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全球熱點無台灣：

二、大陸現階段的國家發展戰略需要作全方位的調整：

三、對中國國家發展戰略調整的建議：

四、當前大陸對台的最現實策略是實行“武統騷擾戰”：

一、2004，全球熱點無台灣：

　　前段時間我在網上轉貼過一篇由法國媒體評論的2004年可能的全球熱點的國家或地區的文章，標題是《法國媒體預測可能發生危機的熱點地區》。有網友跟貼說，此文章所評論的全球熱點地區沒有中國台灣，因此是不完全的、也是不正確的。另一位網友回復這位網友的跟貼說，“中國近期不可能攻打台灣，發動戰爭是要做好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準備的，就象當年俾斯麥發動的德國統一戰爭，中國財政部手裡還捏着大量美國發行的國庫券沒有兌現，這仗怎麼打得起來？——外國記者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我認為後面的那位網友說的非常正確，當然並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手裡捏着“大量美國發行的國庫券沒有兌現”的原因，而是我在《台海難有戰事，中國經濟顯危機》（以下簡稱《台海》）一文中所分析的。而前面的那位網友則可能被國內殺聲成片的輿論蒙住了。俗話說：“兵不厭詐”。在台獨如此狂狷的現今，殺聲成片的宣傳攻勢是絕對必要的，甚至一些軍事準備和手段也是必須的。但如果就此判斷這次台海危機會引發戰事，那很可能是會貽笑大方的。

　　前一段時間，陳水扁拋出的“公投兩題目”，已清楚的說明這次台海危機引發的戰事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正如一位網友寫的文章評論道，陳水扁的公投兩題目是“有了面子沒了里子”。其實早在布什發表的“反對台海改變現狀”的講話之時，已註定了這一結果。甚至我們人更一般的大戰略角度也能得出這一結論，這就是我在《台海》一文中所說的，台海問題發生根本轉變的可能性有兩個：一是，大陸的經濟蒸蒸日上，各種社會危機逐漸化解，國力達到了足以和美國抗衡的地步，那台海很可能和平統一（如果大陸心急的話，那就是武統了）；二是，中國沒能處理好國內社會危機，從而引發政治動亂，那台灣將獨立成功。

　　我的《台海》一文發表後應該說在網上產生了不小震動，此文章被轉發到了許多論壇上，並且在各論壇上的點擊率都是極高的，發表的評論也非常多。此文章在轉貼過程中還被改了標題，變成了《最大的危機不是台灣問題》，本人對改標題到不在意，但非常反對網友在轉貼過程中去掉原作者的名字，署上自己的名字。

　　網友們對這篇文章的評論可以說是兩極化的；一派認為，此文是一篇難得的理性的分析台海問題的好文，還有網友評論說我才是“真正的大戰略家”；另一派則說我是軟骨頭，甚至有網友懷疑我是“台灣間諜”。說我是“真正的大戰略家”的有過譽之處，至於那些說我是軟骨頭、懷疑我是“台灣間諜”的，則是荒唐可笑的。了解我的都知道，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甚至還被一些朋友冠名為“著名的民族主義者”。台灣宣布獨立，我是堅決主張打的，但問題是主張什麼，與實際可能的結果是什麼，是兩碼事。我在那篇文章的開頭就說明了，我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台海會不會有戰事，而不是談我主張對台獨採取什麼措施（這篇文章的後面將談到這一點），更非那些“討獨檄文”之類的文章（正如有網友指出，檄文之類的文章不是我的長處）。對於那些能從我的文章中讀出我是台灣間諜的，本人認為他是一個“天才”。本人在此正宗聲明，本人是中國大陸湖北省人，至今還從未與任何台灣人有過實際接觸（網上的除外）。大陸前段時間查處的台灣間諜案中好象還沒有本人的名字。

