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之所以特別複雜和難以解決，主要原因就在於其中摻雜着重大的國際因素。所謂國際因素，首先是美國，其次就是日本。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影響中日關係的要素有三個：一是對侵華戰爭歷史的認識問題，二是領土和領海爭端，三是台灣問題。歷史認識問題從戰爭結束至今，一直未得解決，預計將來也很難得到徹底解決；領土、領海爭端時隱時現，糾紛不斷，由於中方的克制，這個問題目前尚不至於成為中日關係中最突出的問題；而隨着李登輝“兩國論”的出籠和陳水扁台獨步伐的加快，台海局勢緊張，台灣問題日趨凸現。可以說，台灣問題已成為現階段和未來一個階段中日關係中至為緊要和敏感的問題。

　　由於歷史、文化、經濟和戰略等方面的因素，日本人懷有濃厚的“台灣情結”，甚至將台灣視為“不在日本版圖內的日本領土”，這意味着日本是除美國之外極可能插手台灣問題的另一國際因素。那麼，日本人的台灣情結因何而來？日本與台獨有什麼聯繫？日本官方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是什麼？一旦中國政府對台灣行使武力，日本將作何反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並加以關注。

　　日本與台灣：因侵略台灣而形成的歷史淵源

　　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擺脫了西方列強的壓迫，進而成為亞洲唯一可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國家，日本從此走上了與西方列強一樣的侵略擴張道路。而日本侵略擴張的主要對象就是隔海相望的中國，對中國的侵略則是從台灣開始的。

　　1874年5月，日本發兵侵略台灣。但當時的日本軍力不是很強，在台灣人民的激烈抵抗下，日軍損傷慘重。鑑於武力征服難以得逞，日本遂改用外交手段，以在台駐兵和駐地向清政府進行訛詐勒索，攫取白銀50萬兩。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大獲全勝，通過《馬關條約》不僅獲得巨額賠款，還迫使清政府割讓台灣，終於實現了對台灣的野心。台灣從此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方回歸中國，歷時達半個世紀之久。在侵占台灣的50年裡，日本一方面實行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同時還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使台灣人民疏離乃至忘記自己的祖國，淡化和泯滅中華民族意識，為天皇造就順民和奴才。如，強迫台灣人改日本姓、說日本話；按日本習慣規範日常生活；在學校普及日語；開設日本文化課；大量向台灣移民。儘管台灣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從未停止，但無可諱言，日本的“皇民化運動”的確造就了一批合格的“皇民”、“順民”。這些人在日本的卵翼下成長，對日本感恩戴德，甘願以“二等日本人”身份做日本的爪牙。這種人，除了眾所周知的李登輝之外，還有一些，比如奇美集團老闆許文龍，此人故意混淆侵華日軍強征慰安婦的性質，詭稱那是“商業行為”；駐日代表許世楷也不甘落後，竟然模糊釣魚島主權歸屬，說什麼該島“距離沖繩和台灣都很近，不能輕易地說是誰的領土。”漢奸辜顯榮甚至公然拍着胸脯對人說：“余自任日本帝國之耳目手足，竭盡全力，死而後已。”李登輝之流所以敢於若明若暗地暴露其日本情結，就在於他們得到了日本右翼勢力、台灣親日勢力和台獨勢力的支持。換言之，無論在台灣，還是在日本，李登輝之流並不是很孤立。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日本：台獨之源頭，台獨之襁褓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了台灣，但駐台日軍中以牧澤義夫、宮中牾郎為首的少壯派軍官不甘心投降，於是串聯台灣漢奸林熊祥、許丙等人，發動“台灣獨立自治運動”，企圖以台灣作為日本復興的基地。但這個計劃未能獲得日本駐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支持。安藤認為不能違抗天皇的旨意，再者台灣民眾能否跟着日本走也大成問題。“台灣獨立自治運動”因而胎死腹中。不過，仍有少數對台灣依依不捨的日本右翼分子賊心不死，秘密聯絡一批台灣“皇民”、漢奸，暗中成立台獨組織，從此開啟了台獨的源流。此後，日本和美國就成為台獨分子的主要活動基地。

