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報告了解放軍一次性剿殺2000人的“小保”分子，“小保”是大別山區的土匪，地痞，流氓以及惡霸組織，小保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折磨因迷路，傷病，掉隊的解放軍，和解放區政府工作人員，劉鄧大軍忍無可忍，提出“亂世用重典”，對這股非正規軍敵人採取非常規手段鎮壓....
　　宋埠事件
　　進入大別山區的劉鄧大軍和國民黨正規軍作戰，兩軍對陣，衝鋒陷陣，戰士們得心應手。對解放軍來說，在大別山最讓人頭疼的對手並不是那些重兵“圍剿”的國民黨軍，而是那些多如牛毛、無處不在的地主武裝“小保隊”。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使蔣介石如坐針氈。他在軍事“圍剿”的同時，又搞起了所謂的“總體戰”，實行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復和發展特務組織，對群眾嚴加控制。各地的地主、惡霸、特務、土頑部隊，仗着國民黨正規軍大量進入大別山，一時氣焰十分囂張，對我地方工作人員、基本群眾、掉隊戰士、傷病員，進行瘋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其中，國民黨地方政權組織的土頑部隊“小保隊”最為兇殘。“小保隊”成員十分複雜，有些是土匪，有些是地痞流氓，甚至有些還是紅軍時期的叛徒，這些人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大別山人。自土地革命以來，大別山地區一直有***的游擊隊伍活動，間接地成了“小保隊”的游擊戰老師。“小保隊”不但熟悉大別山地區的風俗民情，而且也熟悉解放軍的那一整套游擊戰術，因此危害也最大。“小保隊”平時和老百姓沒什麼區別，隱藏在群眾中，吃住也在村里，從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來他是“小保隊”。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放軍處於明處，“小保隊”處於暗處，時而嘯聚，時而分散，讓人防不勝防。這些人死心塌地為國民黨政權服務，對付***的手段比國民黨正規軍還要兇殘。國民黨正規軍抓着了解放軍，就和解放軍對待俘虜差不多，衣服一脫，換上國民黨軍服裝，有機會了還能再跑回來參加解放軍，軍紀比較正規的國民黨軍，還會把俘虜的傷病員送到軍隊的醫院，治好傷，再補充到部隊裡。事實上，在蔣介石關於“清剿”大別山的講話中，也曾多次講到“優待俘虜，瓦解敵軍”。落到“小保隊”手裡就慘了，幾乎沒有一個活下來的。事實上，當年的劉鄧大軍中就流傳着“不怕國民黨，就怕‘小保隊’”的說法。
