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745年，英法交戰，法軍的52000人和英國與荷蘭的46000精兵擺開陣勢，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附近的山包上親自觀戰。當雙方接近到毛瑟槍射程之內的時候，英軍指揮官查理·赫伊大喊："法國衛隊的紳士們！開槍吧！"不料法軍的指揮官安托歇伯爵卻回答說："先生們，我們從來不先開槍！你們請先開槍吧！"結果，這樣的君子風度代價慘重，英荷軍隊一陣排槍，就把法軍陣線打垮。這一仗，法軍差一點打輸，靠國王親自督戰才挽回敗局。

　　這是250年前的事。仗打得這樣有禮貌，現在聽來未免過分迂腐，簡直不可思議。現在常有人說，既然是戰爭，還講什麼規則。然而，戰爭不講規則的說法，貌似有理，卻不符合人類歷史。

　　在國際法歷史上，現存最古老的條約是公元前3100年刻在石碑上的蘇美爾城市國家之間的和平協議。古代中東、希臘、羅馬都曾有過制約戰爭行為的條約。猶太法典里有戰爭中禁止殺害婦女兒童的規定。古希臘城市國家之間建立過複雜的條約來規範他們之間的戰爭，比如對神廟等宗教聖地的共同保護。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就是這種條約關係的產物。羅馬法中對發動戰爭的規範，是歷史上第一次在法典中承認戰爭必須有正當的理由，從而建立了戰爭正義性的概念。我國歷史上也一直有"兩軍交戰，不斬來使"的規矩。

　　之所以有這些規則，道理很簡單：我們常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政治是不能不講規則的，規則是政治能夠得以進行下去的先決條件。戰爭也是這樣。戰爭是殘酷的，而交戰雙方之所以願意守規則，就是因為這樣的規則對雙方都有利。

　　一、戰爭的規則和戰爭公約

　　最近一百五十年，是產生了一系列有關戰爭的國際法規和公約的時代。這些戰爭規則可以用日內瓦戰爭公約作為標誌，它是人類戰爭技術和戰爭形式發生兩次質變的產物，也是人類精神狀態文明化進程的產物。

　　第一次質變是從冷兵器到熱兵器的質變。這一質變發生在西方工業化時代。火藥廣泛使用於戰爭，來復槍和遠程大炮可以大批量生產，鐵路運輸使得大量兵員可以迅速遠距離運送。戰場上的殺戮從面對面的搏殺變成遠距離的射擊。從而，傷員和俘虜數量增加，這是戰爭中最為悲慘的場景。

　　1862年，瑞士紅十字會創始人鄧南特發表了著名的《回憶索費林諾戰場》一書，書中描述了他親身經歷的1859年意大利北部索費林諾戰役中受傷士兵的悲慘命運。他身體力行，建立了中立的國際紅十字會，致力於一視同仁地救助戰場傷員。在他的呼籲下，國際紅十字會建立的當年，1864年的第一次日內瓦戰爭公約提出了保護戰場上的傷病員的規則。1868年第二次日內瓦公約又把這一規則擴展到保護海戰中的受傷水兵。1929年第三次日內瓦公約規定保護戰俘，指出戰俘不是罪犯，交戰方必須人道地對待對方戰俘，並且在戰後釋放戰俘。

　　第二次質變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和冷戰時期。核武器的發明和核武器製造技術的擴散，常規武器技術的驚人發展，以及毒氣和生物武器的出現，使得人類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威脅。二戰中納粹對猶太人、吉普賽人等民族的種族滅絕性的屠殺，日軍在我國南京的大屠殺，這種正規軍隊對平民的大規模屠殺，使戰後人們一致認識到，無論如何必須防止再次發生這樣的人間慘劇。在戰爭後期，盟軍對德累斯頓、柏林、東京的大規模轟炸，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針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襲擊，也令戰後西方有良知的人們反省，怎樣避免這種不能區分軍人和平民的殺傷手段。

　　戰後不久，1949年的第四次日內瓦公約，補充和改寫了前三次公約的條款，增加了戰時保護平民的內容。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戰時平民置於國際法的保護之下，明確禁止戰爭期間殺害、刑求、綁架平民，禁止對平民實施超出司法權範圍的審判和處罰。1977年，又一次擴充了1949年關於保護平民的日內瓦戰爭公約的內容，把對平民的保護延伸到那些沒有正式宣布為交戰國的公民的人，以及內戰衝突中的平民，還有在交戰國家或區域活動的任何提供宗教、醫療和人道援助的人士。

