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陳整風”以後，林彪一夥不僅不思悔改，反而鋌而走險，積極策動武裝政變活動。然而，歷史的發展是不以林彪一夥的意志為轉移的。由於毛主席英明領導，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很快就被徹底粉碎了。在這場複雜的、激烈的鬥爭中，毛主席表現出來的那種臨危不懼、戰而勝之的氣概，是我終生難忘的。

　　毛主席身體健康的時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視工作，返程時間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點，我們陪着已78歲高齡的毛主席又出發去南方巡視。毛主席這次去南方巡視的目的，開始我們是不知道的。但他在巡視途中曾經說到：“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週遊華北，到處遊說。我這次就是學他的辦法，也到處遊說。”

　　8月16日，毛主席乘坐的專列抵達武昌。在武昌，毛主席同武漢軍區兼湖北省負責人劉豐談話一次;同劉豐及河南省負責人劉建勛、王新談話一次;同已調國務院、仍兼湖南省負責人的華國鋒談話一次;臨行前，還同劉豐談話一次。28日到長沙。在長沙，毛主席同湖南省負責人華國鋒、卜占亞談話一次;同廣州軍區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丁盛，廣西區委負責人韋國清談話一次;同華國鋒、卜占亞、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談話一次。

　　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軍區兼江蘇省負責人許世友、福州軍區兼福建省負責人韓先楚、江西省負責人程世清談話兩次。毛主席沿途歷次談話我都參加了。在湖南，毛主席還同我單獨談話一次。南巡一路上，毛主席在談話中反覆強調：“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他反覆講：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指林彪一夥——作者注)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裡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

　　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稱“天才”。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麼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

　　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這次廬山會議，只提出陳伯達的問題。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不過，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

　　聽了毛主席這些話，我意識到他是為了要幫助一些地方的黨政軍負責同志提高對發生在廬山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的鬥爭的認識，爭取團結和盡力挽救在廬山會議上犯了錯誤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黃永勝等人。

　　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遭到挫敗的林彪一夥並不改弦易轍，反而在會後很快開始了謀害毛主席、進行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陰謀活動。直到林彪事件發生以後我才知道：早在1970年10月，以林立果為首組成了“聯合艦隊”，葉群還為周宇馳、王飛等人規定了人名代號，“聯合艦隊”是林彪謀害毛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骨幹力量。

　　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記載：“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在蘇州密謀後，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於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隊政治部副處長李偉信，從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分析了形勢，規定了實施要點、口號和策略，提出‘軍事上先發制人’，陰謀利用‘上層集 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543(註：一種導彈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奪取全國政權’或製造 ‘割據局面’，並陰謀‘借蘇力量鉗制國內外各種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據《‘571工程’紀要》建立‘指揮班子’的計劃，在上海召集江騰蛟、王維國、七三五部隊政治委員陳勵耘和南京部隊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秘密開會，指定南京以周建平為‘頭’，上海以王維國為‘頭’，杭州以陳勵耘為‘頭’，江騰蛟‘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戰鬥小林彪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的秘密據點林彪反革命集團在廣州白雲山的秘密據點在秘密據點繳獲的部分收發報機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制定了聯絡密語、暗號。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維國，在上海成立了為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駕駛車輛等特種訓練。”

　　在制定《“571工程”紀要》的過程中，林立果明確地說：“辦法是搞掉B—52(誣衊毛主席的代稱——作者注)實行武裝起義”，“我看就叫 ‘571’，‘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他們認為：“和國外‘571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迴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比較起來，空軍搞‘571’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兩種可能性：奪取全國政權，割據局面。”

　　所有的這些，毛主席當時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夥的陰謀行動的目標就是要“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紀要》——作者注)。在毛主席南巡期間，林彪一夥千方百計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蹤，探聽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的內容。

　　9月5日，廣州部隊空軍參謀長顧同舟聽到毛主席在長沙談話內容的傳達後，立即密報給林立果。9月6日，武漢部隊政委劉豐不顧毛主席的叮囑，把毛主席在武漢談話的內容告訴了陪外賓到武漢訪問的李作鵬，李作鵬當天回到北京即告訴了黃永勝。當晚，黃永勝又將毛主席談話的內容密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和葉群。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顧同舟、劉豐的密報後，感到自己暴露無遺了，決意對在旅途中的毛主席採取謀害行動。9月 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寫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這樣一來，危險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當時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陳勵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主席住所的警衛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無異於進入了虎穴。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已經識破了林彪的陰謀。

　　這次南巡，毛主席從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當地負責人的談話中又了解到葉群、林立果進行陰謀活動的一些情況。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

　　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工作人員，在看望他老人家時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毛主席根據前後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況，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測行為，於是他當機立斷，及時採取措施，對付林彪一夥的陰謀。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專列轉移。我問毛主席，專列是向後轉移，還是向前轉移?向後是轉到金華，向前是轉到上海。我還建議，也可以轉向紹興，即轉向杭州到寧波的一條支線上，觀察動靜。

　　毛主席同意轉向紹興，說：“可以。那樣就可以少走回頭路了。”當時，毛主席還不知道林彪的那個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夥進行武裝政變的計劃。但是，毛主席憑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覺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思想上、行動上已做了各種防範準備。我從毛主席住地出來，馬上就打電話找當時負責毛主席在杭州的警衛工作的陳勵耘。陳勵耘的秘書接的電話。

