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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師:一支開炮前即被葬送的艦隊
送交者: 力挽狂瀾 2010年05月28日00:03:47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一、一場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與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首當其衝的是為多年慘澹經營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滅。一切後果由此蔓延擴展。戰爭雙方裝備實力與最終結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師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艦隊。有人統計,不算南洋水師和廣東、福建水師,僅建成北洋水師就耗銀3000萬兩。滿清駐日本領事姚錫光在描述北洋艦隊年開支時說,“其俸餉並後路天津水師學堂及軍械、支應各局經費,歲1768000餘兩”;這還僅僅是北洋艦隊的官兵餉項及後方開支等項。另有統計說,清廷支付的艦船購造費便已超過3000萬兩。再加艦船上各種裝備器材的購置維持費、艦隊官兵薪俸、艦隊基地營造費及維持費、後路各造船修船局廠及官衙的開設維持費、海軍人才的教育培養費等等,合而計之,清廷為海軍的總投資約在1億兩上下。等於每年拿出300多萬兩白銀用於海軍建設,平均占其年財政收入的4%強,個別年份超過10%。這樣的數目與比例,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謂不高。

  這是一支危機面前完全可以一戰的艦隊。其建立之初即參考西方列強海軍規制,制定了一套較為嚴密的規程。從表面看其組織制度已經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且十分嚴格的要求。艦隊的訓練也曾經十分刻苦。琅威理任總教習時,監督極嚴,“刻不自暇自逸,嘗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琅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嚴格的要求和訓練,使艦隊官兵在文化素質上也達到了較高水準。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爾評價道:“其發施號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艦隊而論,誠非輕心以掉之者也”。

  該艦隊在裝甲和火炮口徑方面一直保持優勢。排水量7335噸的“定遠”、“鎮遠”兩艦是亞洲最令人生畏的軍艦,屬於當時世界較先進的鐵甲堡式鐵甲艦。設計時綜合了英國“英偉勒息白”號和德國“薩克森”號鐵甲艦的長處,各裝12英寸大炮4門,裝甲厚度達14寸。日方嘆其為“東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艦為最大威脅。它加速造艦計劃,搞出所謂“三景艦”對付定、鎮二艦,但直到戰時,它們仍未達到如此威力。黃海大戰中,定、鎮二艦“中數百彈,又被松島之十三寸大彈擊中數次,而曾無一彈之鑽入,死者亦不見其多”,皆證明它們是威力極強的海戰利器。

  據日方資料記載,黃海海戰時雙方艦隻裝甲情況如下:

  日方似將既使金屬構造但未加裝甲防護的艦隻,皆歸入非鐵甲艦隻一欄。據我方資料記載,“定遠”、“鎮遠”的護甲厚14寸, “經遠”、“來遠”的護甲厚9.5寸。 看來即使日本的“三景”艦,也缺乏北洋艦隊這樣較大規模的裝甲防護。北洋艦隊的裝甲水平普遍超過日本艦隊。

  火炮方面據日方記載,200毫米以上大口徑的火炮日、中兩艦隊之間為11門對21門,我方記載此口徑火炮北洋艦隊則有26門;優勢更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也有92比50的優勢。日方只在中口徑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優。當然因為中口徑炮多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優勢還是明顯的。但因為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的優勢同樣不小,所以不能說火炮全部是日方占優。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說,日艦每小時快1.44節,優勢似乎不像人們形容得那麼大。有人說北洋艦隊將10艦編為一隊,使高速艦隻失速達8節,不利爭取主動,那麼日本艦隊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艦,其艦隊失速亦不在北洋艦隊之下。

  流行的說法是,北洋海軍自1888年後未添船購炮,已難以一戰。但從以上可看出,不論就哪一個方面說,北洋艦隊也遠未到不能一戰的地步。1894年5 月下旬李鴻章校閱北洋海軍,奏稱“北洋各艦及廣東三船沿途行駛操演,船陣整齊變化,雁行魚貫,操縱自如。……以魚雷六艇試演襲營陣法,攻守多方,備極奇奧”;“於駛行之際,擊穹遠之靶,發速中多。經遠一船,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廣東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間合操,水師全軍萬炮並發,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國,均以兵船來觀,稱為節制精嚴”。

