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耶魯大學軍事和海軍史教授，今年出版的《歷史的圖景：歷史學家如何描繪過去》一書的作者

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代表了冷戰以來美國大戰略最大的轉變。但這一戰略能否成功尚取決於其他國家是否會接受和歡迎美國的領導地位。

我們這一民主時代有個很有趣的現象，人們都希望各國在實施大戰略前先公布其內容。這樣的做法在過去一定會讓梅特涅、俾斯麥和索爾茲伯里大大吃驚，但決不會使伯里克利感到驚訝。這是因為，過去很多偉大的戰略家都不想泄漏太多有關其戰略的東西，他們更關注戰略的具體實施，解釋戰略的權力留給了歷史學家。現代社會對這一傳統的第一次背離是在1947年，喬治·凱南用並不夠隱晦的"X先生"為筆名，公布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遏制原則，不過凱南對它所產生的後果感到後悔，他也沒再重複這一嘗試。直到尼克松執政，人們才開始把官方公布國家安全戰略納為一項日常事務。儘管作為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已取得一定聲望，他主持出台的《世界形勢》系列報告非常客觀、非常全面，以至於當時被廣泛地看作是一種非常巧妙的假情報形式。不過，這些報告的確仿效了伯里克利的先例，即在民主社會，即便是國家戰略，公眾也應該可以討論。

隨着1986年"哥德華特-尼古拉國防部重組法"的出台，這一先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此後總統必須定期向國會和美國人民報告其國家安全戰略。不過自那時起，結果一直很令人失望。雖說里根、布什和克林頓政府都公布了各自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但這些報告常常是對現有情況的重述，由各個委員會在一起粗劣地拼湊出來，語言平淡無味，所以很快就被人遺忘。還沒有哪個報告能激發出公眾對它辯論的火花。

但是，喬治·布什2002年9月17日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卻是引發了一場論戰，而且這場論戰也將持續下去。這是因為，該報告不僅是本屆新政府的第一份戰略報告，也是2001年9月11日美遭突然襲擊以來的第一份報告。萬幸的是，此類襲擊在美國歷史上非常少有--可與之並論的只有1814年英軍燒毀白宮和議會大廈，1941年日本襲擊珍珠港--不過，這些事件都有一共通之處：它們都顯示出原有戰略的失敗，從而為新國家戰略的出台提供了條件。因此，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值得仔細研讀，作為了解美政府以後行動的指南。

國家安全戰略涉及哪些內容

在此類文件中，讀者可從開頭部分了解很多內容。回應總統2002年6月1日在西點軍校的講話，該戰略定下三項任務："我們將通過打擊恐怖主義和專制政權來保衛和平。我們將通過在各主要大國間建立友好關係來維持和平。我們將通過鼓勵各大洲自由開放的社會來擴展和平。"很值得把這些目標和1999年12月公布的克林頓政府最後一份國家安全戰略相比較。克林頓政府的三項目標是："增強美國的安全；促進美國經濟繁榮；促進海外的民主和人權。"

這些差異很能啟迪人。布什的目標談到了保衛、維護和擴展和平；克林頓的報告似乎只是取得和平。布什呼籲各大國間的合作；克林頓從未使用這樣的詞語。布什詳細說明了要鼓勵各大洲的自由開放社會；克林頓只是局限在"促進""海外"民主和人權。由此可以看出，即便開頭這幾行就表明，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給人印象更有力、措詞更仔細，同時，使人出乎意料的是，比克林頓政府更注重多邊主義。這就暗示出報告中有很多有價值的內容。

報告的首要創新之處在於，布什把恐怖主義和專制政權等同起來，視作危險的源泉，顯然這是9·11事件的結果。布什指出，美國過去的戰略關注的是對專制政權的防衛。這些專制政權須擁有"大規模的部隊和強大的工業能力"--這些只有國家政權才能提供--來威脅美國的利益。但是現在，"個人的無形網絡可以用少於一輛坦克的價值的代價，給我們的國家造成巨大的混亂和災難。"在冷戰中取勝的遏制和威懾戰略，面對此類威脅無法再發揮作用，因為這些戰略是基於以下假定：一些由確定的人領導的確定的政府，他們在確定的領土上以確定的方式實施行動。但是，這些戰略怎麼能遏制住恐怖主義呢？怎麼能威懾住那些以自殺方式來製造恐怖事件的人呢？