　　六縱十七旅宣傳科幹事馬豐年，在大別山時和四十九團宣傳股呆在一起。有一天行軍時，部隊在半山腰休息，這時已經是上午9點多，走了一個晚上的路，馬豐年感到嗓子又干又渴，他對四十九團宣傳股股長楊錦華說：“你看，下面有個小村子，我渴得很，能不能下去找些水喝?”楊錦華知道每個村莊裡都可能有“小保隊”，就對他說：“你最好不要去。”馬豐年咂了咂嘴，嘴唇乾燥得裂出了一條條血道子，他忍不住又說：“我不去不行，都快渴死了，我一定要去搞些水喝。”楊錦華看着他渴得不行，只好鬆了口：“那你快去快回，一刻都不要耽誤，我在這等你!”楊錦華坐在那裡，部隊又開始行軍了，一營過去了，團部過去了，二、三營過去了，後勤也過去了，都已經有1個多小時了，馬豐年還沒有回來。楊錦華有些着急，站起來不停地張望着。走在最後面的收容隊也過來了，楊錦華只好跟着部隊走了。到了晚上，馬豐年還沒有回來，他忙找到政治處主任苗興華，講了這事，苗興華一下子急了：“怎麼辦?趕緊給旅里打電話!”楊錦華給旅政治部匯報後，政治部又匯報給了李德生，但部隊要趕着行軍，也沒有來得及回頭找他。但李德生一直都記着這件事。
　　楊錦華也一直忘不了。在抗美援朝回國以後，他在《解放軍報》上見到一篇“尋人啟事”，說是要找一個叫馬豐年的，解放戰爭時期是六縱十七旅政治部幹事，在大別山失蹤。這是馬豐年的家人刊登的。楊錦華看到後，忙寫了封信寄了過去，講了他失蹤的情況，但他到底是否犧牲了，他也拿不準。此後楊錦華一直在打聽着馬豐年，一直到2000年8月，原十二軍副軍長甄申路過徐州，已離休在家的楊錦華去看望他，說起這件事，甄申告訴他，馬豐年已經壯烈犧牲了。那次他一到村莊，就被“小保隊”抓到了，“小保隊”把他捆起來，把全村的人集合起來，惡狠狠地問他：“你們***，到我們大別山幹什麼?”馬豐年正氣凜然地回答：“打倒國民黨，領導窮人翻身做主人。”“小保隊”氣急敗壞，搬來了一張木床，用四顆大鐵釘，將馬豐年的四肢釘在床上，豎起來示眾，問他還要不要窮人翻身?馬豐年依舊堅強不屈：“我死了，窮人也要翻身!”“小保隊”就將他割耳、挖眼殺害了。甄申還告訴楊錦華，這事是李德生告訴他的，李德生很重視這件事，解放後曾經專程派人到大別山去尋找馬豐年，通過當地政府打聽到了這件事。
　　說起“小保隊”，楊錦華至今還深惡痛絕：
　　“小保隊”多如牛毛，很難把他們區分出來。他們都是本鄉本土的，和當地老鄉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再加上國民黨的反動宣傳，我們一些過左做法，甚至一些老鄉也幫着“小保隊”，我們幾乎得不到什麼情報，相反，“小保隊”的消息卻很靈通，我們很難打擊到它，它卻能經常給我們製造麻煩。在大別山行軍，戰士們最怕掉隊。大別山都是山路，拐彎多，草啦樹啦也很多，掉隊兩三百米，都有可能被“小保隊”抓到殺掉。我們團有個戰士，掉隊掉了400米左右，被他們拉到樹叢里，我們只聽他叫了一聲，等我們趕回去，人已經被殺死了。聽說十六旅有個工作隊員，被“小保隊”抓到後，死得很慘，又是割鼻子，又是挖眼睛、割生殖器。“小保隊”還特別頑固，有一次十七旅抓到一個“小保隊”，年輕也很小，只有十八歲，我們處決他時，是用刺刀捅的，一刺刀下去，他還在那裡喊：“老子二十年後還是條好漢。”