　　他接到電話後，馬上跑到我的辦公室來說：“陳政委有事，您有什麼事請跟我講。”我說：“專列要轉移，這個事對你講，你能辦成嗎?”秘書肯定地回答說：“能。”我說：“你可以試着辦一下，不過還是要找到陳政委。”緊接着我就找到張耀祠說：“趕快去找專列的同志講清楚，火車馬上開走。”當時天氣太熱，我還要求在專列轉到新的停車地點後，給毛主席的主車和餐車上面搭個棚子，起到防曬作用。張耀祠馬上落實了。這些情況，我都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這麼辦，並說這個辦法好。毛主席的專列於9日凌晨轉到靠近紹興的一條專線上。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對我說：“走啊!不要通知陳勵耘他們。”我說：“主席，不通知他們不行。”毛主席問：“為什麼呀?”我說：“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來的時候，都通知了;走的時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還是要靠地方。”毛主席又說：“那就不讓陳勵耘上車來見，不要他送。”

　　我說：“那也不行，會打草驚蛇。”毛主席考慮了我的建議。他問：“那怎麼辦?”我說：“您看，是不是請南萍、陳勵耘……”我剛說到這裡，毛主席打斷我的話說：“還有一個，就是空五軍的軍長白宗善，這個人也請來。為什麼這次沒有請他見面?”我回答說：“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請來以後，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間裡又同他們談了一次話。當毛主席見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時，問：“你為什麼不來看我!”陳勵耘連忙解釋說：“他那天在值班。”

　　這次談話，毛主席講了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黨的歷史上幾次路線鬥爭的問題，軍隊幹部的團結問題，戰備問題。談話中，毛主席還說：不要帶了幾個兵就翹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條軍艦就翹尾巴，我不贊成，有什麼了不起。三國關雲長這個將軍，既看不起孫權，也看不起諸葛亮，直到走麥城失敗。

　　毛主席在談話中，再一次批評了林彪、黃永勝。他還針對領導人鬧不團結的情況，講了一個故事，寓意深長。春秋時候，魯與齊戰，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後來被曹劌阻止了，採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造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戰例。他說，齊國和魯國打仗，我是幫齊國，還是幫魯國呢?魯國小，人少，但團結的好。齊國向魯國進攻，魯國利用矛盾，結果把齊國打敗了。在談話的時候，我就布置專列做開車的準備。毛主席同他們談了半個小時。談完後，我請他們到我的房間裡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裡，請示說：“到上海後車停在哪裡?”毛主席說：“停在上海郊外虹橋機場專用線，顧家花園就不進去了。”我說：“上海那邊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毛主席說：“是。這個電話由你們打。”當時，陳勵耘在我的房子裡，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裡給王洪文打了一個電話。

　　專列10日13點40分由紹興返回，14點50分抵達杭州站。在離開杭州去上海的時候，我們沒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陳勵耘卻來了。陳勵耘到了車站後，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裡有鬼，當時神情很不自然。他跟我握手時問我：“車開後，要不要打電話通知上海?”我說：“你打電話給王洪文或者王維國，這兩個人都可以，就說我們的車出發了，還是在那個支線上停住。”以後我了解，陳勵耘確實打電話通知了王洪文。

　　後來，據陳勵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為於新野到了杭州。於新野是8日先坐飛機到上海，然後趕到杭州找陳勵耘布置任務的。但於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他追問陳勵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講了些什麼話，陳就把毛主席同他們談話的內容做了報告。

　　當時，於新野告訴陳勵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間謀害毛主席。據我們後來了解到的情況，陳勵耘在接待於新野的房子裡掛着一張毛主席像，陳勵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發愁。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發動武裝政變、殺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殘忍，是駭人聽聞的。

　　從後來“聯合艦隊”成員的供述和我們調查得到的材料看，他們準備謀害毛主席的辦法有八種之多：

　　第一種辦法，如果毛主席的專列停在上海虹橋機場專用線上，就由負責南線指揮的江騰蛟指揮炸專用線旁邊飛機場的油庫，或者讓油庫燃燒。據王維國交代，這時就由王維國以救火的名義帶着“教導隊”衝上火車，趁混亂的時候，先把汪東興殺死，然後殺害或綁架毛主席。

　　第二種辦法，是準備在第一種辦法失敗後採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專列通過碩放鐵路橋時，炸掉鐵路橋和專列，製造第二個“皇姑屯事件”。然後他們再宣布是壞人搞的。碩放橋在蘇州到無錫之間，他們已經到那裡看了地形，連炸藥怎麼安放，都測量和設計好了。

　　第三種辦法，如果碩放炸橋不成，就用火焰噴射器在路上打火車。周宇馳講，火焰噴射器可以燒透幾寸厚的鋼板。朝火車噴射，很快就會車毀人亡。王維國、周宇馳等人也到鐵路沿線看過地形。他們準備從外地調來火焰噴射器部隊，由於我們行動提前，這支部隊沒有來得及調來。　　第四種辦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車。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 飛機的，這兩種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強，對付火車不成問題。

　　第五種辦法，是由王維國利用毛主席接見的機會，開槍殺害毛主席。

　　第六種辦法，是利用中央開會的機會，對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種辦法，是策劃用飛機上的機關炮、警衛營的步槍、機關槍打毛主席乘坐的專列，把車打停以後，欺騙戰士說上火車去抓兇手，看着哪個活着就把他幹掉。