　　1955年9月1日，台獨分子廖文毅牽頭的所謂“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在日本東京成立，與會者百餘人，其中台灣人僅40餘人，其餘皆為日本人。次年，廖文毅讓自己炮製的“議會”選舉自己為“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日本右翼分子成立“台灣獨立後援會”和“日台協會”，為廖文毅一夥搖旗吶喊，靠着吸吮台灣民脂民膏而暴富的財閥古賀三千雄則提供資金支持。這樣一來，在日本襁褓中發育的所謂台灣“臨時政府”就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濃厚的日本氣味：使用日本昭和紀年，“國旗”為太陽旗上附一輪新月，“國歌”中則含有“世紀的東南風”等典型的日語句式。

　　對於另一個更為激進的台獨分子王育德拼湊的所謂“台灣青年社”，日本右翼勢力更是極盡呵護支持之能事。《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近藤俊清根據王育德提供的資料，於1961年拋出《台灣之命運》一書，鼓吹“應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成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為王的台獨製造理論依據。另一位日本政論家遠山景久不僅提出“台灣人是不同於漢民族的獨立民族”，還直接給王育德主編的《台灣青年》提供財力支持。而長期為《台灣青年》撰稿的主要作者，有不少實際上是冒充台灣人的日本人，如“鄭飛龍‘實為日本人池田民”，“宋春陽”實為日本人宗像隆幸，宗像甚至還是“台灣青年社”的中央委員。王育德的代表作《台灣——苦悶的歷史》出籠後，日本《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三大媒體和許多小報紛紛發表書評，為王捧場，以致此書在日本再版十次之多，售出4萬多冊。王育德對日本人的“親善”、“提攜”自然是感恩戴德，投桃報李，《台灣青年》不僅使用昭和紀年，文字也使用日文。王還在他的書中公然讚美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聲稱：“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時間內孜孜經營，把台灣建設成幾乎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殖民地。”“台灣人鄙視日本人，罵他們是‘狗’。‘狗’雖然會叫，也會看門。中國人是‘豬’，‘豬’只會吃，一無可取。”可見，王育德已淪落到數典忘祖，而以當日本狗腿子為榮的地步。日本右翼勢力對台獨的“哺育”功夫沒有白下。台獨之所以羽翼漸豐，終至作大，而今興風作浪，為禍寶島，與日本的扶持關係極大。

　　日本官方對台灣問題的表態與日台關係的現狀

　　關於台灣問題，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有其正式的表態，即：日本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並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立場：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近年來，日本領導人在訪華時又對台灣問題作了正式說明：“日本政府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在日中聯合聲明中有明確表示。作為日本本來就不可能參與或者支持台灣獨立。日中聯合聲明中闡述過的中國只有一個的認識是不變的。海峽兩岸問題應由中國人本身通過對話取得和平解決。”

　　一位日本政府駐華官員也表示：“關於台灣問題，日本政府已經在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中闡明了基本立場，這就是：‘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完全理解和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一立場。我認為日本一直以來都誠實地遵守着這一聯合聲明中的承諾。然而，在中國仍有些人認為‘日本沒有放棄對台灣侵占領土的野心’。再沒有什麼比這更讓我們感到困惑的事情了。何況，這種說法也是對台灣人的一種侮辱。……日本強烈希望台灣問題能夠像聯合聲明中所記述的，另外也正如江澤民主席曾經在關於台灣問題所提出的八點希望中表明過的那樣，通過兩岸當局之間和平對話的方式得到解決。”這位官員還進一步強調說：“我們日本人從來就沒有過(侵占台灣)這樣的想法，而且我認為，這種想法在與台灣人的關係上也是行不通的。”