  若不是出於此種自信,清廷不會在這篇上奏兩個月之後毅然下詔對日宣戰。

  二、精心策劃戰爭的日本為勝敗皆做好了準備

  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礙於北洋水師,它沒有必勝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豐島海戰後對同僚說:“似有糊裡糊塗進入(戰爭)海洋之感”;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其外交記錄中也寫道: “……英國亦自始與其他列國同抱最後勝利將歸中國之臆測,中日開戰後,彼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斐利曼德之舉動往往不少可怪之處;今亦不能辯其是否出於有心的運動”。

  開戰之初,世界輿論普遍以中國為看好。日本大本營制定了三種方案,為勝敗皆做好準備: 甲,殲滅北洋艦隊奪取制海權,即與清軍在直隸平原決戰;乙,未能殲滅對方艦隊,不能獨掌制海權,則只以陸軍開進朝鮮;丙,海戰失利,聯合艦隊損失沉重,制海權為北洋艦隊奪得,則以陸軍主力駐守日本,等待中國軍隊登陸來襲。

  三種方案皆圍繞制海權進行。三種方案皆視北洋水師之命運而定取捨。

  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也覺出自己海軍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軍的投入少於滿清海軍。據統計,日本從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軍撥款94,805,694日元,約合白銀6,000多萬兩; 只相當於同期清廷對海軍投入的60%。

  其次,聯合艦隊的組建時間倉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剛剛編成。此時距豐島海戰僅6天,距黃海海戰也只剩下60天時間。其主力戰艦多是1890年以後下水,艦齡短,官兵受訓時間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水師自 1888年成軍後,艦隊合操訓練已經6年,多數官兵在艦訓練時間達10年以上,這是倉促成軍的日本聯合艦隊無法比擬的。

  其三,聯合艦隊艦隻混雜,有的艦隻戰鬥力甚弱。

  據日方統計,聯合艦隊12艘軍艦參加關鍵的黃海海戰,共計40,840噸;北洋海軍14艘軍艦參戰,共計35,346噸(我方大多數資料統計北洋艦隊參戰艦隻為10艘,皆不算開戰後趕來增援的“平遠”、“廣乙”兩艦及兩艘魚雷艇);日方在總噸位上的優勢也是貌似強大。

  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噸,只有一門120毫米火炮,日方稱其為“偽裝巡洋艦”,實為一艘戰前剛剛改裝的商船,根本不適合作戰。該船在黃海海戰中由日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乘坐,只為觀察戰況。戰鬥一開始它就躲在日艦戰鬥隊形的外側,企圖靠其它軍艦掩護其安全。再如“赤城”號炮艦,排水量僅622噸,航速10節,被安排在尾隨“西京丸”之後,躲避北洋艦隊的直接炮火。這兩艘日艦戰鬥力防護力均較弱,被形容為“羈絆手足、老朽遲緩之二艦”;日方在海戰中根本不依靠它們的戰鬥力。“比睿”艦則是一艘1873年購自英國的全木結構老艦,首尾三根高聳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盜船,完全不像一艘現代軍艦。

  中日海軍,各有優劣。從客觀條件看,沒有哪一方能夠穩操勝券。所以當雙方在黃海相遇、將拉開大戰序幕時,為緩和其官兵的緊張情緒,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隨意吸煙,以安定心神”。

  三、戰場上北洋水師像一支未加訓練的艦隊

  艦隊是實力相當的艦隊,結局卻是一邊倒的結局。當面臨的是戰場而不是操場、面對的是敵艦而不是靶艦的時候,“節制精嚴”的北洋艦隊變得毫無節制可言。

  首先艦隊布陣就陷入混亂。丁汝昌與洋員漢納根、泰萊商定“分段縱列、掎角魚貫之陣”,到劉步蟾傳令後竟變為了“一字雁行陣”;接着針對日方的陣式我方又發生齟齬,接戰時的實際戰鬥隊形擺成了“單行兩翼雁行陣”。

  臨戰前短時間內陣形如此變亂,致使今天很多人還在爭論考證,北洋艦隊用的到底是什麼陣形。此種勉強之陣形維持時間也不長,“待日艦繞至背後時清軍陣列始亂,此後即不復能整矣”。再加上“定遠”艦一炮震塌飛橋,丁汝昌摔成重傷,首炮之始北洋艦隊就失去了總指揮(泰萊回憶道,“此橋之名甚佳,而其竟飛,而丁與予亦隨之飛。鴨綠江之戰以是開始”)。這場命運攸關的海戰持續4個多小時,北洋艦隊幾乎始終在無統一指揮的狀態下分散作戰;“旗艦僅於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後遂無號令”。劉步蟾、林泰曾二位總兵,無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揮。

