫給王明的信函  
2009年05月28日 09:21:0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塵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這是一封宋慶齡寫給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親愛的同志：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
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志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覆，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裡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面。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為我們的同志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干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為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着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裡的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同志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這封信中提及蔣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間承諾的條件，主要是指周恩來同蔣介石單獨進行談判時達成的相關內容。

    1980年《周恩來選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載了蔣介石當時對周恩來的三點承諾：“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丑、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事情發生後的稍後不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接連用英語和德語發表了講話，披露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允諾的條件。隨後，《紐約時報》分別於 1937年1月8日、10日、17日以《幫助中國叛亂的美國女人》、《中國譴責美國女人》、《中國叛亂中的妥協》為題，對此事做了報道；1937年1月 16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也發表了《一位美國女人，活躍在西安的共產黨人》的報道。

    共產國際獲悉這些情況後，十分震怒，1月 19日，致電中共中央稱：中共“應該公開宣布和堅決實行這樣的方針：支持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內戰，聯合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和獨立，反對日本侵略的措施”。電報認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37年1月21日給潘漢年的電報中，也認為她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並解釋說，“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

    由此可見，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講話之前，沒有得到中共的許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決定，“為出版《中國論壇》，派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同志去中國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萊抵達上海，1935年初與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見了幾次面。

    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1935年5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副主任米夫，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成員王明，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康生聯名寫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說，出版反帝機關報的計劃已經落入警察手裡，“此外，艾格妮絲·史沫特萊違背我們的指示，開始會見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由於警察很了解她，並且在對她進行密切的監視，所以根據她的行蹤，一些外國同志和一些中國同志可能會暴露”。因此建議放棄最近一個時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報的計劃；並立即從上海召回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第二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就作出決定，通過了米夫等人的建議。5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貝克做關於上海工作的報告時說：1935年2月，史沫特萊在北京的時候，由於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時發現了史沫特萊的工作計劃，導致了黃文杰（化名科爾薩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連被捕。

   宋慶齡認為，“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這一評價應該說是非常中肯的。為了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安全，她向上級黨組織反映情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曹樹君摘自《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