二、大陸現階段的國家發展戰略需要作全方位的調整：

　　益西彭措君在評價我的《台海》一文中說：

“國內經濟經毛澤東到目前的50餘年發展（問題先不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戰略經濟的布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是為和平崛起而重新布局的縱深發展，其目標是向世界挺進。這樣一來，大洋海軍基地建在哪裡？大洋通道和海洋經濟縱深在哪裡？奪回南海的基地在哪裡？台島經濟和大陸經濟如何配套？

　　這些問題只要一旦劃入視野和考慮範疇，我們就很清楚，台海問題必須馬上解決，不能猶豫。因此，安內必須攘外。先拿台海，再戰南海。”

　　我在回答益西彭措君的這段話時說，“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究竟是應該解決台灣問題，然後重新布局；還是應該重新布局，然後以解決台灣問題為突破口呢？”益西彭措君顯然是認同前者的，他的《抓住機遇，拿下台灣》一文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而我則是認同後者的。

　　事實上，這次台海危機根本就不是什麼機遇。因為所謂機遇是指客觀環境的變化，變得對我方十分有利，比如，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倒薩，美國兵力集結於這些地方，難以兩頭作戰。而這次台灣危機，台灣和大陸都是參與的主體，而非環境，是談不上機遇的。如果真動武，那也是台灣逼迫大陸開戰的。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倒薩這樣的大好時機下，大陸就沒有動武，這次台海危機如果台灣不把大陸逼迫到極限，恐怕是很難真動武的。

　　益西彭措君在下面的話中說道：

　　“通過伊戰，美國的檢驗和部署基本完畢。韓國調動頻繁、日本適時推出軍事正常化，美國正在選擇臨界點的對中國決戰。即使不能全勝，也要讓中國以往的軍事能力破產，至少要扳回韓戰和越戰的歷史局面。

　　因此，上述內外形勢不容我們有絲毫樂觀，台灣公投也好還是其他方式也好，是美國對臨界點的選擇，壓根於台灣自己沒有關係。

　　如何選擇中國的臨界點？”

　　益西彭措君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有深遠計劃和充分準備的，而中國則可能恰恰相反。益西彭措君的觀念中有矛盾之處。《抓住機遇、拿下台灣》的主題思想說的是這次台海危機是大陸統一台灣的重大機遇，但這裡說的卻是，台灣問題是美國在選擇時機對中國決戰。

　　正如許多人都認為的，台灣問題的本質，根本就不是大陸和台灣的問題，而是中美之間的問題。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而中國則是最大的、最有潛力的發展中國家。台灣問題的實質是，美國製造台灣問題壓制中國的崛起、不斷給中國製造麻煩；而中國要想崛起就必須解決台灣問題，統一台灣是中國崛起的一個重要標誌。

　　因此，台灣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小問題，輕言打或不打，都是對這一問題不負責的看法。解決台灣問題，中國的自1972年中美建交以來的整個國家發展戰略都必須作重大調整。可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大調整的開端，胡錦濤主席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論正是這個大調整的重要標誌。

我們究竟應該是統一台灣後，然後再作調整；還是應該先調整，後以統一台灣為突破口呢？前一個方案，我們是在尚未準備的情況下，倉促作戰；後一個方案，我們是在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的積極作戰。兩者相比較，孰優孰劣是很明顯的。當然，事物常常也並不會完全按照我們所預定的方向發展。比如，在我們還未調整好的情況下，台灣如果真宣布獨立，那就真的只有不惜一切代價，先統一台灣了。但是在這一極端情況除外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儘量選擇後一個方案。

　　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很難相信，在大陸出現政治動亂等災難性變化的情況下，台灣敢於宣布獨立的。就是有美國在後面撐腰，台灣也不必當美國的馬前卒，為美國去送死呀？！就美國而言，我相信美國也不會傻到輕而易舉的採用和中國這樣的核大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方法來打壓中國（益西彭措君所說的，美國在選擇臨界點的對中國的決戰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其實，象中國這樣的國家，採用象類似於瓦解前蘇聯的軟戰爭的手段會更有利和有效。事實上，美國一直在運用這樣的軟戰爭手段對付中國，象張五常之流的所謂斬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起的就是這樣的作用。只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還算英明，從而沒有象蘇聯那樣早早崩潰，但也給中國造成了不少問題。因此，我認為中國在應對美國可能的硬戰爭的同時，更應該積極地對付美國已實施了多年的軟戰爭。