　　“小保隊”對當地情況熟、地形熟、人員熟，你人多時，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時候，他就出來搞你，把我們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都還很殘酷。這事我見過好幾次，有次是把我們的人殺死吊在樹上，大冬天的，沒穿上衣，只穿一條軍褲，這才看出是我們的人。我們把傷病員放到老鄉家養傷，這些傷病員十有**都活不了，有些是被“小保隊”搜出來的，有的可能是被老鄉主動交出來的，群眾基礎很不好。“小保隊”抓到這些傷病員，砍成幾塊，胳膊、腿扔到山上到處都是。我們出大別山時，還見到有5棵樹上吊死了5個人，都是解放軍，被開膛破肚，慘不忍睹。這不是國民黨正規軍干的，他們還想要個好名聲。後來我看到一個材料，是蔣介石關於“圍剿”大別山的講話，也講到了要“要嚴明紀律”，改變人民的觀感等等。“小保隊”就無所顧忌，簡直是天絕人性。國民黨政權也鼓勵它這麼幹。這對我們影響很大，戰士們普遍有兩怕，一怕負傷生病，二怕掉隊。
　　原六縱十六旅宣傳科幹事劉淑憲回憶說：
　　我當時被抽出來參加工作隊，我們是在英山縣一區，一共有8個人。那時“小保隊”真是太猖狂了，我們晚上住宿，一個晚上要轉好幾個地方，我們幾乎沒在一個地方睡過一夜的。到老鄉家裡住下後，我們要把屋門頂上，還得警告那家的主人：“不要給‘小保隊’報告，如果你們給‘小保隊’報告了，我們先把你們打死，要死咱們一起死。”我們的工作幾乎沒法開展，我們搞起的“貧民團”很難生存下來，參加“貧民團”的，很多都被“小保隊”殺掉了，後來我們都不敢公開叫“貧民團”了。英山縣二區有個工作隊隊員被“小保隊”抓住了，就用大釘子把他釘在牆上，過了一星期才死掉。還有的是被石頭砸死的，砸得都成一堆肉泥了，根本認不出來。那時我們都有一個想法，遇到“小保隊”，就是戰死，也無論如何不能被他們抓到，他們的手段真是太殘酷了。有一次我們被“小保隊”圍住了，他們有幾百人，有的手裡有槍，有的拿着扁擔，他們到了我們跟前，我們把為首的一個打死了，他們害怕了，我們再一追，他們才跑掉。想想那次也很危險。
　　“小保隊”對待解放軍女戰士的手段更讓人髮指。李德生在他的《征程憶懷》中曾講過一件事：六縱參謀處長王毓淮有次帶部隊經過一個村子，發現有一家房主說什麼也不讓部隊進去。王毓淮覺得情況可疑，進去一看，裡面有個小媳婦，怯怯地看看房主，又看看他。王毓淮總覺得眼熟，再一細看，原來是野政文工團的一個女戰士，王毓淮曾經看過她的演出。這位女戰士生性活潑開朗，被“小保隊”抓到後，當作了小老婆，這位女戰士平常也不敢哭，怕被殺害了。王毓淮得知事情真相，救出了這位女戰士，處決了這名“小保隊”。
　　楊錦華回憶說，大多數女戰士命運更慘，她們被“小保隊”抓到，遭到************後，又被脫光衣服，吊死在樹上了。
　　“小保隊”殘酷行徑，使解放軍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壓力。首先就是戰士們不願意到地方工作。六縱十六旅四十七團有個炊事員，是個40多歲的老戰士，走路不大靈活,有時行軍也吃不消，部隊準備把他派到地方工作。團長李耀光找他談話：“你年紀大了，部隊天天要行軍，不如到地方工作吧。”他到地方當了區委書記兼區長，但得不到群眾的掩護，“小保隊”仗着人多勢眾，經常圍攻他們，每天晚上都要轉移，比在部隊行軍還苦。他就又跑回來找到了四十七團，看到李耀光就哭了：“團長，我年紀大了，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當時有不少人都要求回部隊，不願意到地方工作，這個口子李耀光當然不能開，他說：“你已經到區里工作了，怎麼能回來呢?你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幫你解決。”這個炊事員垂頭喪氣地想了一會兒，說：“再給我一些人，一些槍和子彈，我們要對付‘小保隊’。”李耀光就又給了他5個戰士，5支槍，500發子彈。這個老戰士流着淚離開了部隊，但一直到劉鄧大軍出了大別山，再也沒有他們的消息了。