　　第八種辦法，是要陳勵耘在杭州用改裝的伊爾—10飛機來轟炸毛主席的專列，由陳勵耘負責在飛機上裝炸彈。

　　據陳勵耘後來供述：於新野找他布置任務時，他曾提出杭州沒有可靠的飛行員，於新野答應回去向領導上匯報，派一個飛行員來。他們準備派誰呢?派魯珉。魯珉當時是空軍司令部的作戰部部長。陳勵耘說：“那就好。那就干!”陳勵耘還說，用飛機轟炸專列的辦法是可靠的。

　　9月9日，於新野在上海當着王維國的面說：“我們這次用飛機轟炸，除飛機上有的武器外，還要再加配高射機關槍，這個機關槍可以掃射火車上跑下來的人。”從這幾種辦法可以看出，林彪一夥謀害毛主席的手林彪反革命集團為謀害毛主席準備使用的伊爾—10強擊機段是何等陰險毒辣!當於新野同王維國一起策劃時，王維國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車住在顧家花園怎麼辦?

　　於新野說，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顧家花園，可以把王維國的“教導隊”帶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機槍把前後路堵死，先把警衛部隊消滅，再衝進去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王維國還向於新野表態說：“首長(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執行。”於新野、王維國都認為，在上海動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對他們更有利。

　　9日下午，於新野從上海坐飛機回北京前，王維國同他一起又看過一次地形，他們決定就在上海謀害毛主席。於新野飛回北京，就到西郊機場向林立果做了匯報。林立果在西郊機場的平房和西郊機場旁邊的空軍學院裡都有辦公室，那裡是他的據點。林立果馬上將謀害毛主席的陰謀活動的進展情況報告給在北戴河的林彪和葉群。

　　這時，林立果和周宇馳對江騰蛟說：北線由王飛指揮，南線由你指揮，你要趕快回南方去。王飛當時是空軍司令部的副參謀長，是“聯合艦隊”的骨幹成員。他們計劃在北線實施的行動，是要把在京的周總理、朱德、葉帥、聶帥、徐帥、劉帥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飛等人把釣魚臺、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

　　周總理當時就住在中南海里。他們打算用坦克沖中南海。王飛說，北京上空是禁飛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牆撞開。在他們密謀的過程中，還有人提議可否用導彈車拉着導彈打中南海。他們說來說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方案。林彪知道搞政變的行動已經全面展開了，他有帶兵的經驗，怕單靠“聯合艦隊”這幾個人沒有把握，怕他們經驗不夠。林彪要指揮一個大“艦隊”。他通過葉群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調動起來了。那幾天，他們的電話聯繫十分頻繁，常常是兩三部電話機同時講話，一講就是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據調查：9月10日，黃永勝同葉群通電話5次。其中有兩次通話時間竟分別達90分鐘和135分鐘。同日，林彪還給黃永勝寫信，信上說：“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他們稱毛主席為“B—52”。葉群在給吳法憲電話中問：B—52的情況現在怎麼樣了?吳法憲向她報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陳勵耘等人談話的內容。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

　　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作聲，他沉着地待機而動。當時，我也發現有些現象不正常。杭州我們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轉往上海。由於我們行動非常快，使得陳勵耘和王維國等人措手不及。

　　10日15點35分，我們從杭州發車，18點10分就到了上海。這次隨毛主席外出，我帶上中央警衛團幹部隊100人，前衛、後衛車都上了部隊。專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外圍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部隊，以防不測。

　　在離我們的專列150米遠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着火了，我們的火車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裡守衛。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王洪文見面，但沒有談幾句話。王洪文住在車下的房子裡，他還要我也搬到車下來住。我因為考慮專列的安全就謝絕了。第二天上午，許世友來了。

　　毛主席與許世友、王洪文和我，談了兩個小時的話。毛主席說：犯點錯誤是不要緊的，有的屬於認識問題，現在有的同志有些認識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說：要爭取主動，有了錯誤，不認識，不改正，在那裡頂着不好，這會加深錯誤，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輕裝上陣，人就舒服了。他還指出：有人在搞陰謀詭計，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團結，在搞分裂。許世友表示，廬山會議的問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談到中午，毛主席說：“吃中午飯啦!今天，我就不請你們在車上吃飯了。

　　王洪文，你請許世友到錦江飯店去吃飯，喝幾杯酒。”許世友熱情地說：“汪主任，你也去。”我說：“我不去了，謝謝。”毛主席當着他們的面對我說：“汪主任，你把他們送走以後，再回來一下。”我送許世友、王洪文下車時，看到王維國也來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見。我送走許世友、王洪文、王維國等人後，馬上回到車上去見毛主席。毛主席問：“他們走了沒有?”我說：“走了。”毛主席馬上說：“我們走。你立即發前衛車。”我說：“不通知他們了吧?”毛主席說：“不通知。誰都不通知。”

　　我們執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發了前衛車。13點12分，我們的車也走了。專列開動時，車站的警衛人員馬上報告了在錦江飯店吃飯的王洪文。王洪文小聲告訴許世友說：“毛主席的車走了。”許世友很驚訝地說：“哎呀!怎麼走了?”王洪文對許世友說：“既然走了，我們還是吃飯吧。”王洪文、許世友、王維國等人吃了兩個多小時的中午飯。吃完飯已經是下午了。