　　我們並不認為日本政府的上述表態是不嚴肅的和沒有意義的。因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重視和發展中日關係的政策在日本國內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擁護。在這一前提下，日本政府基本奉行了一個中國的政策。日本社會各階層的對華友好人士為增進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由於日本曾經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而中國政府放棄了賠償要求等因素，日本政府實施對華援助之初，確有藉此進行感情和經濟彌補的考慮。據統計，到2001年，日本累計向中國提供了26679.9億日元(約合1654億人民幣)的優惠低息貸款，年利率為0.79%～3.5%，償還期為30～40年。日本是中國的最大援助國，日元貸款在中國接受的外國政府貸款總額中占到50%左右。這筆日元貸款被中方用於首都機場擴建、北京地鐵二期工程、朔黃鐵路、南昆鐵路、上海浦東機場等150多個建設項目，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但這些正面因素並不能掩蓋中日關係中日益凸現的負面因素。在台灣問題上，日本的“犯規”表現在三個方面：

　　日本官方的表態中隱含着危險的伏筆。伏筆所指為何呢？日本人自己泄露了天機。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加藤公然在日本國會公開宣稱：對中國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主張，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並不是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只是中國的說法，而不是日本的說法。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政府官員首次公開發表這種惡毒的觀點。對於如此嚴重的事態，日本政府沒有任何澄清更正的表示。相反，訪問中國的日本領導人和日本駐華使館官員，都沒有像克林頓那樣對台灣問題宣示“三不支持”的立場，只是對中國方面“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張表示“理解和尊重”，而沒有表示“承認”；至於“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觀點，則壓根未曾提及。完全可以設想，一旦台灣有事，日本政府很可能搬出加藤式的解釋，以便為自己干涉中國內政的非法行徑進行詭辯。另外，日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可能包含這樣幾層意圖：在國際上強化日本的所謂“和平”形象，並在所謂的“人權”問題上得分；為台獨提供政治保護和安全屏障；一旦中國政府行使武力，日本將有理由“被迫”作出非常反應，責任不在日本而在中國。由此可見，歷來以認真細緻著稱的日本人對台灣問題的表態照例是經過字斟句酌、精心推敲的，這裡隱藏着多麼危險的伏筆！

　　“周邊事態”將台灣包括在內。1996年4月，日美簽署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對日美安保體制進行重新界定。次年9月，日美正式出台新的防衛合作指針。隨後日本國會又通過了一系列相關法案。重新界定的日美安保體制有兩方面的變化：一是通過“周邊事態”的模糊概念將日美“防衛”範圍由遠東擴展至亞太地區；二是將主要的“防衛”對象由蘇聯轉變為中國。法國觀察家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人們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日美安保條約今後要對付的主要敵人將是中國。”1997年8月，日本政府重量級人物——內閣官房長官尾山靜六公開宣稱：日美防衛合作範圍理所當然包括台灣海峽。1998年5月，日本外務省北美局局長高野紀元又說：“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中所說的‘遠東’地區包括台灣，因此日本的‘周邊事態’也包括台灣在內。”這樣一來，日本政客就把“周邊事態”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逐漸清晰化了。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的口氣比前幾人更大。1999年初，此人連續兩次在記者招待會上聲稱：“周邊事態”範圍包括俄羅斯、朝鮮半島、中國及中國的台灣。時至今日，日本沒有一人正式代表日本政府出面澄清“周邊事態”不包括台灣。