無政府主義者、暗殺者或是從事破壞的人是長期存在的，在他們背後沒有什麼明顯的指使者，而且他們中許多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做這樣的事。不過他們的行動很少能動搖國家或社會的穩定，這是因為他們瞄準的受害者和他們能造成的有形破壞的數量相對要小些。但是，"9·11"事件顯示，恐怖主義現在能造成的破壞程度，是過去那些擁有一定軍事力量的國家才能完成的。冷戰時期，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來說，這些武器是他們最後的選擇。"現在，敵人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看成是眾多武器中可以選擇的一項"。這樣，在布什的思想中，恐怖份子就被提升到了專制政權的層次，這也正是他堅持要在遏制和威懾任務之外（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替代遏制和威懾），添加一條先發制人的原因："我們不會讓敵人首先發動襲擊的。"

國家安全戰略非常詳細地指明了先發制人的法律依據：國際法規定"在面對即將到來的襲擊危險之前，國家並不一定非要等到被襲擊後才可以合法地採取行動保衛自己"。另外，也有多邊先發制人的優先選擇："美國將一如既往地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但是"我們會在必要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單獨採取行動，先發打擊恐怖分子，來行使我們自衛的權利，阻止恐怖份子對我們人民和國家的危害。"

反過來，先發制人也要求霸權的存在。雖然布什在其為報告所寫的序言中稱，要創建"有利於人類自由的力量平衡"，同時也要拋棄"單邊優勢"，國家安全戰略在正文部分明確表明，"我們要有足夠強大的部隊，以阻止潛在敵人為達到超過、或是等於美國軍事實力的目的而進行軍事積聚。"布什在西點軍校的講話更是非常直接地指出了這一點："美國現在已經、也將繼續保持軍事力量的無與倫比。"因此，總統至少有一點兒支持保羅·沃爾福威茨1992年在"防衛計劃指導原則"草案中提出的那一項頗有爭議的建議的意思，該建議當時曾透露給媒體，後被老布什政府否決。身為副國防部長的沃爾福威茨能一直占據現任布什政府戰略決策的中心位置，決非偶然。

不過，世界其他地方對美國霸權會做何反應呢？這就引出了布什戰略的另一創新之處，即強調大國之間的合作。此處與克林頓對小國公正的關注形成鮮明對比。不過乍一看，這一觀點似乎有點兒前後矛盾。首先，要維持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但是弱小國家不是常聯合起來對抗強國嗎？理論上來講，回答是肯定的，但在實踐和歷史事實中，並不一定是這樣。布什政府好像借鑑了一些複雜的政治哲學知識，因為該門學科近來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為什麼冷戰結束後，儘管美國在世界上擁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但仍沒有反美聯盟的出現。

布什在西點演講時暗示有兩個理由可以解釋這個現象，不過大多數政治學家--不是所有的人--認為這兩個理由似是而非。布什的第一個理由是，別的大國寧願國際體系由單獨的霸權來經營，只要這一霸權相對無太大危險。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其他國家就沒有在軍事力量上與之競爭的必要。國際爭端轉變為貿易對抗和其他相對小的爭執，沒有什麼值得動武解決的問題。和過去大國相互間的所作所為來比，這種事態並不是件壞事。

第二個理由是，美國霸權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與之聯繫的某些價值，是所有國家和文化--如果不是所有恐怖份子和專制政權的話--共同分享的。正如國家安全戰略中所指出的那樣："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期待被壓迫、被奴役，或是熱切地等待着秘密警察午夜上門。"布什稱，在美國以某種方式先發打擊恐怖主義和專制政權時，正是這種力量與全球原則的聯繫，使其他國家和美國走在了一起，即便在美國單獨行動時也是一樣。因為，像冷戰大部分時間那樣，有些情況會比美國霸權更糟糕。

布什戰略中最後一項創新，涉及到清除恐怖主義和專制政權根源這一長期問題。在此，總統的思想再一次與學術界新興的共識相一致。因為現在很明顯，處於社會中層階級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一小撮中東分子，開着三架飛機撞擊大廈、另一架墜地的真正原因決不會是因為貧困。真正根源在於，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缺少一個能代表他們的組織，從而導致怨恨產生，那麼釋放這種政治異議的唯一途徑就是宗教狂熱主義。

因此，布什堅持認為，美國戰略最終目標是必須把民主擴展到世界各個角落。美國必須完成伍德羅·威爾遜開始的工作。從字面上講，要民主，世界必須就是安全的，即便像中東這樣目前仍然抵制這一趨勢的地區也不例外。恐怖主義--同時含蓄地指出那些扶植恐怖主義的當局--必須像奴隸制、侵權行為或是種族滅絕那樣被徹底廢除掉："任何值得敬重的政府所不能容忍或是不支持的行為都要反對。"

