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中國處於鼎盛之時，日本人就向認同中國的方向發展；每當中國處於衰落之時，日本人就向蔑視中國的方向發展，顯示出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徵

　　●甲午戰爭中大清國的失敗，使日本人的中國觀發生了第三次大的變遷，他們開始蔑視中國

　　●小泉內閣“對外關係課題組”提交的報告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加大了對中國問題關注的力度，總體來看積極的成分占主導地位，這可以被看作是即將到來的日本人中國觀第四次大變遷的信號

　　在兩千年的中日關係史中，日本人的“中國觀”曾發生3次大的變遷，這種變遷往往都伴隨着彼此社會內部結構的動盪與重組，以及國際關係格局的調整與國際秩序的重建。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認識就建立在這種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基礎之上。縱觀日本人“中國觀”的變遷史，其規律為：每當中國處於鼎盛之時，日本人就向認同中國的方向發展；每當中國處於衰落之時，日本人就向蔑視中國的方向發展，顯示出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徵，以及對“國家利益優先”原則的追求。

　　日本人中國觀的前三次變遷

　　日本對中國的正式外交始於公元607年。本來日本基本上是被納入到“華夷秩序”的朝貢體系之中的。但到了隋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識不斷增強，並對隋唐視其為東夷小國產生一種抗拒心理，想與中國平起平坐。唐朝衰落後，日本也於894年終止派遣遣唐使。日本人對華認識的這種變化可視為其中國觀的第一次變遷。

　　10世紀後，中日之間的正式外交中斷。進入室町時代(1338—1573年)，特別是到了足利義滿時期，日本對亞洲以及中國的認識才發生劃時代的變化。1373年明朝使節團被派往京都，足利幕府與中國重開外交。明朝永樂皇帝授予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日本國王”稱號，日本又被重新納入到東亞國際秩序之中，返回了“中華文明圈”。這是日本人中國觀的第二次變遷。

　　進入15—16世紀，隨着以葡萄牙為首的西方勢力向東方滲透，日本的對外認識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16世紀末，豐臣秀吉率軍侵略朝鮮、覬覦明王朝，並在對女族鉗制的過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陸政策的雛形。德川家康改變了豐臣秀吉的鎖國外交路線，實行了比較積極的對外政策，但拒絕接受中國皇帝冊封。不過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中葉，亞洲的“主體性”還沒有從根本上遭到西方破壞，華夷秩序仍是東亞國際關係格局的基本特徵。19世紀中葉以後，華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強挑戰，東亞原有的國際秩序面臨新的整合。1871年中日修好條約的簽訂，終於使日本天皇與大清皇帝處於平等地位。這是日本開國以來所簽訂的惟一的平等條約。但日本並未照此與周邊國家、民族建立起對等關係,而是選擇了“擴張國權”(對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與擴張國權是同時進行的。“攘夷”要求與亞洲各國聯合，擴張國權又導致對亞洲的侵略。甲午戰爭中大清國的失敗，使日本人的中國觀發生了第三次大的變遷，他們開始蔑視中國，視中國為“半野蠻國家”和“亞細亞之惡友”。

　　二戰後日本進一步脫離亞洲

　　二戰結束、日本戰敗,日本人又重新把中國看成“亞洲大陸的強國”，但很快這種中國觀便發生變化。因為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日本經濟實現了騰飛，而中國卻經歷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動盪。日本人的亞洲觀與中國觀又恢復到近代的原點。20世紀80年代，長谷川慶太郎寫了一本書叫《別了!亞洲》。在書中他談到：“一直到明治維新，中國都被當作‘聖人君子之國’。孔孟之學即儒學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礎”，“對於日本人來說,無論從哪方面講，亞洲都是一個關係很近的地區……但這已成為歷史。因為在戰後40年裡,日本與日本人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可亞洲在這40年裡卻未發生什麼變化。結果,日本與日本人決定性地離開了亞洲。”長谷川認為，日本人的意識與日本周邊亞洲人的意識之間，可以說幾乎不存在共同要素。“日本不屬於亞洲，日本人也不是亞洲人。日本是聳立在亞洲這個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棟超現代的高層建築”。他的話很容易讓人想起福澤諭吉撰寫的《脫亞論》。