　　許世友便乘一架伊爾—14飛機趕回南京，然後到車站接我們。我們專列18點35分抵達南京站，停車15分鐘。許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說： “不見，什麼人都不見了，我要休息。”我下車見了許世友，跟他說：“毛主席昨天晚上沒睡，現在休息了。毛主席還說，到這裡就不下車了。”許世友說： “好!”他接着問我：“路上要不要我打電話?”我說：“不用了，我們打過了。”許世友又問：“蚌埠停不停?”我說：“還沒最後定。一般的情況，這個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沒定。”專列從南京開出後，到蚌埠車站是21點45分，停車5分鐘。

　　12日零點10分到徐州，停車10分鐘。到兗州時是2點45分，沒有停車。到濟南時是5點，停車50分鐘。在濟南車站，我打電話給中辦值班室，要他們通知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到豐臺站，毛主席要找他們談話。專列到德州時是7點40分，停車20分鐘。11點 15分到天津西站，停車15分鐘。12日中午13點10分，專列抵達豐臺站停車。毛主席與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和我談了話，一直講到下午3點多鐘才結束。

　　過去，毛主席從來沒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車的，這次是個例外。15點36分，專列由豐臺站開出，16點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車後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從杭州動身到這時，毛主席已經3天沒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對毛主席說：“您睡吧。”毛主席關心地對我說：“你也睡一睡吧。”我說：“我也回去睡一睡。”

　　當林立果又探聽到毛主席確實於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後，深感謀害毛主席的陰謀已經破產，他在驚恐之餘，給在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說情況緊急，兩個小時以後飛往北戴河，並說，他走後北京由周宇馳指揮。林立果還對周宇馳等人說，現在情況變了，我們要立即轉移，趕緊研究一個轉移的行動計劃。他們要轉移到哪裡去呢?他們要實施早在《“571工程”紀要》中密謀的方案，即謀害毛主席不成，就轉移到廣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

　　這就是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時所說的“兩謀”：一個是陰謀殺害毛主席;另一個是陰謀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①據李偉信(林彪死黨，直接參與研究制定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的成員之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同周宇馳、於新野一道乘直升飛機外逃，叛國投敵。被迫降落時，駕駛員中隊長陳修文烈士與叛徒周宇馳奪槍搏鬥，被殺害。迫降後，周、於自殺，李偉信被我俘獲。)1971年10月13日交代：“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葉群，當時，空軍已經被他們控制。

　　他們安排了5架飛機飛往廣州：一架是256號三叉戟，林彪的專機;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給黃永勝等乘坐;第三架是伊爾—18;第四架是安—12 運輸機，可以裝汽車;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裝防彈車。他們說，還要為林彪再準備一架伊爾—18。林立果在電話中把這些安排都報告了林彪。林彪說：“立即轉移。”隨後，林立果給王飛傳達說：“你這樣安排對。林副主席決定立即去廣州。”

　　後來據調查得知，林彪他們有一個先談判、後動武的計劃，他們想到了廣州以後，先提出條件同北京談判。但他們估計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小。這樣，他們就計劃在一起到蘇州，以後，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於新野從杭州到上海。當天晚上，林立果在他臥室里對於新野和我說：“根據目前形勢，要設想一個政變計劃。”

　　他要立即把周宇馳從北京叫來商量，同時叫於新野暫不回北京，主要處理這件事。林立果接着說：“剛才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 (是英國飛機名稱，反革命分子林立果等人稱呼反革命分子葉群的代號)說了一下，她說在上海要隱蔽、安全。”反革命分子周宇馳三月二十日到上海。

　　當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馳兩人密談，後把於新野叫去。第二天，開始他們三人商量，後來叫我也去了。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說：“目前從各地區實力來看，首長(指野心家林彪)講話，還是有一定作用，這件事與首長(林彪)談過，首長(林彪)叫先搞個計劃。”這次主要談了這樣幾個問題：

　　(一)研究了形勢。主要談了三方面：

　　(1)在全國範圍內，“首長”(指野心家林彪)的權力勢力，目前是占絕對優勢，是一邊倒的，是最好的時機，但是可能逐漸削弱。

　　(2)張春橋(他們指所謂文人力量)正在發展。因為九大以後，全國局勢基本穩定，在和平時期，文人方面工作和力量，勢必要發展。

　　(3)從事物發展規律來說，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面轉化，交叉發展規律，反革命分子林立果還惡毒地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主席一貫是這樣，一會兒用這邊力量，一會兒用那邊力量，用這樣的辦法玩弄平衡。目前的發展趨勢是用張春橋。”

　　(二)研究了野心家林彪的接班問題，說有三種廣州立即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動員，並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動武，就聯合蘇聯，南北夾擊。林立果要求通知廣州部隊空軍參謀長顧同舟，要他安排好車輛和房子。周宇馳還對李偉信說，馬上打電話給上海的王維國，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爾—18飛機在上海着陸，把警衛團二中隊換下來，讓王維國的空四軍“教導隊”和上海的“聯合艦隊”成員做好準備，搭乘這架情況：

　　1.“首長”(指野心家林彪)和平過渡地接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馳說，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說，五、六年還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變化就很大，很難說“首長”(林彪)的地位還一定能保得住。當然和平過渡的辦法最好。