因此，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在幾個方面有別於此前的國家戰略。首先，該戰略講究先發制人。克林頓政府認為在後冷戰時代，民主化運動和市場經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美國所需做的就是"參與"到世界其他地方，來"擴展"這些過程，布什戰略恰恰推翻了克林頓的這一假設。其次，戰略各部分是相互聯繫的。布什戰略有一致性，而克林頓國家安全班子--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同時對俄羅斯扶植與羞辱--從來沒能保持一致。第三，布什對霸權運作方式和恐怖主義根源的分析合乎嚴肅的學術思想的調子，雖然很多學院派人物並未注意到這一點。第四，不同於前幾屆政府，布什政府並不認為權勢與原則衝突。從這種意義上講，這是徹底的威爾遜方式。最後，新戰略很坦率。這屆政府非常明白地，有時也非常雄辯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們並沒企圖採取禮貌的或是外交上的辭令或是玩文字遊戲。你聽到的和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你期待了解到的。

國家安全戰略沒有談到的內容

不過，有些內容你看不到也聽不到，可能是布什故意這樣做。他的國家安全戰略，即便沒有什麼幕後動機，至少也包含一個政府尚未公開的動機。這和該政府在9·11後，把專制政權看作至少和恐怖分子同等危險的原因有聯繫。

布什在2002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曾努力解釋這一聯繫，當時他警告說，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鮮構成了"邪惡軸心"。不過，這一短語非但沒有澄清什麼，反倒更加使人迷惑，因為薩達姆·侯賽因，伊朗的毛拉和金正日並不是世界僅有的專制政權，他們之間的聯繫也並不明顯。同時，人們並不明白，為什麼遏制和威懾對這些專制政權就會不起作用呢，要知道，和自殺相比，這些國家更關注的是生存問題。他們更傾向於宮殿裡的生活，而非洞穴。

布什在西點的演講和國家安全戰略里都對"邪惡軸心"一事表示沉默。這一短語，在現在看來，只反映了撰寫講稿時的過分熱心，是未經過仔細考慮的。要讓總統聽起來既像富蘭克林·羅斯福，又像羅納德·里根，根本就沒什麼意義，現在這一說法已經銷聲匿跡了。不過，這屆政府還是改正了錯誤，雖然它從未承認犯過這些錯誤。

但是，這也引出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人們現在不再提"邪惡軸心"了，而布什仍熱切地想摧毀薩達姆·侯賽因？尤其是布什這樣做可能會刺激薩達姆動用他尚未使用過的武器？政府有義務作出解釋。儘管喬治·布什稱薩達姆是"想害死我爸爸的傢伙"，他並非哈姆雷特，不必因為他那飽受折磨的父親的鬼魂復仇要求而苦悶。不過，如果和亨利五世比較一下，莎士比亞或許還能有些幫助。亨利五世知道勝利在心理上的價值--非常徹底地擊敗了對手，那同時你也就粉碎了其他對手的信心，這樣在你擊敗他們之前，他們已被自己擊敗。

對英王亨利來講，在1415年與法軍進行的阿金庫爾戰役中取得勝利就是一例。布什政府在2001年底與塔利班戰爭的勝利中，品嘗到了類似於阿金庫爾戰役的滋味，戰爭後，阿富汗人愉快地刮掉了大鬍子，脫掉罩住全身的長袍，歡慶再不用在信什麼教了。似乎突然之間，美國的價值觀一下子就傳遞到了地球最遙遠、差異最大的土地上。展示出來的情景不是我們曾期待的文化間的衝突，而是國家安全戰略中所說的，"一種文化內部的衝突，一場為穆斯林世界未來而啟動的戰爭"。

現在塔利班政權不復存在，基地組織也不大可能讓自己成為一個明顯的靶子，那麼該如何保持這一動力呢？我認為，這也正是布什提起薩達姆·侯賽因的原因：如果下一步要打擊某一地方，那麼打擊伊拉克就是最可行的。如果我們能夠推翻這個專制政權，如果我們能在幼發拉底河岸重演阿富汗戰爭一樣的勝利，那麼，我們可以完成海灣戰爭沒有完成的任務。我們能摧毀薩達姆自那時起積攢起來的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能使他不再為其他地區的恐怖分子提供任何支持，尤其是那些針對以色列的恐怖分子。我們能解放伊拉克人民。我們能夠保證有充足的廉價石油供應。我們可以逐漸削弱並最終清除中東其他地區的反動政權，進而消除恐怖主義的主要滋生地。同時，正如布什2002年9月12日在聯合國所做的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演說中所講，我們可以把聯合國從與之不相關的問題中解脫出來，否則，如果聯合國決議繼續遭到無禮蔑視，其地位將會不斷下降。

