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關係即國家利益關係，國家利益有安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關係，但最為重要的是戰略利益關係。與經濟利益相比，安全利益則是決定國家戰略關係性質的首要因素。

　　國家安全利益是雙邊戰略關係的首要基礎，經濟利益是第二位的；維護國家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國防力量，其次才是經濟力量；緊密的經濟關係並不必然加強雙邊戰略關係，也有增加戰略摩擦的可能。

　　2002年國際關係最突出的特點是國際社會對安全問題的關心超過了對經濟問題的關心。這一現象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國家的戰略關係中，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何者更重要呢？經濟實力與安全實力是什麼關係呢？戰略關係與經濟關係是否一致呢？筆者想就國家戰略關係中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的關係談談管窺之見。

　　安全利益對國家戰略關係的重要性超過經濟利益

　　國家關係即國家利益關係，國家利益有安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關係，但最為重要的是戰略利益關係。與經濟利益相比，安全利益則是決定國家戰略關係性質的首要因素。根據國家的安全利益關係，我們可以將國家關係分為三種最有代表性的類型：安全利益共同性大於衝突；安全利益衝突大於共同性；安全利益沒有直接關係。冷戰後的美日關係、美俄關係和中德關係分別屬於這三類。

　　有較多共同安全利益的國家，無論它們的經濟關係如何，它們的戰略關係性質是合作。最典型的例子是美日關係。美日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實體，經濟利益競爭最為嚴重，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雙方經濟衝突非常嚴重的情況下，雙方仍保持了盟友關係。從反面證明這一點的是冷戰後的中俄戰略夥伴關係。雖然中俄之間的貿易額遠遠小於中美、中日和俄歐的貿易額，但中俄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比這兩國與其他幾大力量的關係都緊密。

　　安全利益衝突較大的國家，無論它們的經濟關係如何，它們之間的戰略關係都是相互防範甚至對抗。以20世紀80年代和冷戰後兩個時期的中美關係為例，我們會發現1979—1988年期間中美貿易額增長了4倍，1990—1999年期間增長了5.2倍，這兩個時期的中美經濟關係發展情況差不太多，但中美戰略關係在前一時期是加強合作，而後一時期是增強相互防範。其原因是中美在前一個時期共同面臨着蘇聯的軍事威脅，而後一個時期雙方缺少重大的共同安全利益。當安全利益是衝突時，兩國如果沒有共同經濟利益關係，雙方的敵對程度有可能更高，如冷戰時的美蘇關係。但共同經濟關係的有無對雙邊戰略關係的影響只是程度問題而不是性質問題。

　　沒有直接安全利益關係的國家，它們的戰略關係性質至少不是對抗性的，最多是和平競爭性關係。這時的國家戰略關係是在和平關係的範疇之內，經濟利益關係才有可能決定戰略關係的性質是合作為主還是競爭為主。例如，地理上的距離使中國與歐洲國家沒有直接的安全利益關係，因此德國作為中國最大的歐洲貿易夥伴與中國發展了合作為主的關係，較多的共同政治利益使中法建立了較好的合作關係。冷戰後日本與西歐國家也無直接安全利益關係，但日本技術的先進性使得日本與歐洲國家的關係是合作與競爭參半。

　　安全實力與經濟實力難以相互替代

　　國家利益是多方面的，因此就存在着多方面的利益衝突。原則上講，維護國家利益需要依靠綜合國力，但這並不等於說維護具體國家利益時對各種國力要素的需求都一樣。一般講來，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主要依靠的是軍事力量，而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則主要靠經濟實力。我國古代歷史多次出現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受到經濟落後但軍事實力強大的北方民族侵入，經濟實力並不能有效用於維護國家安全。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但它卻需要美國為其提供安全保障。美國維護其國家安全是靠其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不是其最大的經濟實力。如果美國只有後者而沒有前者，其國家安全是得不到現有的保障的。同樣的原理，以軍事力量來維護經濟利益也不是最有效的。