  再者為作戰效能的低下。先擊之不中,後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總兵劉步蟾就命“定遠”艦首先發炮,首炮非但未擊中目標,反震塌前部搭於主炮上的飛橋,重傷了丁汝昌。戰鬥掉隊的日艦“比睿”號從我艦群中穿過,“來遠”艦在400米距離上發射魚雷,不中,其僥倖逃出。火力極弱的武裝商船“西京丸”經過“定遠”艦時,“定遠”發4炮,2炮未中;“福龍”號魚雷艇趕來向其連發3顆魚雷,最近的發射距離為40米,竟也無一命中,又僥倖逃出。僅600餘噸的“赤城”號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彈藥斷絕、大檣摧折居然也不沉,再僥倖逃出。李鴻章誇耀北洋海軍的“攻守多方,備極奇奧”、“發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說,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煙消雲散。

  戰場上的北洋海軍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訓練的艦隊。其6年合操實戰尚不能成一陣,而組建時間很短的日本聯合艦隊,在整個作戰過程中隊形不亂,“始終信號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據統計,黃海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九倍以上。

  雙方艦隊的實力與戰績相較是極不相稱的。“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養就是為了用。為什麼龐大的北洋艦隊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費千萬卻不能一戰”?

  自從戰爭與人類社會相伴以來,還沒有哪一種力量像海軍這樣,尤其檢驗一支軍隊的整體實力。也沒有哪一種兵器像軍艦這樣,每一個戰鬥動作的質量都是全體成員戰鬥動作質量的總合。戰場決定勝利,戰場卻不能孕育勝利。勝利只能孕育在充滿單調乏味訓練的承平。

  同治年間有人仔細觀察過西方海軍訓練:“……每船數百人,終日寂然無聲。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槍往來,足無停趾。不但無故無一登岸者,即在船亦無酣嬉高臥之人。槍炮、器械、繩索什物,不惜厚費,必新必堅,終日淬勵,如待敵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鏡;大小合膛,皆以規算測量,故其炮能命中致遠,無堅不摧。雖王子貴人,一經入伍,與齊民等,凡勞苦蠢笨事,皆習為之。桅高數丈,緣索以登,必行走如飛。盡各兵之所能,方為水師提督。行伍之中,從無一官一兵,可以幸進”。

  這就是戰鬥力。只有這種由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 嚴謹的作風培養出來的軍隊,在關鍵時刻才能拿出頑強的整體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貴。現代戰爭之勇,必須以高超的作戰技能為基礎。必須藉助精確熟練地操縱使用戰爭兵器來體現。一支連艦炮都能用來張曬衣褲的艦隊,戰時再勇,對形成有機合力來說也為時晚矣。

  四、這支新式軍隊,很快就與八旗綠營的腐敗軍風相差無二

  《北洋水師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但“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則在海軍公所所在地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對這種視章程為兒戲的舉動,李鴻章以“武夫難拘繩墨”為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對日宣戰前一日,他才急電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樣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定遠”艦水兵在管帶室門口賭博,卻無人過問;甚至提督也側身其間:“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與巡兵團同坐斗竹牌也”。

  滿清兵部所定《處分則例》規定,“官員宿娼者革職”;但“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在北洋艦隊最為艱難的威海之戰後期,“來遠”、“威遠”被日軍魚雷艇夜襲擊沉,“是夜‘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登岸逐聲妓未歸,擅棄職守,苟且偷生”;“靖遠”艦在港內中炮沉沒時,“管帶葉祖圭已先離船在陸”。

  章程規定的船制與保養也形同虛設。艦船一是不保養,一是作他用。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曾談過一段對中國艦艇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業已無可駛用”。

  艦隊後期實行行船公費管帶包幹,節餘歸己,更使各船管帶平時惜費應付,鮮于保養維修,結果戰時後果嚴重。“致遠”、“靖遠”二艦截門橡皮年久破爛,一直未加整修,致使兩艦在海戰時中炮後速即沉沒。