　　2.“首長”(指野心家林彪)被人搶班(被趕下台)。反革命分子周宇馳認為一下不可能，最起碼三年以後。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認為，很難說，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誰倒還不是一句話。反革命分子於新野說：那“首長”(指林彪)是主席自己樹起來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惡毒地說：劉少奇不也是他立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覺得野心家林彪隨時都可能被趕下台，因此，他積極瘋狂地策劃反革命政變。接着談了上海文匯報三月十六日發表的文章，林立果認為，這篇文章是有來頭的。既然有來頭，就應該看成是信號，是輿論準備。

　　3.“首長”(指野心家林彪)提前搶班，可有兩個辦法：(1)把張春橋等這一夥搞掉，保持“首長”(指野心家林彪)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認為張春橋同志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2)直接陷害偉大領袖毛主席，但是他們又考慮主席影響、威信這樣大，以後政治上不好收拾，儘可能不這樣干。反革命分子周宇馳還非常險惡地說，當然一定這樣做也可以想辦法，如：把主席軟禁起來談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禍於人，把汪東興、張春橋叫去，把他們搞掉，就說他們與王、關、戚有關係，謀害主席，或者搞幾個犯人替死。到那個時候，反正“首長”(林彪)掌權，事後處理，“首長”(林彪)是可以出來說話的。但是這樣干，“首長”(林彪)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價。

　　(三)研究了辦法：爭取和平過渡，但是作好武裝起義準備。目前先做兩件事，(1)寫個計劃;(2)讓空四軍組建一教導隊。計劃：一開始研究代號，想了很久，最後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計劃，即武裝起義的諧音。計劃目的和內容，林立果說，讓上海小組帶着教導隊先把飛機去廣州。周宇馳還要求於新野給空軍軍務部打電話，通知馬上準備好30支手槍，2支衝鋒鎗，多準備一些子彈。這些任務完成後，於新野立即去空軍大院協助江騰蛟、王飛組織人員轉移。周宇馳這時揮着胳膊對江騰蛟和王飛說：“他媽的，成敗在此一搏!”

　　12日傍晚，周宇馳在空軍學院召售江騰蛟、王飛一夥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會上確定，由王飛、江騰蛟負責組織人員，保護黃永勝等人南逃。他們計劃：13日早晨8點鐘，林彪由山海關機場直飛廣州;13日早晨7點鐘，接上頁注張、姚幹掉，可由王維國請張、姚來，或叫警衛處處長李松亭帶領去張春橋家 (那時林立果問我張家是否是你們警衛處管，我說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聽一下，我記得好像問過警衛處處長李松亭，李說張家是我們管，我們派人警衛和送日常用品，我將情況告訴了林立果。我為他們反革命計划進行了反革命活動)。

　　林立果又說，幹掉張、姚後，讓王維國、陳勵耘，必要時抽南京空軍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勢，然後串連全國力量，發表支持聲明，逼中央表態支持。假如許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維國他們保衛上海，形成對峙的局面，再和平談判。最壞的打算，是上山打游擊，先往浙江方向。

　　林立果還說，這些問題，這次去杭州與陳勵耘商量了一下。我看這個計劃，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於新野寫。計劃分幾個部分我說不清，好像有實施準備、方案，以後打算等。教導隊：以培養基層幹部為名，建立教導隊。要精幹、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華一。教導隊的幹部很重要，要選好。

　　光靠教導隊還不行，上海小組要去抓。小組裡以襲着顯、蔣國璋為主，小組每一至二人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機場直飛廣州。然而，事與願違。玩火者必自 焚。歷史無情地表明：接上頁注還要抓空四軍所屬的一個部隊，每個人在他抓的那個部隊，都要掛個職務。

　　另外要給教導隊多配些汽車和炮，增加機動能力。可以叫王維國自己造炮。軍事上要多學幾手，政治上培養對“首長”(林彪)、“副部長”(林立果) 的感情。林立果還說，“571”計劃和教導隊的事，目前只限“艦隊”、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知道，有些情況可以告訴上海小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動。

　　現在另外交待和揭發幾個問題。一、“571”計劃寫成後，我沒有見過，但是於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誇耀自己說：林立果把計劃及一本於新野最近摘錄的關於武裝起義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長”(林彪)、“主任”(葉群)那裡。二、於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廣州時對我說：批陳整風匯報會時，林立果當時比較緊張，對會議估計三種可能：(1)一般談一下，(2)整到軍委辦事組，(3)整到“首長”(林彪)。後來估計(1)、(2)可能大。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黃、吳、邱、李、葉都檢討林彪的“兩謀”，不過是一夥陰謀家的垂死掙扎而已，他們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

　　離北戴河西海灘兩公里處的聯峰山松樹叢中，有一棟兩層的小樓，這就是林彪、葉群住的中央療養院62號樓(原為96號樓)。1971年9月12 日，天色漸黑時分，林彪、葉群正在這裡忙着調兵遣將。可是從表面看來，62號樓卻是十分平靜，在這裡服務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林彪、葉群在接到林立果馬上要飛來北戴河的電話後，耍了一個花招，宣布當天晚上他們的女兒林立衡要與其戀愛對象張清霖舉行訂婚儀式。葉群指示秘書和工作人員說，不請人吃飯，但要準備好煙、酒、糖果、茶等，另外再準備兩部電影招待大家。