　　這些有關戰爭的公約，具有國際法的效力。從此以後，違反這些公約的條款，就被視作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罪行。關於戰爭的國際法的效力，建立在涉及戰爭的所有人的一項共識的基礎上：正義和實現正義的手段不可分離。不管引致戰爭的分歧是什麼，正義的目標不能用非正義的手段來實現。

　　對於真正有見識的政治家和軍人來說，這一點不難理解。早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北雙方的軍事將領幾乎都是出於同一軍事學校的同學，對戰場上的規則比較容易達成一致。他們都認為，殺害對方戰俘和傷員，都是不能容忍的謀殺犯罪。同樣，殺害平民，不管這些平民是幫助哪一方的，都是不能允許的。戰爭期間對平民中的婦女兒童的任何傷害被看作是軍人引以為恥的懦夫的卑劣的犯罪行為。這些行為要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

　　可是，冷戰時期的幾次戰爭證明，恪守戰爭公約、懲罰戰爭中的犯規行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儘管美國政界和軍界都竭力避免直接攻擊平民，但是當士兵們面對游擊戰，面對"拿起槍是兵，放下槍是民"，男女老少兵民不分的對手時，沮喪、恐懼和憤怒，使得他們頻頻出軌，直接攻擊和傷害平民。最著名的就是"美萊屠殺案"。而戰時的軍界為了維持軍隊的士氣，也出於保護游擊戰場上己方士兵的現實目的，通常不願意自己動手懲罰犯規的士兵。美國媒體為了報道揭露美萊一案真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終於迫使軍方將美萊屠殺的指揮官送上了軍事法庭。在電視上，一位參與美萊一案的美軍士兵的母親對軍方代表說："我交給你們一個好男孩，你們卻把他變成了一個殺人犯！"對於這位普通的美國母親來說，道理是非常明確的：戰爭是要殺人的，但是不能容忍用犯罪的手段殺人。正義戰爭的目的在戰爭過程中就開始展開和實現，如果手段是不正義的、不道德的，那麼目的就不可能是正義的道德的。

　　反過來說，兵民不分的戰術必然使對方軍人趨向於不分兵民地還擊報復，而正規軍隊在這樣還擊報復的時候通常處於優勢。所以，兵民不分的戰術必然是平民遭受最大傷害的戰爭形式，而採用這種戰術的領導人通常會為了動員民眾而隱瞞這一悲慘的真實。

　　這一事實證明，不存在永遠對一方有利的戰爭行為規則。對已有規則的共同遵守往往是出自利益的考量，這是人的趨利避害的天性和人的常識與理性在起作用。從雙方實力態勢出發，率先"修改"已有規則，不照牌理出牌，不按規則對抗，所得到的"便宜"是暫時的，因為要麼對方用實力迫使你回到已有規則上來，並且懲罰你的犯規以懲戒後來者，要麼你迫使對方採用你"修改"了的規則，也不受約束地反擊報復，其結果必然是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打擊，而更大更長遠的傷害來自於雙方軍民道德水平的雪崩式下降。這就是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各國不斷地建立新的戰爭行為規則，而很少有人公開地否認這些規則的原因。

　　二戰以後的幾十年，是人類歷史上關於戰爭和戰爭行為、限制軍備和武器、懲罰戰爭罪行的國際會議、公約、國際法庭設置等最多的時代。

　　二、冷戰後的全新格局

　　冷戰結束以後，原來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民眾都對冷戰格局和冷戰思維作出了或深或淺的反思。歷史是無法假設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冷戰時期人們犯下的愚蠢的錯誤，我們卻無法保證，如果我們處在同樣的情景下，是否能夠更智慧地把握未來，能夠不那麼愚蠢。只要看看我們自己和我們周圍的人們面臨當前事變的態度，就不難明白，人的智慧的局限性，往往要時過境遷才看得清。

　　我們能夠看到的是，最近的三十年，世界格局起了很大的變化。全球化這個事實，是冷戰後世界格局的必然產物。也就是在這樣的格局下，以聯合國為首，出現了全世界對共同規則的一致承諾和遵守。出現了一個統一的歐洲，原來歐洲民族國家的邊界開始淡化，這是二戰時期的人們做夢也想象不出的。美國在冷戰後的一強獨大，必然引致了四面八方的指責和嫉恨，也必然地形成了迫使它出更多力、負更多責的世界警察局面。今日的世界，沒有這樣的一強，也是不能想象的。