　　日台關係已超出“民間”性質。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對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的日台關係是這樣規定的：在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原則立場的前提下，中國不反對日本人民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等非官方關係，即民間關係。但是，日方並未嚴格信守自己的承諾。日台斷交後，日本在台設立“交流協會”，台灣在日本設立“亞東關係協會”，作為雙方的聯繫機構。但日台關係表面上的“民間化”掩蓋不了實質上的“官方化”。為了從政治上拉住台灣，日台斷交的第二年，日本親台議員就組成了“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後來又成立了“日華友好議員聯盟”、“日華親善議員聯盟”和“蔣介石遺德顯彰會”等組織，同台灣展開政黨外交。每年“雙十節”，這些團體都組團赴台搞所謂“友好親善”活動。“蔣介石遺德顯彰會”竟然把“中華民國國旗”與日本國旗並列懸掛。日台雙方官員互訪不僅日益頻繁，而且級別越來越高。1992年5月，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居然邀請李登輝訪日，後來因忌憚中國的立場而未能實現。對此，日本右翼勢力的一位領袖人物頗不服氣地表示：“李登輝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前來日本訪問，在現階段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以私人訪問方式，前來參加京大校友會，並非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不僅表明了邀請李登輝訪日的意向，而且隱伏着惡意的潛台詞：雖然“現階段”以“國家領導人身份”訪日是不可能的，但將來是可能的。小澤一郎在他的《日本改造計劃》一書中居然把日本與台灣稱作“命運共同體”，主張積極推進日台“政府間的交流”。1994年10月，日本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批准台“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出席廣島亞運會開幕式。1995年下半年，日政府本以協商台方出席APEC人選為藉口，派出三名部長級幹部訪問台灣。台灣方面，“立法院長”劉松藩、“經濟部長”蕭萬長、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等高級政要，均訪問過日本。1998年1月，日本自民黨要人尾山靜六秘訪台灣，與李登輝晤談。4月，日本政府一改25年來不承認台灣護照的做法，對所謂“中華民國護照”直接加蓋入境許可證，其用心之不良已昭然若揭。1999年台灣“9·21”地震的消息一經傳出，日本的反應之快異乎尋常。地震的第二天，日本的救援隊就登上了台灣島，比近在咫尺的香港反應還要快。按說，援助台灣同胞抗震救災本是好事一樁，但聯繫到兩國論和台海危機的特殊背景，聯繫到台灣當局歡迎日本人的到來，而將大陸救援隊拒之門外，這個事件就頗有些耐人尋味了。近年來，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多次到台灣活動，與李登輝、陳水扁會談，並將台灣稱為“國家”。日本外相川口順子在國會答覆議員質詢時，也多次將台灣稱為“國家”。2003年12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不顧中方嚴正交涉，訪問台灣，刻意提升日台關係。陳水扁就職後，日本右翼團體“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青嵐會”、“日華親善協會”紛紛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議書，要求加強日台關係，措施包括：迅速就簽訂“日台自由貿易協定”舉行談判；設立“日台安全保障論壇”，提高日台交流級別；積極推動台灣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等等。接二連三的反常消息，使人不得不嚴重注意日台關係的未來走向。

　　日台軍事勾結日趨緊密。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不僅局限於政治層面，還引人注目的向軍事領域發展。2004年3月31日至4月14日，台灣海軍實施“康平”水雷作戰演習，將台灣自行研製的“萬象二號”水雷用於實彈驗證。值得注意的是，台軍首次邀請曾任掃雷艦長的日本海上自衛隊退役少將隨艦觀察，演習模式也採取與日本海上自衛隊相近的做法。這只是日台軍事勾結的冰山一角。長期以來，日台軍事交流日趨緊密，日本防衛廳對於這種交流的興趣“頗為高昂”。幾年前，台灣曾派遣了一個包括三位現役將領在內的軍事訪問團秘密訪問日本，與日本退役將領進行戰略對話，總共實施了兩次，對話內容除了廣泛交換雙方對於東亞戰略態勢的看法之外，也有相當具體的建議，包括雙方進行海上搜救演習。雙方規劃演習以“巧遇”方式進行：台方海巡署艦艇與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隻在琉球海域不期而遇，然後就開始實施演習。雖然這次演習因故胎死腹中，但日方對於日台軍事交流的興趣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外界對日台關係的議論，日本前任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曾經言之鑿鑿地辯解說：“日本一直誠實地遵守着在日中聯合聲明中的承諾。”但上述幾個方面的情況卻使人不得不提出疑問：這樣的“誠實”能叫作誠實嗎？

　　一旦中國政府對台行使武力，日本將可能追隨美國進行干涉

　　這個預測的根據在於，在一些日本人看來，如果維持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分裂局面，甚至由此引發兩岸乃至中美之間的軍事衝突，對日本的好處是多方面的：

　　——可以從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增加中國的內爭與內耗，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遏制中國的強盛趨勢，有利於日本稱雄亞太；

　　——借台灣問題阻撓中美關係的改善，甚至激化中美關係，引發中美衝突，不僅削弱中國，也消耗美國，日本則可坐收漁翁之利；

　　——以台灣問題作為日美合作的紐帶，緩解日美矛盾，從政治、軍事、外交上拉住美國，以增強遏制中國的力量，並藉此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