　　十七旅也面臨着這些問題。四十九團司令部有個叫袁波的參謀，到旅里參加參謀訓練隊時，旅里讓他到地方工作。沒多長時間，他一個人又跑了回來，找到李德生，像小孩一樣嗚嗚地哭鼻子：“旅長，讓我回來吧，我受不了‘小保隊’了，我寧願在這裡打仗死了，也不願意去了!”李德生當然也不敢輕易答應他，他必須硬起心腸：“不行，讓你去工作，這是組織的決定，你怎麼能隨便回來?你們現在是軍分區領導的，怎麼能說走就走了?”袁波只得又硬着頭皮回去了。
　　另外就是傷病員安插比較困難。四十七團有次行軍，看見一個傷員靠在樹上，他們還以為他活着，其實是被殺害了，用竹子從肛門插進去，插到了喉嚨口，豎在樹旁。部隊有了傷病員，他們寧願跟着部隊，也不願意被安插在老鄉家。四十七團機槍連戰士趙魁華生了疥瘡，身上還有虱子，疥瘡慢慢地惡化了，瘡疱很大，連走路都困難。連長說要把他留在老鄉家養病，趙魁華當場就急得要哭了：“我不走，我要跟着部隊，我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隊!”說什麼也別想把他留下來。趙魁華還是比較幸運的，經過治療，疥瘡很快就好了。那些留在老鄉家的傷病員，大多數都被“小保隊”殘殺了。
　　比起國民黨正規軍來，“小保隊”還特別頑固。四十九團有次行軍，兩名偵察員先上馬出發偵察，剛拐了一個彎，10多個“小保隊”竄出來，把兩人撲倒在地，用石頭活活地砸死了。騎兵通信員屈海**現後，忙向苟在合匯報。苟在合趕馬過來一看，氣得臉色通紅：“去命令部隊，把這座山給我圍起來，一個都不能放跑!”四十九團很快抓住了10多個人，但這些人個個裝作很老實的樣子，都說自己是老百姓。部隊也沒了辦法，苟在合狠狠地說：“給我搜，只要身上有槍有刀的，一律捅死!”結果搜出了幾個身上有槍有刀的，警衛排上去把他們捅死在了路邊。但還有兩個人，怎麼看都像是老實巴交的老百姓，戰士們就有點大意，摸摸上身，沒發現有槍有刀，就沒再殺他們，但為了防止他們回去報信，帶着他們一起行軍。誰知走了沒多遠，兩個人趁人不備，掏出手榴彈朝苟在合扔了過來，警衛排的戰士眼疾手快，一腳踢開了手榴彈，“轟隆”一聲爆炸了，傷了兩個戰士。兩人扔了手榴彈，跳進路邊的一個大池塘里，準備潛水逃跑。苟在合下了馬：“大家看好了，他們頭一露出來，立即把他們打死!”這兩個人沒憋多久，剛露出腦袋，戰士們立即開槍把他們打死了。
　　“小保隊”的瘋狂行徑，激起了廣大指戰員烈火般的仇恨。解放軍對“小保隊”也開始以牙還牙，以暴抗暴，抓到一個“小保隊”，決不會客氣。
　　六縱參謀長姚繼鳴是個知識分子，平時很少發脾氣，也沒什麼架子，喜歡給大家開玩笑，連戰士都不怕他，但說到“小保隊”，他就恨得咬牙切齒，殺氣騰騰的。有一次縱隊抓到了幾個“小保隊”，但還沒人敢殺他們，怕違反紀律，只好帶着他們行軍。但這幫人都站着不動，有兩個人長得很胖，又很頑固，兩人賴在地上不動，偵察連的戰士上去拖他們，他們不但不走，還罵罵咧咧：“***是兔子尾巴長不了，老子落在你們手裡是倒霉，要殺就殺，要剮就剮。”姚繼鳴剛好路過這裡，聽到了這話，立刻趕了過來：“你說什麼?再說一遍!”這兩個“小保隊”斜了他一眼，又重複了一遍，姚繼鳴不等他們說完，大聲地吆喝道：“閃開!”戰士們忙閃到一旁，他掏出手槍，“啪啪”兩槍，把這兩個人打死了，然後瞪着眼看其他人：“我看誰還想不走?”幾個“小保隊”忙乖乖地跟着走了。