　　在以前，我們要防的還只是美國和平演變中國；在現在，我們要防的已不在是美國和平演變中國，而是和平瓦解中國。

三、對中國國家發展戰略調整的建議：

　　前段時間，胡主席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論，可以說是我國的國家發展戰略開始作重大調整的標誌性事件。

　　目前，關於“和平崛起”理論的闡述性文章已經很多，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至今還未看到將“和平共處”理論與“和平崛起”理論聯繫起來論述的文章。

　　我想說的是，“和平崛起”理論主要是一種外交理論，它是對我國以前的外交理論――“和平共處”理論的調整。我國以前的外交理論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下的“和平共處”理論，“和平共處”理論是和我國以前的國力、內政方針以及外交環境相適應的，但是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國力已大增，和國際社會的聯繫也已相當緊密，蘇聯解體後國際環境也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一切都決定了我國必須調整以前的外交理論。隨着中國的國力的增強，以及對國際社會參與的增多，一股“賊喊捉賊”的所謂 “中國威脅論”也甚囂塵上。“和平崛起”理論就是在為中國爭取一個和平的、良好的發展國力的國際環境的同時，不給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以口實，反面要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國的國力上升、對國際社會參與的增多，只會促進世界的和平和發展。

　　“和平崛起”理論的提出，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作全面調整的標誌性事件。外交理論的提出和外交策略的調整必然伴隨着內政理論的提出和內政方針的調整。與“和平崛起”理論相適應的內政理論應該是哪樣的呢？

　　我們知道，我國以前的內政理論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我個人認為，我國今後的內政理論就調整為“兩個中心，一個基本點”，即，“以制度建設和經濟發展為中心，堅持三個代表”。

　　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建設已經完成，進一步的工作是深層次的制度建設和高層次的經濟發展的問題。在現階段，調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內政方針，為“以制度建設和經濟發展為中心”，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以制度建設和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內政理論，與胡主席的“和平崛起”的外交理論也是非常適應的。因為，經濟發展是“和平崛起”的基礎和保證，而制度建設則是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更穩固的基礎。

　　為什麼要堅持三個代表呢？這是因為“三個代表”可以看作是中國建立新意識形態的開端。在鄧小平時期，我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是多次的、多階段的“解放思想”，但是“解放思想”是一個破壞性的工作，即破壞原有的意識形態。當然我這裡所說的“破壞”一詞絕非貶義，因為，了解西方哲學的人都應該知道，西方哲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派別，就是懷疑主義。懷疑主義所起的作用一般就是破壞現有的哲學基礎，從而導致哲學的混亂。但是“有破就有立”，經過前一階段的破壞，一批新哲學家開始着手建立新的更穩固的哲學基礎。西方哲學正是在這種不斷的“破”和“立”中發展的。同樣的，我國在經過了多次、多階段的“解放思想”的破壞性作用之後，現階段在意識形態方面是極為缺失的，我們急需在意識形態方面着手重建。否則，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意識形態的槍淋彈雨下，我們只能一敗塗地。

　　“三個代表”正可以看作是新意識形態重建的開端。因為，舊意識形態的基礎是“一個代表”，即中國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或工農聯盟的利益。這是比較狹隘的。而現在，中國共產黨不在只是狹隘的代表工人階級或工農聯盟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在只是狹隘的“一個代表”，而是“三個代表”――另兩個代表是，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共產黨從而有了更廣闊的基礎，更長遠的戰略、更宏大的目標。在此基礎、戰略和目標下，我們有了構建新意識形態的廣泛空間。