　　這樣，我們就有幸看到了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的現象。在以往的世界上，戰爭是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主要對話手段，強國出兵功城掠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割地賠款則是戰敗者不可逃避的命運。最近的十年我們看到的是，世界上出現了任何動盪，饑荒也罷，種族衝突也罷，軍事入侵也罷，如果美國不出面援助干涉，人們就理所當然地指責美國的麻木和失誤，如果美國出面援助干涉，人們就理所當然地要求美國恪守規則，首先就是，戰爭不應該傷害平民。

　　在最近的幾次局部戰事中，美國人為自己作出的不傷害對方平民的承諾，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且不說為了只打擊軍事目標而使用的精確制導的導彈，其價值往往遠高於所要摧毀的目標。在不久前的巴爾幹戰事中，即使是對方也相信，美國對只打擊軍事目標的承諾是誠心的，否則我們就不會看到在大橋上舉行音樂會來保護大橋的感人景象了。戰事的結果，不是戰敗者的割地賠款，而是戰勝者的援助重建。這樣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也是過去的人們想象不出來的。用常識就應該能夠看到，這種現象對所有人都是好事而不是壞事。而這些，依賴於今天的人們對世界局勢的共識，對共同規則的遵守和承諾互信。

　　911恐怖主義襲擊，正是對各國公認的戰爭規則的公開挑戰。這一事件說明，我們面臨着戰爭手段的第三次質變。

　　三、第三次質變對戰爭行為規則的考驗

　　911事件後，布什總統說，這是美國面臨的一場新的戰爭。這一說法引起了爭議。在記者招待會上，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女士對持不同意見的記者不客氣地說：如果你認為這不是戰爭，那請你再看一遍世貿大廈遭襲擊的錄象吧！

　　問題不在於"戰爭"這一定義是否一致。在現有國際法對戰爭的定義中，是包括了反恐怖主義活動的。問題在於，現在恐怖主義一方到底想把世界拉向哪個方向，各國政府和人民又想讓世界向哪個方向發展。

　　911事件以後，很多人代那些採取自殺式襲擊方式的恐怖分子說明理由，這些理由簡單地說就是，按照現有的對抗規則，你是強者，我是弱者，我永遠打不過你，現在我不按規則打，我就可以專門找你的弱處打擊，我就能夠打過你了。他們說，這是弱者唯一的選擇。

　　這些恐怖主義分子再三強調，他們正在進行的是正義的事業，是"聖戰"。他們最忌諱的是，人們把他們的行為看作是不道德不高尚的卑劣行徑。而那些同情恐怖襲擊的人們也說，這些恐怖分子無疑是懷着自己認定的高尚道德目標的。對他們的譴責只是出於人們對目標道德性的理解有所不同。所以，談不上對恐怖分子目標正義性和道德性的譴責。改變了的，只是對抗的方式方法，是手段的不同，而恐怖分子的犧牲精神甚至是值得欣賞的。

　　但是，為恐怖分子辯護的人們卻不能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恐怖活動之所以得逞，正是因為恐怖分子了解當代文明社會的規則，採取了這樣一個態度：你要顧忌無辜平民的生命，我不顧忌；你不僅要顧忌本國平民的生命，還要顧忌他國平民的生命，而我不僅不顧忌敵國平民的生命，甚至也不顧忌自己國家平民的生命。所有採取實用主義政治觀，認同恐怖分子這種"方式方法"的人，其實都認同了這種不顧無辜平民生命的哲學。

　　恐怖分子和當代國際社會的關鍵區別正是在這裡：在對抗的規則中要不要顧忌無辜平民的生命？當代恐怖主義對現有戰爭規則的挑戰來源於戰爭技術手段的第三次質變，這就是當代技術的突飛猛進和擴展，世界任何角落裡的散兵游勇都有可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甚至小型核武器，交通運輸的發展，使得再森嚴壁壘的國界也可能被突破滲透，何況一向比較開放的歐美國家。人員的交流，種族的混合，使得當代世界已經不可能象歷史上那樣根據民族或國籍來辨別敵我。當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因特網的普遍使用，使得恐怖活動既可以高度分散，又可以瞬間協調，恐怖打擊可以在任何出乎意料的時刻出現。911恐怖襲擊典型地表明了恐怖活動的全部優勢：它以最不顧忌無辜平民生命的姿態，打擊發達國家最不設防、最軟弱、最無辜的平民。