　　原六縱十七旅四十九團騎兵通信員屈海群回憶說：
　　我們四十九團有次在行軍，遇到了一個老鄉，手裡拿着紅纓槍。團長苟在合走在前面，騎着東洋馬，身上披着日本軍官的呢子大衣，腰裡還掛着一把東洋刀。這個老鄉過來就問：“貴軍是哪一部分的?”苟在合有些懷疑，就順口答道：“我們是八十五師的。”這個人立刻綻開了一臉媚笑：“國軍，你好，我剛才殺了一個***。”接着就把紅纓槍舉起來讓苟在合看，上面還有鮮血。苟在合不動聲色：“你幹得好，先給我們帶段路。”這個人歡天喜地給“國軍”帶起了路。過了一個山頭，到拐彎的地方，苟在合使了個眼色，讓幾個戰士把這個人拖了過來，苟在合把眼一瞪：“你看看老子是誰?老子就是***!”說着就騎在馬上，抽出東洋刀，當場把他劈死了
　　十七旅五十二團有次路過一個小鎮，“小保隊”盤踞在一座碉堡里，不停地打冷槍。李德生立即命令五十二團把這座碉堡拿下來。五十二團攻下了這座碉堡，裡面有30多個“小保隊”，三連連長順手拿起一把鋤頭，兜頭就向他們頭上劈，一鋤頭一個，“小保隊”的腦漿都迸到他臉上了，他也沒顧得擦一下，一連劈死了10多個。正在這時，李德生趕來了，叫住了三連連長：“你在幹什麼?你怎麼能這樣干?”三連連長還不服氣：“我不這麼幹，我怎麼幹 ?”雖說殺的是兇殘的“小保隊”，但李德生還是覺得他做得有些過分，嚴厲地批評了這名連長，給了他一個處分，一直到淮海戰役犧牲時，李德生也沒批准把他的處分拿掉。
　　“小保隊”混入老百姓中，神仙也沒辦法把他們分辨出來。為了不讓一個“小保隊”漏網，解放軍也不可避免地誤殺了一些人。原四十九團軍務參謀韓文也回憶說：“殺的人的確太多，有些是‘小保隊’，有些也不一定是。有一次行軍，有個參謀告訴我，說前面有幾個人被綁在了樹上。我過去一看，果然有幾個老鄉被綁在樹上，是用刺刀捅死的。說是‘小保隊’，到底是不是，沒人能說清。後來就比較嚴了，為這事部隊專門整頓過。聽說五十團參謀長打老鄉了，劉鄧首長還親自批評他了。”
　　地方工作人員、傷病員被殘殺的越來越多，各種有關“小保隊”的情報匯集到野司，劉鄧決定亂世用重典，狠狠地打擊一下他們的囂張氣焰。劉鄧首長把目標定在了宋埠。宋埠是麻城東南一個較為富庶的小鎮，有“小漢口”之稱，一個月前，二縱曾在這裡籌過錢款和棉花、布匹。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以後，不少地主惡霸都跑到了這裡，他們帶來的“小保隊”有8個中隊2400多人，四處為非作歹，攪得雞犬不寧。1947年12月3日，劉鄧得知宋埠附近的敵八十五師西移後，立即指示六縱，乘宋埠空虛，迅速占領，清剿“小保隊”。
　　杜義德立即命令肖永銀帶領十八旅和十七旅四十九團攻占宋埠。他再三叮囑肖永銀：“這些‘小保隊’最可惡，不要讓一人漏網，剎一剎他們的威風!”
　　肖永銀早就憋了一口氣。早在10月初，劉伯承有次見到肖永銀，劈頭就問他：“肖永銀吶，我問你，你打了那麼多縣城，你消滅了多少土頑?你不把土頑消滅了，地方幹部去了咋辦?”