  至於艦船不作常年訓練而挪做他用,則已不是海軍的個別現象了。“南洋‘元凱’、‘超武’兵船,僅供大員往來差使,並不巡緝海面”;北洋以軍艦走私販運,搭載旅客,為各衙門賺取銀兩。在這種風氣下,艦隊內部投親攀友,結黨營私。海軍大半閩人,水師提督、淮人陸將丁汝昌“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黃海之戰後,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員全體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閩黨之首劉步蟾則被人們稱為“實際上之提督者”。總教習琅威理“督操綦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琅威理”。“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這支新式軍隊的風氣,如此之快就與八旗綠營的腐敗軍風無二。

  五、弄虛作假可以欺騙很多人,卻無法欺騙敵人

  艦隊腐敗風氣的發展,很快發展為訓練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平日操練炮靶、雷靶,惟船動而靶不動”;每次演習打靶,總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練,不過故事虛行”;“徒求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空給觀者以威力強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祿的實惠。最後發展到1894年大閱海軍時,定、鎮兩艘鐵甲艦12英寸主炮的戰時用彈僅存3枚(“定遠”1枚,“鎮遠”2

  枚)

  雖然“前此一年,鴻章已從漢納根之議,令制巨彈,備戰鬥艦用”,卻一直沒有落實。而這時戰爭已迫在眉捷,與備戰如此相關的事宜,既不見劉步蟾、林泰曾二管帶向丁汝昌報告,又不見丁汝昌向李鴻章報告。不管北洋艦隊內部提督、總兵、管帶之間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軍覆滅,定、鎮二艦到底有幾枚12英寸主炮戰時用彈,人人諱莫如深。就此一項,北洋艦隊大口徑火炮方面的優勢立成烏有。

  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海戰中二艦之主炮在絕大部分時間內,一直在用練習彈與敵艦作戰。

  歌舞昇平中弄虛作假,戰火硝煙中便代以謊報軍情。

  黃海海戰,丁汝昌跌傷、艦隊失去指揮,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倉促開炮震塌飛橋所致,奏報卻成為“日船排炮將‘定遠’望台打壞,丁腳夾於鐵木之中,身不能動”(至今我們一些學術文章還在引用這樣的觀點);丁汝昌還向李鴻章報稱“敵忽以魚雷快船直攻‘定遠’,尚未駛到,致遠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即將來船攻沉。倭船以魚雷轟擊致遠,旋亦沉沒”;實則日方艦隊中根本沒有魚雷快船,“致遠”艦在沉沒前也未曾“將來船攻沉”。

  此戰北洋海軍損失“致遠”、“經遠”、“揚威”、“超勇”、“廣甲”等5艦,日艦一艘未沉。李鴻章卻電軍機處“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據海軍提督丁汝昌呈稱……此次據中外各將弁目擊,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諸各國傳聞,則被傷後沉者尚不止此數。內有一船系裝馬步兵千餘,將由大孤山登岸襲我陸軍後路,竟令全軍俱覆”。日艦竟然攜一艘“裝馬步兵千餘”的運兵船來尋北洋艦隊決戰,完全是無稽之談。為掩蓋失敗而說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一場我方損失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形容為 “以寡擊眾,轉敗為功”;而且“若非‘濟遠’、‘廣甲’相繼逃循,牽亂全隊,必可大獲全勝”。清廷也以為“東溝之戰,倭船傷重”,“鄧世昌首先沖陣,攻毀敵船”,“沉倭船三隻,余多受重傷”由此給予大力褒獎。一時間除參戰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進自我欣慰的虛假光環。不能戰,以為能戰;本已敗,以為平,或以為勝;嚴重加劇了對局勢的錯誤判斷。

  雖然北洋海軍上報擊沉的日艦,後來紛紛出現在圍攻威海的日艦行列中,但直至全軍覆滅那一天,謊報軍情未曾中止。1894年 11月,“鎮遠”艦在歸威海港時為避水雷浮標,誤觸礁石,“傷機器艙,裂口三丈余,寬五尺”;管帶林泰曾見破損嚴重難以修復,深感責任重大,自殺身亡。這樣一起嚴重事故,經丁汝昌、李鴻章層層奏報,就成了“鎮遠擦傷”,具體是“進港時為水雷浮鼓擦傷多處”,具體損傷狀況則瞞而不報。以至清廷信以為真,下諭旨稱“林泰曾膽小,為何派令當此重任?”

