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陳煥仁先生的《紅衛兵日記》，明報以「我為什麼要整理出版《紅衛兵日記》」為題，摘錄若干章節「與讀者一起思考、一起反省，以及，一起哀悼」「文革結束四十年」。為「顯其實」，附上了「日記」手稿的影印本。作者在「親撰的出書始末」中稱，對「日記」「原汁原味地進行了整理」。
   
    然而僅從明報連載兩天的《紅衛兵日記》看來，有理由相信，該日記是經過作者大大的「整理」，稱不得「原汁原味」。
   
    這段日記記於1970年1月，此時北京的大學生已開始「畢業分配」離校，歡天喜地地領取「幹部」級的工薪了。雖然在新環境「繼續革命」「斗、批、改」，但是由於「紅衛兵」「造反派們」們剛從硝煙瀰漫的派性戰場上下來，滿腦瓜都是「天派、地派」的思維，不是對對立派的不服氣，就是對駐校解放軍、工宣隊的偏袒某派的不滿，思想活躍的，已在對「文化大革命」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產生着朦朧的反思（宋永毅、孫大進>香港田園書屋，497頁：「……一九六八年後的中國青年運動的走向已由狂熱的革命造反轉換成冷靜的『地下讀書』和自覺半自覺的『社會調查』。而一九六九年後中共中央所發動的……等鎮壓民眾的運動，正是把這一代覺醒中的青年人作為『異端』和他們主要的打擊目標之一的。」），這一切並沒有在出身於北大「哲學系」和「紅衛兵」「造反派」的陳煥仁先生的私人日記中有絲毫的反映，這可能嗎？
   
    細細咀嚼一下「日記」，一個凡事「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小乖乖的形像躍然而出，頗有「雷鋒日記」的影子。然而凡是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打過「派仗」的人都明白，此時此地的「紅衛兵」「造反派」們（不管在工廠，還是在農村）對毛澤東、中央文革的「指示」，充其量也就是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有利於自己的，或自己所屬那派的，就敲鑼打鼓，大肆頌揚，「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反之，就偃旗息鼓，文過飾非，儘量把「指示」往有利於自己一方的方向去解讀。總而言之，七十年代初的紅衛兵一代對毛的權威信仰已非昔日可比，「文革中『造反有理』的精神深入紅衛兵一代人的骨髓，他們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不能盲目服從，反權威主義是這一代人在文革後的普遍傾向。」（徐有漁>中文大學出版社234頁）；但在《紅衛兵日記》，給人的感覺是作者的思維鐘擺似乎在文革前一刻停頓了，與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前夕「雷鋒」、「王傑」、「歐陽海」等「革命偶像」的「革命日記」一樣，通篇是「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黨的馴服工具」言行舉止，和動不動拿自己的一點雞毛蒜皮「過錯」，用毛澤東思想「狠鬥狠批」的心路歷程，看不出作者有過、並一再強調的「名牌」（聶元梓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經歷、烙印，甚至些微的影響。
   
    不可否認，那年頭，不論其出發點是什麼，是有不少滿紙「豪言壯語」、或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的「革命日記」，專門寫給那些喜歡到學校宿舍、軍隊營房查抽屜、翻枕頭底以了解和控制人的「思想動態」的黨政幹部去「發現」的；是不是應該從這一意義上去詮釋陳先生的這幾篇《紅衛兵日記》？
   
    即便這樣，也解釋不通為什麼在中國大陸七十年代初，文化革命方興未艾的當兒，時時刻刻叨念着「解放全人類」和「把台灣人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放出來」的紅衛兵，能如此嫻熟地使用八十年代才從台灣傳入中國大陸的「關愛」一詞，去撰寫自己的日記？（《紅衛兵日記》1月20日：「……就可以報答祖國和人民，報答父母兄弟們的關愛……」）別看「關愛」與「考量」、「亮麗」等詞彙現在是中國大陸文人學者、電台主持人、歌星影星的口頭至愛，當初「前衛人士」們從港、台「引進」該詞的時候，在國內文化界可是引起過不大不小的爭論乃至威權性的討伐呢，這是有案可稽的。稱這幾篇《紅衛兵日記》為「回到未來」的文字版，也許不算誇張罷？
   
    筆者以為，陳煥仁先生的《紅衛兵日記》，若不是按一個既定的，囿於政治環境或政治需要的模式而編纂的文學作品，就是經過傷筋動骨「整理」的「歷史資料」，它辜負了中文大學出版社和明報「與讀者一起思考、一起反省」十年文革浩劫的良苦用心。
   
    不錯，《紅衛兵日記》有意無意地凸顯了那個年代政治氛圍的荒唐，認知的沉淪，以及人性的未泯，讓沒有經歷過文化革命、紅衛兵運動的人看起來確像那麼一回事。但用虛假的的資訊去批評一個虛假的革命，不是一樣荒唐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