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２月２９日的《西線觀察》刊登了顏敏如先生大文《在錯誤的時間去錯誤的地方》，介紹古巴關塔那摩灣美軍基地的“反恐戰爭”集中營，提到：

　　關塔那摩基地上，不逼供、不刑求，以杜絕他們只說美軍想聽的，容易發生　　誤導的情報。

　　筆者當時讀了不禁莞爾。顏文所謂的“不逼供、不刑求”，顯然引自美軍官方的陳述。就是在伊拉克虐俘醜聞爆發之前，已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在虐俘醜聞之後，更令人回憶起袁木先生在六四事件後的有關言論。意識形態掛帥的政權，往往會出現驚人的相似。報載美軍在伊拉克轉移俘虜以欺騙國際紅十字會調查，與去年非典危機前期北京轉移病人來應付世界衛生組織調查如出一轍。

　　記得文革中有過“好人打壞人應該”的說法，這一看法，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特別在九一一之後的美國，“刑求合理論”堂而皇之地進入了美國主流輿論，從哈佛法學院大牌到《華盛頓郵報》，都公開表露刑求逼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美國上層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去年十月號居然以長篇專文討論此事。

　　美國在關塔那摩等地對“恐怖嫌犯”進行各種形式的刑求逼供，也早就不是秘密。例如《華盛頓月刊》去年１２月就報導：著名的“基地”上層人物Ｋｈａｌｉｄ　Ｓｈｅｉｋ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在巴基斯坦被捕移交美國後，在“強迫方式”審訊下提供了大量情報。

　　關塔那摩基地代表了美國政府一個廣大的“古拉格群島”（《紐約時報》語），其中的黑暗內幕，可能要許多年之後才會全部大白。從已有各種報導看來，美國除了採用貨真價實的肉刑（直至當場毆斃），其他主要手段是剝奪睡眠、剝奪飲食、化學藥物刑罰和各種心理精神折磨。

　　剝奪睡眠是極其殘酷有效的刑罰，多年前筆者曾經耳聞目睹過其奇效，此處暫且不論。化學藥物刑罰是西方科學的新創，關塔那摩基地的許多囚犯入獄之際先受“蒙汗藥”收拾，只是冰山的頂端而已，這決不亞於武俠小說對各種奇毒和點穴折磨的描述。至於心理精神折磨，則更是五花八門。

　　這一“古拉格群島”效果，不僅見於關塔那摩基地監獄的大量“心理疾病”，更為短短一兩年中幾十起自殺未遂事件所證實。美國在世界各地固然濫抓了不少無辜穆斯林，大多數“恐怖”嫌犯應該還是“罪有應得”的回教極端分子，，而且屬於“怙惡不悛”類型。一句話，不是省油的燈。這些嫌犯們在關塔那摩紛紛尋求為《可蘭經》明確禁止的自殺來了斷（注意這種窩囊的自殺，絕非“烈士”行為），可見美國“古拉格群島”綜合應用各種肉體和心理刑求手段，置大批嫌犯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地。

　　另外，美國還有“外商承包刑求”這一有效手段，獲得“承包合同”的甚至可以是美國正式列名涉及“恐怖主義”的專制政府。這方面加拿大某軟件工程師在敘利亞的著名經歷是個極好的例子。更有甚者，按照《華盛頓郵報》老牌國際專欄作者侯格蘭，華盛頓甚至可能利用伊拉克“反抗武裝”來承包“謀殺代理”，消滅美國不再需要的“盟友”。

　　伊拉克虐俘事件，除了上述背景，也反映了若干美國內政特點和外交趨向。

　　首先，伊拉克虐俘事件的規模，體現了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傳統。虐俘事件最早曝光，是美軍士兵拍攝的各種“留念”照片。美國之外的傳媒，馬上提到幾十年前美國以私刑處死黑人照片作為明信片的傳統。虐俘照片上俘虜被迫戴上的頭罩，令人無法不想到三Ｋ黨。法國《世界報》的漫畫中，虐俘主角穿着標明“ＢＵＳＨ　ＫＬＵＸ　ＫＬＡＮ”的三Ｋ黨服裝，頗為傳神。