  有的謊報軍情,使作戰計劃都發生改變。1895年2月, 左一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臺後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衝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知此訊,遂撤消了對威海的增援。陸路撤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在艱難的威海圍困戰後期,這支軍隊更是軍紀全面崩潰。

  首先是部分人員不告而別。“北洋海軍醫務人員,以文官不屬於提督,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反而服務至最後,相形之下殊為可恥”。

  其次是單個的、小規模的潰逃發展到有組織、攜船艇的大規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艦總攻劉公島。交戰之中, 北洋海軍10艘魚雷艇及2隻小汽船在管帶王平、蔡廷干率領下結夥逃循。結果“逃艇同時受我方各艦岸上之火炮,及日軍艦炮之轟擊,一艇跨觸橫檔而碎,余沿汀西竄,日艦追之。或棄艇登岸,或隨艇擱淺,為日軍所擄 ”。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在戰爭中毫無建樹, 就這樣丟臉地毀滅了。

  最後更發展到集體投降。“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水手棄艦上岸,陸兵則擠至岸邊,或登艦船,求載之離島”;“哨兵已不在崗位,弁卒多離營壘”;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請降;劉公島炮台守將張文宣被兵士們擁來請降;嚴道洪請降;“各管帶踵至,相對泣”;眾洋員皆請降。面對這樣一個全軍崩潰的局面,萬般無奈的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複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鎮遠”、“濟遠”、“平遠”等10艘艦船為日海軍俘獲。這支投入巨資興建、前後多年操練、聲名顯赫一時的艦隊,就此全軍覆滅。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敵。軍風至此,軍紀至此,不由不亡。

  六、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

  自林則徐以後,國人皆知西方專恃堅船利炮,無堅船利炮要割地賠款。清廷也以為過去之失盡在船不堅、炮不利。現在船不可謂不堅了,炮也不可謂不利,為什麼還要割地賠款、且甚至是更大規模的割地賠款?為什麼巨額軍餉堆砌起來的海軍從理論上說能夠一戰、實踐中卻不經一戰?

  北洋艦隊如此迅速的覆滅,震驚中外。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曾評論說,北洋水師“觀其外貌,大可一決雌雄於海國”。他只看到了這支艦隊的外貌。親歷戰鬥全過程的洋員泰萊,對這支艦隊評論如下:“如大樹然,蟲蛀入根,觀其外特一小孔耳,豈知腹已半腐”;可謂要害之語。

  戰爭在最終檢驗一支軍隊、證明一支軍隊。清朝末年政治腐敗導致軍事失敗,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僅此,還遠不能解釋清楚為什麼竟敗至如此之慘。

  應該說艦隊廣大官兵作戰異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員對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寧死不退、誓以軍艦共存亡之氣概,對今人仍是極大的激勵。

  但是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至今仍有人以為北洋艦隊敗於船速炮速,敗於經費不足。同是戰鬥艦,只備有一兩枚主炮實彈去作戰的海軍,有再強的兵器也歸於無用。同是魚雷艇,我方管帶王平等人駕艇冒死衝出港外爭相逃命、丟臉地毀滅之時,日方艇長鈴木貫太郎卻率艇冒死沖入港內、創下了世界近代海戰史上魚雷艇首次成功夜襲軍艦的戰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撥一些經費就可彌補的麼?

  單就軍事來說, 甲午戰爭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於龐大的北洋艦隊整體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點,任何經費短絀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證,以致對叛徒逃兵的聲討和對英雄壯烈的謳歌,在這個殘酷事實面前皆成了蒼白無力的開脫。

  甲午之敗,腐敗使然。有政治的腐敗,更有軍事的腐敗。可以計算一下,在日本聯合艦隊開炮以前,我們自己內部有多少人參加進了埋葬這支艦隊的工作。他們有的本是海軍積極的籌建者,為此上下呼籲,四處奔走;有的則是艦隊指揮者和戰鬥參加者,最終隨戰艦的沉沒而自殺身亡。有的至今仍受我們尊敬。他們的悲劇,又何嘗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在那個政治腐敗、軍紀廢弛的社會環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復,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鎖鏈。政權建立了軍隊,又腐蝕着它;軍隊維護着政權,又瓦解了它。它們本想極力避免但結果卻加速了那個無法避免的過程。在這其中,它們互為犧牲品。

  對當今的軍人來說,一個再大不過的教訓就是:武器本身並不是戰鬥力,哪怕是再先進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過人去實現。從這一點上來說,北洋水師之失敗實屬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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