　　這次去宋埠清剿“小保隊”，肖永銀下了決心：一定要乾淨利索消滅“小保隊”。他對政委李震說：“咱們倆這次一定要打好，再不打好就沒法向首長交賬了。”肖永銀帶着五十二、五十四和四十九團，在光山輕裝前進，當天晚上趕到了宋埠，里外圍了三層。宋埠只有低矮的寨牆，部隊如果發起攻擊，輕而易舉地就把它占領了。但肖永銀沒有這樣做，他怕天黑土匪乘亂逃跑，命令部隊嚴密看守，耐心地等到了天亮。
　　直到日升中天，部隊吃飽喝足，開始打了。這仗打得很簡單，兩三發炮彈，宋埠的大小碉樓就轟然倒塌，部隊隨即發起衝鋒，敵人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五十二團是主攻，二營教導員侯建軍帶領營指趕往東關時，北關五連的地方槍聲響得很激烈，敵人顯然是想從那裡突圍。他忙帶了兩個通信員趕往北關，剛接近寨牆，從上面跳下一個胖胖的人，三個人忙上去把他摁住，一審問，原來是湖北省警保處的特派員，這傢伙曾經當過國民黨軍的副旅長，現在在宋埠給“小保隊”“指導工作”。
　　部隊攻進了宋埠，但一清查戰果，肖永銀不禁皺起了眉頭：宋埠有“小保隊”2400多人，打死打傷了200餘人，其他人不見了!部隊裡外三層把宋埠圍得像鐵桶一般，沒見有人跑出去，其他的到哪裡去了?他越想越窩囊，杜政委讓他“一個都不要漏網”，這下好了，有兩千多人無緣無故地不見了。他再看看俘虜過來的“小保隊”，身上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要是放在大街上，和其他普通老百姓沒一點區別。肖永銀恍然大悟：這些傢伙已經化整為零，混到老百姓家了!
　　肖永銀立即把3個團長叫來，把宋埠城區地圖攤在地上：“你們把四面寨門統統關起來，讓部隊把宋埠看緊了，不能跑掉一個人，其他部隊在鎮裡挨家挨戶搜，只要是15歲到50歲的男人，見了就捉!”
　　然後，他把宋埠劃成了三塊，每個團分一塊：“搜!凡是青壯年男人，一個不漏，統統抓起來，我就不信它能插翅飛了!”
　　宋埠立刻熱鬧起來，老百姓也不知道咋回事就“禍從天降”了，好端端坐在家裡的，擺攤做小本生意的，甚至正在學校教書的，只要是青壯年，都被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帶走了。
　　原十八旅副政委劉昌後來回憶：
　　我們把宋埠所有的青壯年男人捉來後，叫到屋裡審問，看一看手，手上有硬繭的，比較粗的，就是老百姓，就把他們放了。細皮嫩肉，不像幹過農活的，統統留下來，也有不少人是冒充走親戚的，做買賣的，遇到這樣的人，也都關了起來。
　　也有人說，攻打宋埠是趁敵空虛，部隊不可能久留，根本沒有時間登記、看手，只要是青壯年男人，基本上都抓起來了；也有人說，登記、甄別也搞了，不過是少部分，大部分都來不及盤問。
　　抓到了2000多名“小保隊”，其中還有麻城縣長，這麼多俘虜怎麼辦?肖永銀和李震發了愁，這夥人都是本地人，根本沒辦法補充部隊，放了吧，危害又很大，宋埠等於白打了，殺吧，不是幾個、幾十個、百十個，而是2000多人!肖永銀只好請示野司，野司回電：“排以上土匪殺掉!”排以上土匪100多人，殺了，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野司又命令：“所有土匪，統統殺掉!”