　　——借台海危機或台海軍事衝突加速日本在國防上的“正常國家化”，推動日本安保政策在日美同盟的軍事框架下實施戰略轉型，順勢突破日本憲法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約束；

　　——利用台灣問題作為一張“政治牌”、“外交牌”，以迫使中國在其他問題上讓步，特別是成全日本充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政治大國”夢想；

　　——阻撓台灣回歸，可以避免中國對台灣海域的所謂“威脅”，從戰略上確保日本的南方海上交通線的“安全”；

　　——以台灣問題纏住中國，使中國不便集中精力解決釣魚島和南沙群島主權問題；

　　——兩岸的分裂和矛盾的激化，還可以加深台灣對日本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依賴，強化日本對台灣的控制，使日本可以從台灣撈取更多的好處；

　　……

　　可見，日本的台灣情結的形成和膨脹決不是偶然的，以致有些日本人把台灣視為日本的“利益共同體”，對台海局勢的關心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恨不得把這個中國的內政問題變成日本的問題。長期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來，從日本軍界、政界、學界到日本民間，都在密切關注台海局勢，各種論文、著作、研究報告和應急方案數不勝數。近年來，日本媒體關於台灣問題的報道幾乎泛濫成災。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中西輝政危言聳聽地宣稱：“台灣對日本的安全來說，是最後的‘生命線’。如果台灣與中國大陸合為一體，那麼沖繩海域和東海將入解放軍的勢力範圍，日本艦船和飛機將被趕出這一海域；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出入口將被北京完全堵死，日本將只能聽北京的命令，日美安保條約也將名存實亡。”“對日本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朝鮮問題，而是台灣問題。”(日本《呼聲》月刊2004年4月號)有的日本媒體不懷好意地渲染：“台灣被解放軍掌握之日，就是日本噩夢開始之時。”日本駐泰國前大使岡崎久彥也聲稱：台灣若被中國大陸統一，日本將不得不另尋生路。美聯社在一篇報道中說，日本的神經已經同台灣海峽聯繫在一起，“這個國家為了這個海峽，將不惜‘奮力一搏’。”

　　在媒體的極力渲染下，日本社會已形成一種傾向性結論：一旦台灣有事，日本不能不管。1997年12月，日本親台組織“日華文化協會”在東京舉辦“台灣海峽與安全保障”研討會，日美台三方均派人參加，會議認為：為確保台灣“安全”，美日必須採取共同行動。美國國防分析研究所的一份題為《21世紀的日美同盟》的報告也斷定：在美中敵對化(如海峽兩岸進入戰爭狀態等)並長期延續之際，美國除要求日本提供後方支援外，還可能要求日本參加戰鬥行動。報告還宣稱，遠東發生緊急事態時，日美要聯手干預。1998年3月，台灣“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同曾任日本航空自衛隊幹部學校校長、自由黨參議員、日本議會兩院議員總會副會長的田村秀昭就台海危機進行了座談。當宋問及一旦台海“有事”日本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時，田村回答：“我想，那時誰是日本總理很重要。我認為日本應根據‘新指針’對美軍進行支援。”日本民間研究團體“21世紀亞洲軍事分析小組”的意見也是“應當在憲法和安保條約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與美國合作”，而“不能猶豫不決”。

　　歷史上，日本因其野心太大而國力不足，故形成了與強國結盟的傳統。如果台海發生軍事衝突，日本出於各方面考慮，不會自主幹預，而將有意作出“被動”姿態，在日美安保體制的範圍內追隨美國進行干預。從近年來日本官方的表態看，日本介入台海戰爭的態度將取決於美方的態度和戰爭的性質。如果台海戰爭是由台灣單方面宣布獨立而引起的，相信美方的介入會相當有限，日方也將置身事外；倘若是在台灣未宣布獨立的情況下由中國大陸發動的，日本將以《日美安保條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周邊事態法》為法律基礎，在“後方地域”向介入台海戰事的美軍提供支援。這樣做，成則與美國同享勝果，敗則由美國承擔責任。具體的方式，開始階段將可能是提供後方支援，包括後勤保障、搜索救護、海上船舶檢查和財政援助等，隨着戰事的進行，還可能視情提供武器裝備、技術人員乃至暗中派遣少量兵力的支持。近年披露的資料證實，早在50年代的朝鮮戰爭中，日本已暗中向美軍提供過多方面的後方支援。