　　他們接上頁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們檢討，“主任”(葉群)非常緊張，當時要搞“571”，並和黃永勝也商量了，黃永勝他們也同意。三、劉沛豐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對我說，前幾天，天天四五點鐘睡覺，吃不消。我問幹什麼，劉說：葉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艦隊一些人員的代號也要去了。這樣做，是要轉移工作人員的注意力，掩蓋他們的陰謀活動。晚間，葉群還與林立衡一起看電影，電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點多鐘，林立果乘專機飛到山海關機場，9點鐘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鮮花給林立衡，表示祝賀。

　　林彪、葉群他們搞陰謀的事，林立衡當時不知道。林立衡與葉群平時關係不好，葉群有事總是背着她。林立衡是個很聰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來後，家裡好像有事不讓她知道。葉群一退場，隨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間。林立衡也沒有心思看電影了，就從電影室出來，到林彪的房間外邊去聽。她聽到林彪、葉群、林立果三個人在一起談話，隱隱約約地聽他們說，要去什麼地方。林立衡聽到這些話，心裡很緊張。她馬上去向當時在北戴河保衛林彪的8341部隊的副團長張宏和二大隊的隊長姜作壽報告。

　　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將情況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麼辦?”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周總理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主持討論將在四屆全國人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我將林立衡報告的情況向周總理報告後，周總理問林彪等逃跑時所乘的汽車我：“報告可靠嗎?”我回答說：“可靠。”周總理對我說：“你馬上打電話通知張宏，如果有新的情況，立即報告。”我和張耀祠都守在我的辦公室的電話機旁。

　　過一會兒，張宏又來電話報告說：林立衡還報告，她聽接林立果的汽車司機講，林立果是乘專機從北京來的，這架專機現在就停在山海關機場。由於林立衡的報告，我們掌握了林立果是乘專機去北戴河，山海關停有專機的重要情況。我馬上又將這個情況報告給周總理。這時，周總理聽了這些情況後，已經不能繼續主持開會了，他也緊張起來。他安排其他人繼續開會，自己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一間小房子裡處理北戴河方面的問題。

　　他打電話給我，要我不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那邊的情況。我說，不會離開，我就在電話機旁邊等着。周總理接着打電話把在大會堂參加《政府工作報告》稿討論會的吳法憲從會場上找出來，問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飛機從北京飛到北戴河去了。吳法憲回答說不知道，並說他要問一問空軍調度室。周總理要求吳法憲立即去問。吳法憲就到另一個房間去打電話了。

　　周總理這時又打電話給我，讓我立即轉告北戴河的張宏，讓他查一查，山海關是不是有一架專機，如果有什麼新情況，馬上向他報告。張宏很快答覆說，他已問過山海關機場，確實有一架專機，專機的機組人員正在休息，這個機場歸海軍管理。為外逃準備帶走的大批絕密文件。

　　晚上11點半鐘，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周總理問葉群說：“林副主席好不好呀?”葉群說：“林副主席很好。”周總理問葉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專機，葉群說她不知道。葉群稍微頓了一下後，又改口對周總理說：“有，有一架專機，是我兒子坐着來的。是他父親說，如果明天天氣好的話，他要上天轉一轉。”周總理在電話里又問葉群：“是不是要去別的地方?”葉群回答周總理說：“原來想去大連，這裡的天氣有些冷了。”周總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群說：“我們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氣好了，再飛。”周總理又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接着，周總理還說：“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總理提出要去北戴河，這一下子葉群警覺了，她慌了。周總理要是一來，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陰謀也就搞不成了。葉群勸周總理不要到北戴河來，對周總理說：“你到北戴河來，林彪就緊張，林彪會更不安。總之，總理不要來。”這些情況、對話，是周總理後來告訴我的。

　　周總理後來對我說，他確實打算去北戴河，已經讓楊德中準備飛機了。這時，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樓，他和我都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周總理派李德生到空軍司令部作戰值班室去協助他臨時負責指揮，還派楊德中陪吳法憲去了西郊機場。林彪聽了葉群的匯報，得知周總理要來北戴河。他說： “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覺了。你們趕快準備東西，我們馬上走。”

　　此時，葉群更加驚慌，她也說：“越快越好。”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號樓的人忙開了，慌了，都不知為什麼要走得這樣快。林彪的汽車馬上調到了他的住房門口。林彪快要上車時，葉群派人找過林立衡。林立衡自從報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況後，已經不敢再回去了。這時，二大隊執勤的哨兵也報告，說林彪住地很亂，搬東西的人來來往往。林彪和葉群、林立果先後上了汽車。

　　林彪問林立果和警衛秘書：“去伊爾庫茨克要飛多少時間?”林立果說：“很快就到。”林彪問完後，汽車就開動了。林彪的警衛秘書坐在前座上，後邊是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汽車駛到崗哨跟前，哨兵攔阻，葉群命令司機衝過去，警衛秘書這時突然改變主意，叫一聲“停車!”司機沒有聽他的，只是將車速稍微慢了一下，警衛秘書就打開車門跳下車。汽車裡有人向他開了槍。張宏、姜作壽等人看到這些，坐車跟上去。林彪的紅旗牌轎車時速開到100公里左右，張宏他們乘坐的吉普車根本追不上。等張宏他們追到山海關機場的時候，林彪已經上了飛機。