如果我分析得正確，那麼這就確實是個極其重要的戰略了。最初看來對能威懾誰尚不清晰的戰略，經仔細分析，就成了一個改變整個中東穆斯林世界的計劃：徹底把它領入現代世界。自美國上半個世紀以前使德、日民主化以來，還沒有什麼能比得上此次的果斷、徹底和有遠見，從而啟動在世界幾個地方已停止的這一進程，其中一個地方就是中東穆斯林地區。

該戰略能否發揮效應？

坦誠的回答是，現在還沒人知道。精心策劃的戰略也可能失敗，過去我們有過這方面的經歷：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嘗試，當時他們曾企圖把蘇聯納入由那些滿意現狀的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中。我們同樣有這樣的例子，粗心大意臨時準備的戰略反倒會成功：克林頓政府1999年在科索沃戰爭中完成過這樣的壯舉。最偉大的戰略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反覆強調機會的重要性，好機會有的時候勝過最精心的準備，有的時候反倒會把應到手的勝利弄得一團糟。基於此，他堅信，理論永遠也不能真正預見未來。

那麼，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們什麼也預見不到呢？難道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祈禱好結果的出現，然後等着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為什麼所有發生過的事都是註定要發生的呢？我不這麼認為，有些情況可以以交通作類比。在飛機起飛之前--或者說，在火車駛離始發站之前--機師負責查找裂縫，不論是在側翼、尾翼、起落裝置上，還是在偏航阻尼器上。這些裂縫顯示出把飛機從所在地移動到目的地時產生的各種壓力情況。如果沒有發現這些裂縫，那麼很可能就會導致災難發生。這就是在交通運輸中，為什麼對裂縫的檢查會成為一項常規工作。我想知道在戰略方面他們是否也應該這樣做。布什大戰略中可能的"裂縫"來源主要有：

1、多重任務處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戈爾反對在美國正在進行反恐戰爭時轉移注意力，發動對薩達姆的戰爭，許多評論家們都同意這一觀點。此處牽涉的原則--一次對付一個敵人--是很合理的。但是也有很多成功的戰略並未遵循這一原則。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羅斯福在1941至1945年間曾同時與德、日作戰。另一個實例是凱南的遏制戰略，在威懾蘇聯的同時，也使西歐和日本的民主和資本主義復甦。對這兩個例子的解釋是，這些戰爭是在不同陣線針對同一敵人的發動的，即針對獨裁統治和使其產生的各種條件。

布什政府也把針對恐怖分子和專制政權的戰爭視為同一個任務。但問題是，這並不是因為薩達姆·侯賽因非常積極地支持基地組織，不論布什能在何種程度上證明這一點，而是因為遍及中東的各獨裁政權不斷培養出一代代沒有職業、沒有人代表他們的激進的年輕人，正是從這些人里，奧薩馬·本·拉丹和其他像他的人招募到的人馬。這樣，獨裁政權間接地支持了恐怖主義。

自然，布什暫時也讓一些獨裁的盟國加入到他的反恐戰爭中。羅斯福在與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戰爭時，對蘇聯持同樣的歡迎態度。但是，布什的戰略既有長期又有短期的影響，而且這些影響也並不表示美國會無限期信任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巴基斯坦這樣的政權。美對阿拉法特的信任早已結束。

2、受到的歡迎。這些計劃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攻入巴格達後的受歡迎程度，能否像我們進入喀布爾時的情形。如果我們沒有受到歡迎，那麼整個戰略就是失敗的，因為新戰略的前提是，我們認為普通伊拉克民眾願意美國攻入伊拉克，改變他們目前生活狀況。目前尚無跡象表明，布什政府會像在兩次世界大戰或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樣，做出同樣的軍事承諾。這一戰略取決於美軍能否受到伊拉克人民的歡迎，而不是成為被瞄準和攻擊的靶子。

那麼誰能確定這種情形會不會發生呢？一年前，美軍似乎最不可能在阿富汗得到歡呼，但是他們得到了。可要根據這一經歷推斷美軍在其他地方也一樣會受到歡迎，就有點愚蠢了。約翰·肯尼迪有過這方面的教訓，由於僵硬地仿效成功入侵伊朗和危地馬拉的例子，他對古巴豬灣登陸的失敗負全部責任。1415年的阿金庫爾戰役帶來的麻煩後果是--阿富汗戰爭中有同樣情況發生--勝利助長了傲慢自大的情緒，使人產生了認為勝利本身就已足夠的幻想，認為不需要什麼後續工作。有必要記住，儘管亨利五世在阿金庫爾戰役中取得勝利，法國此後並沒有成為英國的土地。