　　中國如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預計日本還可能作出更加深遠的反應：以中國威脅論為藉口，廢止現行無核三原則轉而製造核武器，其充當軍事大國的政策會全面推開，其外交政策也將更加軍事化。如果這一可能性真的演變為現實，在世界東方出現一個軍事上過於強大的日本，固然對中國不利，對美國也不是什麼好事情，在日本對侵略戰爭拒不反省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從法律、軍事兩方面對介入台海軍事衝突預做準備鑑於近年來陳水扁當局推動實質性台獨愈演愈烈，台海局勢日趨緊張，美國捲入台海危機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日本也摩拳擦掌，躍躍欲試。2003年6月6日，日本國會通過的“有事法制三法案”實際上是針對中國的一項軍事法案。三法案規定，一旦某國對日本支援美軍的行動提出譴責，並在日本領土附近集結軍隊，日本政府就可以據此判斷為“有事法制”中的“武力攻擊預測事態”，並進而啟動自衛隊作戰機制。這意味着，日本政府實際上已經突破了憲法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制約，可以隨時啟動戰爭機制。因為中國是日本的鄰國，人民解放軍只要集結軍隊，日本就可以視為在“日本領土附近”集結軍隊而找到戰爭的藉口。在今年5月20日陳水扁宣誓就職之際，日本國會下院趁機通過了7項法案，允許日本自衛隊在日本周圍區域發生軍事危機時向美軍提供支持。所謂“軍事危機”顯然是指台海危機。這7項法案中最關鍵的條款之一，是針對向“進攻日本”的國家運輸貨物的船隻，日本艦船有權“檢查和限制”其行動。這實際上是超出軍事領域的一項舉措，意味着一旦某國進攻日本領土，日本軍艦可以擊沉其民用運輸船隻；還意味着日本海上自衛隊可以不受限制地參與海戰，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未有過的。通過上述法案，是基於日本軍方的一種預測：日本陸上自衛隊在它的一份白皮書中提到“X國”可能進攻“D國”(X指中國，D指台灣)，進攻發起後，為防止三面受敵，中國可能會攻擊沖繩(琉球)群島軍事基地，以阻止美日軍隊從靠近台灣的基地向解放軍發動襲擊。為此，日本防衛廳甚至制定了“台灣海峽保衛戰”的詳細計劃，規定一旦台海戰爭爆發，日本海上自衛隊潛艇有可能對中國船隻發起猛烈攻擊。根據2003年11月修訂的日本《防衛計劃大綱》，日本防衛廳陸上幕僚總監部(陸軍總參謀部)還制定了一項向沖繩派遣7200名自衛隊隊員的計劃，以應對台海兩岸可能的軍事衝突。該計劃預測，一旦台海戰爭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為遏制日美干預，會首先進攻離台灣約110公里的日本宮古、與那國島、石垣三島，日本有必要事前在三島部署自衛隊，並把駐紮在日本千葉縣習志野市的第一空降旅編為“緊急狀況對應集團”，以備“不測”。

　　2004年6月19日，日本自衛隊在沖繩進行軍事演習，假想“中國大陸軍隊進攻台灣”演練與美軍協同作戰。可以預計，類似的軍事演習今後還會上演，中國對此必須加以關注和警惕。

　　多方面制約因素將迫使日本不致過深介入台海戰爭儘管日本有可能插手台海戰爭，但從各方面綜合考慮，日本不會為了在台灣的利益而甘冒與中國進行直接和全面對抗的巨大風險。各種制約因素將迫使日本不致過深介入台海戰爭：

　　——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已今非昔比，以日本的力量絕不足以扭轉中國統一的大趨勢。

　　——中國政府反對台獨的嚴正立場，獲得了包括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這是日本不得不顧慮的國際因素。