　　由於緊張和慌亂，林彪的帽子和葉群的圍巾都掉在了地上。飛機那時還未加完油，就起飛了。專機的兩個駕駛員，只上去一個，領航員、通訊報務員都沒有來得及登上飛機。張宏他們在機場上把林立果找對象選來的幾個“美女”拘留了。這些“美女”當時都發了槍，她們拿着槍不讓我們的警衛戰士進屋。張宏對她們說：“你們這是要幹什麼!我們是保衛林副主席的，你們怎麼這個樣子?”警衛戰士一進去，就把她們的槍繳了。

　　13日零點32分，我接到張宏從山海關機場打來的電話，說飛機已經起飛了。與此同時，林立衡也打電話來對我說：“聽到飛機響了，好像是上天了。”我對她說：“你報告得遲了一點。”她對我說：“剛聽到飛機聲。”我對她說：“我現在沒有時間接你的電話。”就把電話掛了。

　　我立即打電話給周總理，說：“毛主席還不知道這件事，您從人民大會堂到毛主席那裡，我也從中南海南樓到主席那裡，我們在主席那裡碰頭。”我叫張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說，你要去主席那裡接電話。我們和周總理幾乎是同時到了毛主席那裡。我們正在向毛主席匯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我，說林彪的專機已經起飛30多分鐘了，飛機在向北飛行，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強擊機攔截，我說：“我立即去請示毛主席，你不要離開。”

　　當時，毛主席的房間裡沒有電話，電話在辦公室里，離談話的房間還有幾十米遠。我馬上跑步回去，報告毛主席和周總理。毛主席聽了報告以後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周總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見，讓我馬上去傳達給吳法憲。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訴了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他的話，我沒有告訴他。

　　這時時針指向13日凌晨1點12分。飛機從起飛時算起，已經飛了40分鐘，快要飛出國境了。把這架飛機放過去，是毛主席、周總理的意見。這個意見是對的。要是把這架飛機攔截下來，那可不得了!會在全國造成不好的影響。林彪是黨的副主席，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裡去，做什麼事，攔截專機，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

　　後來才知道，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林彪、葉群經過長期策劃，林彪認為，只要毛主席健在，無論是威望還是文的、武的，他都不是對手，所以他想出了三個計策，即上策是謀害毛主席，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中策是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往北叛逃國外。最後關頭，他選擇了下策。

　　13日凌晨3點多，我們還沒有離開毛主席住地，空軍司令部又打來了電話，說調度室報告，北京沙河機場有一架直升機飛走，機號是3685，機上有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和正副駕駛員共5人，直升機正向北飛行。我馬上將這個情況報告毛主席和周總理。

　　毛主席和周總理異口同聲地說：“下命令，要空軍派飛機攔截。”空軍的殲擊機升空以後，由於天空很黑，直升機又沒有開航行燈，所以經過一番搜索沒有找到目標。駕駛直升機的飛行員陳修文，是個很好的同志，後來被追認為烈士。他當時裝着很焦急的樣子，喊叫說沒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實油是夠的。周宇馳說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別想活了。周宇馳還謊稱，林副主席已經坐三叉戟專機在烏蘭巴托降落了，說你們不要害怕，出了國境就行。陳修文聽周宇馳這樣一講，操縱飛機搖晃了一下，然後利用飛機晃動的機會改變了航向。

　　這時，天已經發亮，陳修文看到頭頂上的殲擊機了。周宇馳他們也看到了，很緊張。飛機開始往回飛，陳修文並將羅盤破壞了。周宇馳發現後，問陳修文為什麼改變飛機的航向。陳修文說，頭上有殲擊機，如果不機動飛行的話，可能要被打下來。周宇馳又問陳修文，羅盤怎麼不對。陳修文說羅盤早就出了故障。

　　這樣一來，周宇馳感覺到飛機的航向有問題，不知道飛機往哪裡飛。陳修文知道方向，他駕駛飛機經張家口、宣化等地又飛回北京。直升機在懷柔沙峪的一個空地上空盤旋了5圈後，開始降落。當直升機降落到離地還有20米時，周宇馳開了兩槍，把陳修文打死了。陳修文旁邊的副駕駛員叫陳士印，他將陳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臉上，躺在地上裝死。

　　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從直升機上爬下來後，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動時才停下來。周宇馳說：“這樣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們今天就死在這裡吧。”他還說：“有兩種死法。第一種是如果你們怕死，我就先把你們打死，然後我再自殺;第二種是如果你們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說完這些話，周宇馳就把帶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給黃永勝的親筆信撕碎。這兩個被撕碎的罪證，後來都找到了。

　　於新野對周宇馳說：“我們還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們同時開槍。”當周宇馳喊過繳獲文件的一部分林彪死黨李偉信等被我迫降在懷柔縣境內“一、二、三”後，“砰!砰!砰!”三聲槍響，可是倒下的只有兩個人，原來是李偉信怕死，他把槍彈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馳和於新野兩個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偉信爬起來就跑。這時民兵已經趕到，就地把李偉信抓起來了。抓李偉信的時候，他還喊叫，說要找衛戍司令。