　　目前民間新思想非常活躍，我認為中國的新意識形態必將來源於對民間新思想的整合。學院雖然知識豐富、理論完善，但都只不過是借用的西方的現成理論，搬到中國來用必然水土不服，中國當下的許多問題可以說都是由此造成的。

Wdyan網友在《關於思想、學問和思想家、學問家》一文中，批評我將思想和學問區分的太開，但實際上並不是我將思想和學問區分的太開，而是因為許多人常常混淆了思想和學問的差異，常常用學問家的標準在衡量思想家，這對於中國新思想的產生、新思想家的產生是十分有害的。

　　中國只有在經濟發展、制度建設以及新意識形態的建立，這三個方面都取得了完全成功之後，中國才能稱得上真正崛起。當然，中國應該儘量努力追求的是“和平崛起”，但是如果國際敵對勢力不給中國這樣的機會的話，中國也只能被迫選擇戰爭崛起了。

四、當前大陸對台的最現實策略是實行“武統騷擾戰”：

　　我前面說過，我主張的是中國應先調整國家政策，然後以統一台灣為突破口。在中國的國家政策未調整好之前，在中國還沒有實力解決台灣問題之前，在未出現類似於科索沃戰爭的重大機遇之前，只要台灣不越過底線，大陸不必急於統一台灣。

　　但是，大陸應當馬上改變其在台灣問題上的被動局面。我們到目前為止在台灣問題上是相當被動的，一般是台灣先鬧獨立，然後我們向台灣施壓，向美國施壓，並爭取國際社會的反對。這樣導致的結果是，我們總被台獨牽着鼻子走，台獨勢力總是得寸進尺。我認為，我國未來的對台策略應該變被動為主動。不必等到台灣鬧獨立後再搞軍演，而應每隔一段時間搞一下軍演，兵力集結，甚至發幾個炮彈打到台灣附近乃至本土。當然，一般不會真的武統台灣，而是騷擾，讓台灣和美國圍繞着大陸的武統而轉，被大陸牽着鼻子走，而不是相反。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這一策略用幾次就會不靈，我想說的是“兵不厭詐”，一般情況只是騷擾而不動真格的，但如果時機十分有利，我是堅決主張打的。在所有武統台灣的方案中，一般都是以突襲為基礎的，但突襲的基本條件是，我方準備的十分充分，而敵方則未準備好。突襲一般需要創造條件，創造突襲條件的方法一般有兩個：一是聲東擊西，如韓信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二是長期的騷擾導致敵人真偽難、意識低落，從而可以找到有利時機。

　　在台海問題上，大陸不首先對台動武，台灣一般是不敢首先對大陸動武的，因此大陸本應是主動方，“武統騷擾戰”是完全可行的。現在卻完全倒過來了，是美國和台灣對大陸的“台獨騷擾戰”。我是很難相信，在大陸未出現社會動亂等災難性變化之前，台灣敢真宣布獨立的，美國會輕易挑動台海戰爭的。每隔幾年的鬧台獨，不過是美國和台灣對大陸實行的騷擾戰而已民，其目的是干擾大陸的正常發展，使中國在和美國的談判桌上降低標準等。當然，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為大陸未來可能出現的社會動亂等災難性變化而作台獨準備。

　　大陸以“武統騷擾戰”對美國和台灣的“台獨騷擾戰”，可以干擾台獨勢力的正常成長，並可以為大陸真正的統一台灣尋找有利時機。我認為，這是當前大陸對台的最現實可行的策略。

　　當然，有人可能害怕大陸的“武統騷擾戰”會影響外國投資，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我想說的是，如果“武統騷擾戰”會影響外國投資、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的話，那麼“台獨騷擾戰”同樣會影響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既然都有影響，我們為何只能被動，而不能主動呢？另外，為了統一台灣，適當的影響一下經濟發展並非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