　　安全實力與經濟實力不但難以相互替代，而且相互之間的轉換也絕非短期內所能做到的。由於一些軍事實力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是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於是有人認為有了經濟實力發展軍事實力只是一個意願問題，即願意將多少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軍事實力包括了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硬件主要是裝備，軟件則主要是作戰經驗基礎上的策略。經濟實力不僅無法直接轉化成為作戰經驗而且也很難在短期內轉化成為軍事技術。作戰經驗主要來自於戰爭實踐，這不是有資金投入就能得到的。以日本為例，雖然日本軍費開支約50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但由於自1945年以來沒有任何戰爭實踐，所以日本自衛隊缺少實戰經驗，如果沒有日美同盟的保護，日本是沒有可靠的防務能力的。此外，高科技軍事技術是以完整的軍事工業體係為基礎的，也不是投入經濟資源就能獲取的。我國防建設面臨的技術封鎖困難是典型例證。我國沒有外部的軍事保護，國家安全只能依賴自己的國防力量。然而1999年我國開始加大國防建設的投入後，面臨的困難是無法在國際上購買到最先進的軍事技術，而自行開發軍事技術需要長期的科研與生產經驗積累，絕非短期投入可以見效的。

　　經濟實力的增長還可能引發軍事實力不足的問題。隨着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國家經濟利益的總量也隨之擴大，這可能使原有的軍事實力不足以維護隨着經濟利益擴大而增長的安全利益。例如，中國一窮二白時，我們可採取對軍事能力要求不高的誘敵深入的安全戰略，而改革開放之後的巨大經濟成果則要求我們有禦敵於國門之外的能力才行。我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不斷擴大，特別是對海外資源運輸的依賴，使我海軍力量明顯不能滿足新的安全利益要求。

　　戰略關係與經濟關係可逆向發展

　　國家關係中的戰略關係與經濟關係並不必然有相關聯繫。冷戰結束後，中美經濟關係一直呈不斷上升趨勢，但中美戰略關係卻出現過兩落兩起的變化。克林頓第一任期時，中美戰略關係不斷惡化，1996年在台海地區發生中美軍事對峙；而後克林頓政府出台對華全面接觸的政策，中美戰略關係出現緩和，1997年中美領導人達成共識“致力於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布什2000年上台後將中國當作“戰略競爭者”加以防範，說無論如何都要保衛台灣，雙邊安全關係再次倒退；“9·11”事件後，布什政府在反恐問題上尋求中國的合作，於是雙邊戰略關係又開始改善。然而自1990年以來中美貿易額一直呈上升趨勢，由1990年11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428億美元，此後又增至2000年的744億美元，布什執政後，中美貿易額在2002年增長至約900億美元。這個事例表明冷戰後的11年裡中美戰略關係的變化與經濟關係的變化沒有必然的相關性，而在戰略關係倒退時期，兩種關係還表現為是逆向發展。

　　經濟關繫緊密還有可能影響安全合作關係。兩國具有緊密的經濟關係有助於增加共同利益，但與此同時也可能增加雙邊經濟利益的摩擦，這些摩擦如果嚴重的話還會影響雙邊安全關係。冷戰後中日經濟相互依附關係不斷加深，隨着日本對華投資的增加和中國對日出口的增加，日本國內“中國威脅論”的輿論越來越熱。日本國內輿論認為日本對華投資導致日本經濟空心化，這對日本構成嚴重的戰略威脅。這種思想的蔓延加強了日本防範中國的心理，日本政府甚至不惜引發領土爭端，以向私人租借釣魚島為名鞏固其對該島的非法占領。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短的結論，即國家安全利益是雙邊戰略關係的首要基礎，經濟利益是第二位的；維護國家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國防力量，其次才是經濟力量；緊密的經濟關係並不必然加強雙邊戰略關係，也有增加戰略摩擦的可能。

　　《環球時報》 (2003年02月14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