　　黑人士兵在美軍中大大超過實際人口比例，眾所周知。可是虐俘照片中得意洋洋的美軍士兵，幾乎是清一色的白人，意味深長。再進一步說，虐俘行為的主角，許多是所謂“白色垃圾”，即來自美國貧困地區的白人，其餘也多是保守的“紅脖子”白人。這兩者是美國種族歧視最頑固的階層。

　　另外，使得美國政府和軍方萬分狼狽的虐俘調查報告的主持人，是菲律賓裔的塔古巴少將，也絕非偶然。美國和菲律賓媒體因此紛紛指出，這一調查報告大有可能為塔古巴少將自身的軍旅生涯畫上了句號。

　　虐俘事件曝光之前，英國駐紮伊拉克的軍官已經批評美軍將伊拉克人視為“劣等民族”，這裡“劣等民族”是納粹當年使用的種族主義詞彙Ｕｎｔ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還有美國占領當局在伊拉克僱傭的“非作戰人員”，大批是原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用來鎮壓黑人的特殊軍警，其中居然包括證據確鑿的“人道罪犯”，如今卻在伊拉克如魚得水。身為黑人的鮑威爾國務卿稱主張伊拉克戰爭的五角大樓新保守主義分子為“蓋世太保”，極有深意。

　　虐俘事件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宗教，代表美國基督教右翼對伊斯蘭的極端蔑視和強烈敵意。克林頓總統的“高參”Ｓｉｄｎｅｙ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近日撰文，指出以“我的上帝比你的上帝大”出名的“基督教將軍”博伊金在伊拉克監獄系統中起的“樞紐作用”，發人深省。近日揭露伊拉克監獄中的大量宗教迫害，諸如迫使阿拉伯俘虜吃豬肉、禁止回教徒禱告、侮辱回教徒信仰的上帝等等，無不和“我的上帝比你的上帝大”的主題合拍，更說明在伊拉克的大規模虐俘行為，決不是“無緣無故的恨”。

　　這裡引發的一個問題，便是“白色垃圾”、“紅脖子”保守白人和基督教右翼，正是布什在美國社會中的“草根”基礎。英語《亞洲時報》最近報導，布什長大成人並成為“重生基督徒”的德克薩斯州西部，不僅是基督教保守勢力的大本營，還是“美國最後一個承認種族隔離違反人權的地方。”２０００年總統大選時，９０％以上黑人反對布什，決不是盲目與共和黨作對。

　　出於內政需要，布什顯然在虐俘問題上作出了“寧可我負國際民意，不可美國保守白人負我”的決策，而死保必須對此負直接責任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社論這種形式正式要求拉姆斯菲爾德下台，不僅遍布“左翼”自由派媒體，居然還包括了堅決支持伊拉克戰爭的倫敦《經濟學家》周刊，和美國保守媒體中堅ＦＯＸ電視網大老闆墨多克在澳大利亞的“旗艦”《澳大利亞人報》。

　　虐俘事件大曝光的最重要國際影響，無疑是美國道德權威的大破產，英國《衛報》稱之為“道德滑鐵盧”。固然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美國的道德權威早已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但是虐俘照片圖像為賓拉登和其他回教極端組織起的招兵買馬作用以及未來的後果，還是難以估量。

　　美國道德權威破產最嚴重的後果，恐怕在於歐洲。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個人政治悲劇之外，虐俘事件不僅使得歐洲民眾對布什個人的厭惡達到無可救藥的程度，更使得歐洲朝野徹底看穿美國“民主改造大中東”計劃的偽善。英國《衛報》甚至稱美英政府從此喪失了“在西藏問題上批評中國”的權力，可見一斑。

　　因此可以預言，美國在“大中東”地區的政策，將會日益失去“民主”和“道德”的光環，而凸現其“文明衝突”和“宗教戰爭”的本色。

　　另外，隨着伊拉克亂局和“文明衝突”的深化，北京正在成為九一一和“反恐”戰爭的最大贏家。布什自以為“受命於天”，美國基督教右翼也認為布什出任總統，是上帝所賜。從國際局勢看來，布什總統不僅是美國之福，也是上帝對北京政府的恩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