3、保持道義上的高地。很難把道義的重要性量化，但是為什麼我們仍要這樣做呢？自奧古斯丁以來，正義戰爭理論就已存在。我們自己的《獨立宣言》借鑑了對個人思想尊重的理念。理查德·奧韋里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了整整一個章節記載盟軍的勝利，他稱之為"道義競賽"。肯尼迪否決了突襲蘇聯部署在古巴的導彈的建議，正是因為他擔心這樣做會使美國失去道義上的優勢：在比美國當時面臨的情況更危急的情況下，如與珍珠港事件類似的情況下，就有足夠理由先發制人了。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承認多邊主義的擴增效果："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單獨建立一個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這些靠單邊行動很難實現，除非行動本身能得到多邊的支持。

布什政府認為，如果我們進入巴格達或是其他類似的地方，受到歡迎而不是子彈的話，那麼我們就占有了道義上的高地。毫無疑問，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正確的。他們現在正在尋求聯合國對他們行動的授權，也很有可能得到這樣的授權。當然，他們首先要爭得美國國會的同意。因為，他們戰略背後是無可爭辯的有道義的主張：在某些情況下，先發制人勝於無所作為。假如再給一次機會的話，有誰會不對希特勒或是墨索里尼搶先行動呢？

要是我們在巴格達沒有受到歡迎，那麼伊拉克會不會就像二戰時德、意的情況呢？如果事態變得更糟，我們能不能指望得到多邊支持呢？布什政府在這一問題上並沒有現成的應對之策。不過，由於從京都議定書到反導條約、再到國際刑事法庭等一系列問題上表現得像個鬱悶、易怒、健忘並且過於喜歡表現自己的力量的十幾歲的青年，美國一直在削減它的道義指數。結果可能是，美國從盟國得到的支持被耗盡，而美國在採取這樣一個高度冒險的戰略前，正應當擁有它們的支持。

固然，布什政府不喜歡的這樣或那樣一些國際條約或計劃，有些確實存在缺陷。不過，布什政府很少使用外交上的手段--我指的是機智的手法--來表達這些抱怨。它沒有努力改變常把美國孤立於國際社會對立面的國內政治文化。杜魯門政府明白，要想在國外遏製成功的話，必須抵制國內的孤立主義。布什政府現在還沒把國內政治和大戰略聯繫在一起，這正是目前這屆領導層最大的失敗之處。

確實，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能否取得成功，最終取決於能否擺脫其目前的孤立狀況--不再是站在對立面，因為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話說，它追求的是"對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都真實的"價值觀。因此，在實施該戰略之前，這個裂縫一定要修復。在世界上大多數事情上都把自己樹立成樣板的國家，在某些事上，無法通過讓其他國家來推進這些事情（即美國不走在前面）而實現目標的。

這意味着什麼？

儘管有這麼多問題，考慮到"9·11"事件後美國及其盟國面對的新環境，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在目標設定上還是正確的。縱觀冷戰期間，遏制而非尋求改變專制政權就已足夠：我們把改造蘇聯的機會留給了它自己。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最重要的結論是，冷戰期間的這一設想不再適用於當前情況。在那個恐怖的早晨，全世界目睹了極端主義與科技的結合，這意味着任何地方，只要專制繼續存在，都會培養出各種怨恨，給我們造成巨大危害。現在，我們有非常充足的現實理由來完成伍德羅·威爾遜80多年前開始的理想任務：為了民主，世界必須安全，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民主在世界上也就不會安全。

因此，可以說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半個多世紀來對美國大戰略最重大的改革。風險很高--雖然可能不會超過冷戰時遏制戰略設計者所面臨的風險。缺陷很多--在車輛駛向目的地（實施新國家安全戰略）之前，有些裂縫要注意。當然也並不一定能確保成功--不過克勞塞維茨也會說，並不是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會成功的。

確實，我們或許永遠不會知道，本·拉丹及其幫凶在2001年9月11日製造那樣的恐怖，到底是要達到什麼目的。不過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很難再編寫出這樣一份文件，編寫出一個有如此大的變動的新的大戰略。

（譯自美國卡內基基金會主辦的《外交政策》2002年11-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