　　——日本的對華政策還必須考慮和平憲法的約束和日本左翼力量的態度。在現今的日本社會中，雖然主流政治力量的右傾化、保守化日益明顯，和平憲法的地位發生動搖，但反對戰爭、主張日中友好的和平主義思潮仍廣泛地存在於各工會組織、共產黨、社民黨、民主黨、普通民眾和文化知識界當中，這是不容忽視的。

　　——在外交領域和安全保障體制中，日本仍然處於對美國的從屬地位，在對台問題上也將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全面介入的可能性不大，日本也不會超出美國的介入限度。

　　——從經濟上看，日本在大陸的經濟利益也同美國一樣遠遠超過了在台灣的經濟利益。中日經貿關係穩定而廣泛，且互補性很強，日本對中國市場的深刻依賴已是既成的事實。日本一些知名經濟學家甚至斷定：“從長遠觀點考察，作為日本貿易夥伴的中國，要較之美國更為重要”，並預言將出現“在中國支持下的日本景氣”的局面。這一預計在2002年已經變為現實。2002年，在日本的經濟增長中，中國拉動的部分接近一半，超過了美國，並且中日貿易首次出現中國大陸逆差的現象。2003年，日本對中華經濟圈的出口總額已達13.7057萬億日元，也超過了對美國出口(13.4130萬億日元)。據中國海關的統計，2003年頭11個月，中日雙邊貿易額已超過2002年全年的數字，達1199.0億美元，同比增長30.6%，占中國對外貿易總值的15.8%。其中中國對日出口532.5億美元，增長22.1%；自日進口666.5億美元，增長38.3%。中方逆差達13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8.2億美元。日本已連續11年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這些情況都說明，中日兩國互有需求，並且隨着形勢的發展變化，日本對中國的需求越來越大。日本媒體也承認：“日本經濟出現復甦徵兆的背後，是中國的巨大身影若隱若現。”可見，經濟因素對中日關係的穩定和粘合作用非同一般。

　　另外，將中日關係推向全面對抗的地步不利於日本政治大國目標的實現，日本爭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努力，不能繞過中國自行其事。即使在日本成為政治大國之後，其大國作用的發揮，在多極化時代也將離不開中國的支持與合作。

　　總之，與中國建立和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儘管日本右翼勢力和親台勢力不斷挑起事端，破壞中日關係，但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破壞性因素尚不足以使正常的中日關係發生根本逆轉。這意味着，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也不致輕舉妄動，否則對日本來說將得不償失。

　　儘管如此，日本仍然是中國統一台灣必須提防的除美國之外的另一個主要的國際因素。對於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發展動向和可能反應，我們必須進行細緻的預測性研究，並從政治、經貿、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定對策。比如，政治上要多作日本進步力量的工作，爭取他們的支持，以此對日本右翼力量進行牽制；經貿上，要進一步擴大中日經濟合作，加深日本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軍事上，主要是加快發展我們自己的國防力量，尤其是高科技兵器；外交上主要是拉住美國，以中美關係的改善牽制日本。

　　此外，針對日本對南方海上交通線安全特別敏感的心理，可以通過中日海上協定對日本在該海域的正常航運加以保障，從而減少日本對中國統一台灣的阻力。日本民族因本國面積狹小、資源貧乏，所以形成了特別強的危機意識。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危機感，從大的方面來說，主要是懼怕兩岸統一、中國強大會對日本謀求在亞太地區的所謂“領導”地位構成挑戰；從小的方面來看，則主要是擔心中國統一台灣後會對它的南方海上交通線構成威脅。台灣島扼日本南下航線的要衝，台灣海域是日本西南海上交通線的必經之路。日本3／4的貨船要經過這條航線，每10分鐘就有一條日本船隻通過台灣海峽，每年經由這裡運往日本的貨物達7億噸，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的90%的石油和99%的鐵礦石。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將台灣海峽視為自己的生命線”並不奇怪。有鑑於此，中國政府是否可以考慮與日本及相關各國簽署海上航行協定，確保日本等國在相關海域正當的海上交通權益，以法律的形式給相關各國尤其是日本吃一個定心丸。這樣做，可以減少我們統一台灣的阻力，同時並不損害我們的主權和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