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斷淡化的“韓美同盟”，正在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首先是美國海外軍力捉襟見肘，華盛頓不得不在朝鮮的核武危機遠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不顧韓國朝野對防務問題的不安，決定將把駐韓美軍中的一個旅派往伊拉克。

　　其次是按照更廣泛的“美國海外駐軍重新部署計劃”，在朝鮮半島安全局勢並無顯著改善的情況下，五角大樓單方面決定將駐韓美軍軍力減少三分之一。華盛頓不但無視韓國朝野因此產生的安全顧慮，以及韓國政府表示“無法接受裁軍規模和時間”，還執意決定提前實行美軍裁減計劃。

　　接着是美國決定把漢城的駐軍總部，從原日本殖民占領軍的龍山基地，南遷到韓國烏山和平澤，並要求增加土地，從而引發了嚴重的韓美矛盾。6月初，雙方關於龍山基地的協商破裂，並互相指責對方。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助理理查德勞里斯極度失望之餘，甚至聲稱這一矛盾危及“50年同盟關係”。

　　這一系列變化，不僅帶有強烈的布什政府單邊主義色彩，也反映了韓美同盟關係的不平等實質。例如有韓國官員就美國撤軍和龍山基地爭議說：“美國全麵攤牌，完全脫離協商規則，表明已經沒有協商的餘地。”另一名韓國官員則承認：“在駐韓美軍削減問題上，我們根本沒有發言權。

　　這些發展，引起韓國朝野的激烈震盪。《韓國時報》結論韓美同盟已經“退化到無法修補的程度”，《朝鮮日報》驚呼“瀕臨破裂的韓美同盟關係”，可見一斑。韓國保守派和右翼輿論則紛紛批評盧武鉉政府代表的“自主外交”路線對韓美關係惡化的責任。

　　但是連這些批評意見也認識到，韓美同盟關係的退化，是個無法逆轉的歷史趨勢。在韓國方面，代表戰後年輕一代逐漸主導韓國政治；在美國方面，是華盛頓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國際戰略的演變。

　　隨着韓國新生代的上升，韓國反美民意不斷強化，有目共睹。4月份韓國第17屆國會選舉，選出了歷史上首次的左翼自由派政黨控制的國會。美國輿論因此紛紛對韓美關係前景表示擔憂。

美國必然挺日抑韓

　　另一方面，隨着蘇聯的瓦解和中國的經濟起飛，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設計，已經從里根總統時代的聯華抗蘇和中美準軍事同盟，轉為聯日抑華，並維持台海分裂局面，以制約中國的崛起。

　　筆者多次強調，在東亞地緣政治的歷史性改組中，因為中日韓三國千百年來的歷史淵源和恩怨，韓國必然在中日之間選擇中國，而美國必然挺日抑韓。

　　在韓美關係出現目前危機的同時，美日軍事同盟卻得到空前的加強，日本國會於6月14日通過了加強日美軍事合作的7個法案，其真正意義是實現日本自衛隊和美軍相等的合作關係。美國海外駐軍重新部署計劃一邊削減駐韓軍隊，一邊卻把日本視為最重要的一級“戰力基地”，絕非偶然。

　　儘管漢城模仿東京，計劃向伊拉克派出象徵性的“維和部隊”，以討好華盛頓。按照韓國官員自己的說法，得到的回報卻是“美國已經對韓國失去興趣”，韓國在美國亞洲政策中被“邊緣化”。美國國務院政策籌劃負責人在一場正式講話中，沒有將韓國包括在美國的“關鍵雙邊關係”之中，頗有象徵意義。

　　韓國政府近來想以90年代的《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為模式，研究制定《韓美共同安保宣言》，以彌補韓美關係。問題是連韓國政界也承認，當時的美日關係和現在的韓美關係除了對同盟前景的擔憂之外，“無一相同之處”。其他不說，駐日美軍早就受日本法律約束，而駐韓美軍至今仍然享受“治外法權”。殖民主義在世界各地結束多年，韓國卻仍然是屈辱接受治外法權的極個別國家之一，嚴重加劇了韓國民間的反美態度。

對華盛頓的“忠誠”向北京轉移

　　韓美同盟的退化和離異，與中韓日益接近，是同一歷史性過程的兩個側面。這是筆者多次重申的命題：中韓千年歷史同盟的恢復，以及漢城對華盛頓的“忠誠”向北京轉移。

　　但這一過程決不一帆風順，特別是朝鮮半島統一進程中的朝鮮民族主義情感，一旦處理不當，很容易衝擊中韓關係。最近的高句麗遺蹟爭議和端午節文化遺產問題都是例子。

　　另外，南北韓儘管有表面的緩和，包括近日停止敵對性宣傳，韓國內部對朝鮮的巨大軍事機器存在嚴重的戒心。所以韓國朝野不管平素的“自主外交”和反美言論，對美國準備提前大規模撤軍，卻普遍產生無所適從的恐慌感和危機感。

　　目前韓國的主要安全威脅，依然來自高度軍事化、處處“先軍”（軍隊第一）的朝鮮金正日政權。華盛頓揚言撤軍，未嘗不是對韓國朝野在“民族統一”高調和現實南北政治之間的自相矛盾，有意將上一軍。

　　筆者曾經指出，中韓歷史關係的恢復，是北京在台海局勢不斷惡化的情況下少有的外交強牌。可是這也意味北京必須打破幾十年來對朝鮮半島的外交陳規，利用韓美同盟關係的質變，為和平解決台海問題開創新的機會。

　　例如就韓美兩國討論部署快速反應部隊問題，《人民日報》6月10日表示“堅決反對”韓國軍隊介入朝鮮半島之外的事務，顯然擔心在發生台海戰爭時，韓國軍隊會加入美國一方。這樣陳舊的言論，只會為韓國保守派宣傳“疏美親華非常危險”提供材料。

中國對韓國的安全承擔國際義務

　　筆者認為，中美韓三角關係和台海局勢的發展，已經達到北京必須對整個朝鮮半島安全承擔國際義務的地步。說穿了，就是在反對美國進攻朝鮮的同時，也明確反對朝鮮政權主動進攻韓國。這是防止韓國未來介入台海衝突最有效的未雨綢繆。

　　中國和朝鮮之間仍有“中朝友好同盟條約”，但是國際上對北京履行條約上的軍事義務早有疑問。以筆者之見，北京完全可以通過人大“釋法”，明確這一條約不適用於朝鮮對南韓的主動進攻。北京然後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向韓國承諾，在朝鮮主動進攻韓國的情況下，中國將切斷對朝鮮的原油、糧食等關鍵物資的供應，以及其他制止朝鮮軍事冒險的行動。

　　應該看到，在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韓國最大貿易夥伴之後，中國對韓國的安全承擔國際義務，也是為了保障中國自身的經濟利益。

　　台灣問題的根源，是日本侵略朝鮮引發的甲午戰爭；台海兩岸分裂的現狀，則是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後，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的產物。杜魯門當時明確宣布第七艦隊的目的是既阻止中共進攻台灣，也防止台灣反攻大陸。換言之，保持兩岸的長久分裂。

　　筆者建議北京對南北韓同時承諾安全義務，是對杜魯門台海政策反其意而用之。中國在反對兩韓彼此殘殺的同時，必須明確宣布支持朝鮮半島的統一。如此不僅可以保證韓國在台灣問題上置身事外，也可以促使日本在捲入台海衝突前三思，以增加和平解決台海問題的機會。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