　　從歷史上看，中國過於衰弱，日本就會面臨危機；中國強大以後，日本似乎又有一種失落感。所以，在日本國內往往會出現一種自相矛盾的中國觀，既有對中國強大後市場需求的渴望,又存在着“中國威脅論”的思潮。與此同時，日本國內也不乏態度嚴謹的學者，他們主張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起正確的對華觀。1961年，著名學者竹內好在他的《作為方法的亞洲》一書中主張把亞洲作為對象來研究。20世紀80年代後期，溝口雄三教授又對研究中國提出了具體的理論分析框架。他認為，研究的目的不能限於中國以及解構中國學，而是要把中國作為亞洲來解讀,並試圖用中國這副眼鏡看西方。幾十年來，一大批嚴肅的學者及友好人士對中國腳踏實地的研究以及實事求是的觀察，為日本人中國觀的第四次大變遷奠定了基礎。

　　21世紀日本人中國觀的新特點

　　2002年11月，小泉內閣“對外關係課題組”向首相提交了《21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新時代、新理想、新外交》報告書。該報告書所顯示的日本人的國際觀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一，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全球化；二，軍事力量的顯著發展與強化；三，中國經濟的快速擴張。課題組得出結論說，這種變化對日本及亞洲各國來說，既是機遇也是威脅。該報告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加大了對中國問題關注的力度，且不惜筆墨在地區性課題以及附加報告書部分突出了對中國的看法與評價。

　　筆者將該報告書看作是即將到來的日本人中國觀第四次大變遷的信號，它體現出21世紀日本人中國觀變化的新特點：

　　一、重新定位中國以及中日關係。報告書認為，“中國已成為自鴉片戰爭以來150年中從未出現過的‘強勢中國’”。日本必須面對這個新的事實，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處理日中關係。日中關係應是一種“協調與共存”、“競爭與摩擦”的關係，主張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靜對待。構築“敞開心扉”、“建設性”的日中關係，就應擴展雙方的共同點，承認雙方的差異。

　　二、否定經濟上的“中國威脅論“。報告書指出，與其說中國的發展是一種威脅，不如說是一個機遇。一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中國才能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帶來豐富的商機。關於日本經濟“空心化”問題，報告書並不認為中國要對此負責，指出“胡亂地強調對中國的受害意識毫無意義。與其如此，還不如接受‘健康的中國’，走與中國共存共榮的道路”。

　　三、肯定軍事上的“中國威脅論“。令人遺憾的是，報告書認為，日中摩擦主要來源於“中國的軍事威脅”，並把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看成是“對日本的中長期深刻威脅”。同時也指出，雙方有必要積極開展安保對話，加強軍隊間的交流及軍艦互訪。關於“日台關係”，報告書認為,“自日中關係正常化以來，台灣變化很大，日台關係發生一定變化是自然的事情”。這就為日本將來插手台灣事務埋下了伏筆。

　　四、對解決“歷史問題”的看法。報告書呼籲應儘快從“歷史的束縛”中擺脫出來，構築面向未來的中日關係。主張一方面日本要加強對青年一代的教育，不應任由歪曲歷史的現象繼續下去，尤其是日本領導人要控制自己刺激中國以及亞洲各國人民感情的魯莽言行。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國增進對日本的理解，特別是面對中國國內“厭日情緒”的增長，要求日本政府就中國國內的教育方式問題同中國政府進行坦率的協商，並期待中國多介紹戰後日本是如何排除走軍事大國的道路，而把所余之力用於支援亞洲各國發展經濟的。

　　總之，報告書中所體現出來的日本人的新中國觀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誤解的成分，但積極的成分占主導地位。未來的中日關係決不是誰附屬誰的問題，而是兩國人民和平發展的問題，但現在的關鍵在於無論是日本人的中國觀還是中國人的日本觀都存在誤區。究其原因，既有因日本曾侵略過中國而帶來的後遺症,也有因交流加深後所產生的摩擦和誤解。此外，日美軍事同盟的存在也給中日關係投下了陰影。日本至今沒有正解決是把中國作為戰略合作夥伴，還是作為戰略防範對手的問題。但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中日兩國“和”則相互輝映，“斗”則兩敗俱傷。日本所面臨的問題是做出合理的選擇：繼續在亞洲保持“光榮孤立”，還是放下包袱與亞洲正融為一體。我相信，中日兩國都會更加注重從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角度去追求雙方價值觀上的共同點，與亞洲各國一起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

　　(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環球時報》 2004年04月23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