　　14日上午8時30分，在烏蘭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打電話通知中國大使館，說蒙古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約見中國駐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報一架中國噴氣式飛機在蒙古失事的情況。9月14日中午12時20分，中國駐蒙古大使將一架中國飛機在蒙古失事的情況報告中國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長姬鵬飛主持下召開了黨組會，並將這個情況很快抄報了黨中央。

　　當時，我們都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會，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接的報告。周總理看到報告後，在會場上對我說：“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馬上去報告毛主席。”我說：“我馬上就回去報告毛主席。”當時，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廳，把這個消息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想了一下，問我：“這個消息可靠不可靠?為什麼一定要在空地上墜下來?是不是沒有油了?還是把飛機場看錯了?”我對毛主席說：“飛機到底是什麼情況，現在還不清楚，大使準備去實地勘察。

　　目前還不知道飛機是什麼原因墜落下來的。”毛主席又問我：“飛機上有沒有活的人?”我對毛主席說：“這些情況都不清楚，還要待報。”這個消息雖然很不具體，但它卻使毛主席、周總理和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心裡的石頭落了地。我國駐蒙古大使後來到飛機失事的現場去了解了情況，弄清飛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處，是中國民航256號三叉戟飛機，機上8男1女，全部死亡。

　　關於飛機墜毀的情況和我國外交部交涉的情況，大使和經辦的外交官都已經有文章發表，是可靠的。不久，我們把從直升機上和周宇馳等人的自殺現場繳獲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給黃永勝的信等調出來看時，在場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都驚呆了。

　　林彪叛逃後，關於如何處理同林彪有密切關係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問題，毛主席對周總理說：“看他們十天，叫他們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老同志，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交代好了就行。”但是，黃永勝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發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問題，什麼都不坦白。

　　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處說：“黃永勝他們怎麼處理了?你去問一問總理。”於是，我馬上趕到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向周總理匯報，說毛主席催問對黃永勝等人的處理。周總理讓我等一下，等他接見完外賓後，同他一起乘車去見毛主席。當我同周總理到達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後，周總理向毛主席報告說，黃永勝他們在拼命燒材料。

　　毛主席說：“是啊，那是在毀證據嘛。這些人在活動，這些傢伙是要頑抗到底了。”周總理對毛主席說：“我馬上辦。今天晚上辦不成，明天早上一定辦成。”周總理和我從毛主席那裡出來後，周總理說：“你不能離開中南海了，要嚴加保衛毛主席的安全。我們有事時可以找張耀祠、楊德中，必要時找你。”我當時向周總理建議不要在集體開會時解決，要分開來，一個人、一個人地辦。後來是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宣布的對黃永勝等人的處理決定。

　　當時，怕他們反抗，把福建廳的煙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總理對他們宣布說：“限你們十天坦白林立果的屍體交代，爭取從寬處理，你們不聽。這個事還小呀，還有什麼事比這個事更大!你們對黨對人民是犯了罪的。現在宣布對你們實行隔離審查。”一場陰險狠毒的反革命政變陰謀活動就這樣被徹底粉碎了。人民終於將林彪一夥野心家、陰謀家押上了審判台，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中共中央在1981年所作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歷史的事實確實是這樣的。毛主席在與林彪集團的鬥爭中，表現出了非凡的膽略和氣概。毛主席以他異常豐富的鬥爭經驗，成功地識破、挫敗了林彪集團在廬山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陰謀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宗派活動。

　　此後，毛主席採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了林彪集團的勢力。1971年南巡期間，毛主席和沿途黨、政、軍許多高級幹部談話，做工作，揭露林彪一夥的真實面目，提高大家的認識，團結全黨，反對分裂，並以其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的膽識，成功地戰勝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策劃的暗殺、搞武裝政變等一系列陰謀，在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策動的反革命武裝政變及分裂活動的殊死搏鬥中，奪取了全面勝利。中國共產黨沒有被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分裂，中國的歷史避免了大倒退。毛主席識破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為我們黨和國家戰勝野心家篡黨奪權的陰謀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其意義和作用都將是巨大的和深遠的。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形成、發展和覆滅，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本書把我跟隨毛主席參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前前後後活動經過寫出來，希望能有助於大家了解這段歷史。本書中，毛主席在武昌、長沙、南昌、杭州、上海、豐臺等地的多次談話，雖然地點、對象不同，但基本內容是相同的。為了保持歷史的原貌，儘管內容上有些重複，我還是按照原來的記錄抄錄下來了。書中記錄的毛主席各次講話，有些事的判斷或說話，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態和檢討，現在看來也許不夠準確，或者不夠妥當，但這都是歷史真實情況。

　　我相信讀者會理解歷史發展有個過程，人的認識會受一定的歷史環境限制的，也受到實踐的檢驗。我如實地寫出來，是為了真實地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本書寫作的過程中，得到當代中國研究所大力支持。劉中海、金隆德、朱元石、劉志男、劉桂民和汪小燕等同志，對本書資料核對、記錄整理、抄寫校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央黨史研究室鄭惠、魏久明、霍海丹等同志對本書作了審校。對此，我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本書的出版，主要靠當時記下的資料。現在看來是十分珍貴的。毛主席的講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當然有的談話是有感而發的，臨場記錄不可能句句記到，難免有遺漏的地方。本書的內容、觀點，是以我個人的角度和認識整理的，不一定都是對的。如有不當之處，請讀者提出意見或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