　　911恐怖活動就這樣提出了他們的對抗規則：他們是不打算顧忌無辜平民生命的。他們隱藏在遠方的角落裡，混合在同情他們的平民當中，隨時找機會再次出擊。如果美國在反擊恐怖打擊的"新的戰爭"中也大量傷及無辜平民，等於屈從恐怖分子的規則，這就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懷，他們就可以煽動伊斯蘭世界民眾加入反抗西方的"聖戰"，把這些分裂的散兵游勇發動的恐怖襲擊擴大為他們朝思暮想的"文明之間的衝突"；如果美國仍然顧忌對方平民的生命，以"有限"對"超限"，恐怖分子就在戰術上先占了優勢。

　　這是一場十分危險的對抗遊戲，這場對抗一旦失控，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其實是世界各地的無辜平民，最終受到最大傷害的是同情恐怖分子的國家的平民。這場對抗把全世界放到了十字路口，有可能影響未來全球政治對抗和平衡的規則，一百五十年來人類對戰爭行為的規範和制約有可能走回頭路，甚至影響人類文明的走向。

　　值得慶幸的是，全世界各國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看到了這一危險性。特別令人注意的是，所有伊斯蘭國家的領導人顯然看到了這種危險性。911事件後出現了各國政府罕見的對恐怖事件的一致譴責，一致承諾打擊恐怖活動。美國政府也看到了這一危險性，漸漸顯示出後發制人的姿態。在國內加強反恐怖立法的同時，極力宣揚要堅持六十年代以來取得的民權成果，表示要堅持各種膚色、種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人在美國和睦相處的理想。在對外備戰的同時，用最大努力爭取世界各國政府對反恐怖戰爭的理解，國會最近已經通過撥款三億二千萬用於向阿富汗難民提供糧食等援助。戰爭還沒有打響，美英等國已經承諾將來幫助阿富汗恢復建設。

　　這一姿態表明，國際社會將盡一切可能堅持已有的戰爭行為規則，不讓恐怖主義的對抗規則占上風。這種一致性是以往很少見的，恰恰表明政治家們對它的極端危險性的共識。這種一致性後面有利害的考量，這種利害考量表明理性在起作用，這是全世界一致共同對抗恐怖主義的保證。可以預料，在未來的新的戰爭行為規則里，將會有世界各國一致地撲滅一切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內容。

　　四、911事件將使全世界重新排隊

　　911事件後，美國的媒體上出現了很多對美國以往對外政策質疑反思的聲音，民眾也漸漸地開始接受這種聲音。美國是一個官員定期選舉，總統輪流變換的國家。政府對於批評和糾正以往的失策較少顧慮和負擔，卻必須考慮選民們的要求。所以，雖然美國的制度非常穩定，但是政策卻可以根據時代變革和民眾呼聲作出大幅度的調整而沒有什麼困難。可以預料，911事件後，美國民間和政府將會全面而審慎地檢討內外政策的得失。同時，911事件也打開了世界各國政治家的眼界，重新審視世界政治局勢和價值觀。有關地緣政治、民族獨立和地區分裂、宗教衝突、戰爭與安全等觀念，都將重新考察定位。

　　911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這是全世界敵我友重新排隊的時候，也是世界的中心區域和邊緣區域出現位置變換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對自身利益的考量是正當的，正是這種利害考量成為以後各國達成一致，防範和消滅恐怖主義的理由。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趨勢不會因為這種"超限"的恐怖打擊而停頓。現在是從根本上改善和民主國家的關係，進入世界民主主流的契機。如果固守封閉心態，既迴避理念的追求，又缺乏利害的考量，在新的世界布局中無所作為，仍然採取陳舊的和世界民主主流對着幹的既定政策，就會在未來的世界上處於更加邊緣的地位。

　　記得幾年前在一次和美國青年學生的小型討論會上，主持人提到，在中文裡，"危機"一詞是"危險"和"機會"兩重意義組成的。主持人特地向我這個中國人求證，盛讚東方人對待危機的智慧。眾青年們紛紛點頭以示欽佩東方智慧。911事件和恐怖主義是全世界面臨的危機。我們能不能把它變成一個機會呢？這就看我們的政治家們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