　　天黑以後，十八旅把這2000多名“小保隊”帶到野外。劉昌回憶說：
　　戰士們把“小保隊”的衣服扒下來，拉出去用刺刀一捅，推到坑裡。扒下衣服是因為我們沒衣服穿，把他們的棉襖一脫，我們就可以立即穿上了，裡面還是熱的呢。外面還有一個部隊在專門挖坑，是五十二團處理的。
　　五十二團一些戰士剛開始時還不敢殺，政治部主任蔣科就動員大家：“大家都看了《白毛女》，現在就是考驗你的時候，你是站在楊白勞的立場上，還是站在黃世仁的立場上?這些都是你們的敵人，放他們回去，他們立即又成了還鄉團，反過來又害老百姓，必須把他們殺掉!”在一些連排長的親自帶領下，五十二團的戰士開始動手了。也有的戰士害怕，只好躲到了一邊。
　　但“小保隊”的人數實在太大，有些部隊只好就地解決自己捉的俘虜。五十二團二營在街上架起了機槍，把200多名“小保隊”集合起來，“突突突”一陣掃射，“小保隊”成群成片地倒下了。二營教導員侯建軍後來回憶說：
　　這些人都還沒來得及審查，機槍一響，我看着就突然覺得有些懷疑，這裡面不一定都是壞人。在殺他們之前，我親眼看到一個多說有16歲左右的小孩也在裡面。我忙喊：“停下，停下!”機槍停止了掃射，我說：“不該殺的不要殺，剩下的都帶着，在??走了。政治處主任蔣科站在路邊，看見我們帶着俘虜，問我：“你們殺了多少?”具體殺了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就說：“沒殺多少。”蔣科看了那些俘虜說：“你看這些人該不該殺?”我就說：“要該殺我就不帶着了，我看也不一定都是壞人。”蔣科就沒再說什麼。這些人中，有不少都沒殺，其中就有那個16歲的小孩，叫熊仁守，還識幾個字，算是小知識分子，參加了解放軍，在抗美援朝時已經是政治處的幹事了。
　　宋埠消滅了2000多人的“小保隊”，受到劉鄧首長的表揚，致電縱隊稱：“你們主動於12月3日，全殲麻城縣長及保安大隊（8個中隊），其意義不減於殲敵一個旅。特嘉獎並記功一次。”
　　李德生後來回憶說：
　　消滅宋埠之敵，震驚了大別山的土頑。他們中的一些人終於明白了，國民黨的正規軍，是臨時調來掃蕩的，不可能長期留駐，若與已在當地建立了政權的***為敵，遲早要遭到剷除。宋埠之戰就是殺一儆百的實例。特別是國民黨政府日見衰敗，***日益強大，大別山也許很快就會像紅軍時期、抗日時期那樣，全部回到人民的懷抱，還不如留點後路好。在我軍事鬥爭與政治攻勢下，許多幹過壞事的土頑，紛紛向當地人民政權自首，表示願意改過自新。一些鄉、區的舊政府，也曾出現過抗日時期那樣的兩面政權，自願或被迫地為人民做了些好事。
　　但宋埠殺匪，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劉昌清楚地記得：“我們走了以後，國民黨部隊就來了，把坑挖開，把‘小保隊’的屍體都搬出來，照了許多照片，登在了報紙上，大肆做文章，說是‘宋埠事件’，影響很不好。據說，在國際上都有影響了，損壞了黨的形象。”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去採訪肖永銀將軍，提起“宋埠殺匪”這件事，已是83歲高齡的肖永銀坐在沙發中，喃喃說道：“宋埠殺了2000多人，雖然震住了土匪，但現在回頭看看，是不是殺多了?”
　　他還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
　　六十年代時，李先念來南京，住在南京飯店，我去看他，他還對我說：“那一次宋埠殺匪殺得好哇!”我當時就說：“殺得好是好，但現在回顧一下，是不是殺多了?”
　　有人為肖永銀作傳，也講到了這件事時，頗有感慨：
　　戰爭環境，有時必須採取嚴酷的手段——他們不可能帶着幾千土匪打仗。但畢竟是一夜殺了幾千人的血腥場面。有人說，戰爭就是迫使正常人干不正常的事情。宋埠殺匪，也當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