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參與馬航搜救被暗指幫了倒忙

KIRK SEMPLE, ERIC SCHMITT 2014年04月15日

中國“海巡01”宣稱兩次探測到可能來自失聯飛機的水下信號，但這一說法遭到質疑。
馬來西亞吉隆坡——中國政府的一艘船艦本月曾宣布探測到了可能來自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失聯航班的水下信號，令世界大為震驚，突然之間，中國似乎成為了這次國際搜索行動的英雄。

然而，中國的說法在幾天之內就遭到了擯棄，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幾百英里外一艘澳大利亞船隻上的美國人員記錄的另一組信號。

儘管如此，中國的聲明還是使美國及其他參與國家的一些官員暗地裡非常憤怒。據官員及分析人士透露，中國的聲明可能只是意在展現自身能力的一系列舉措之一，到頭來卻干擾並耽擱了搜索行動。

美國國防部(Defense Department)一名高級官員表示，“大家都想找到飛機。”這名官員要求匿名，因為他不想顯得對中國太過苛刻。但他還表示，“虛假線索拖慢了調查工作的進程。”

大部分馬航370航班乘客是中國公民，搜尋工作由此成為了中國的要務。自飛機於3月8日失聯以來，中國已經部署了多架偵察機和十幾艘船艦參與搜索，並稱自己為此部署了21顆衛星。在位於南印度洋的當前搜索區域進行搜索的大多數船隻都來自中國。

很明顯，此次搜索任務是中國政府的一個絕佳機會，可以向國內觀眾展示決心及技術能力，對去年應對侵襲菲律賓的颱風“海燕”(Typhoon Haiyan)的不力舉措做出改進。外界普遍批評中國應對颱風“海燕”的舉措非常緩慢、不積極。

“這是中國挽回部分聲譽、向世界展示自身能力的機會，” 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東京分校亞洲研究部主任傑夫·金斯頓(Jeff Kingston)說。“這件工作可以帶來很多聲譽。”

不過，搜索行動還使中國與區域競爭對手突然發生了密切接 觸。中國快速進行軍事擴張，越來越願意向全球更大範圍展示力量，使得這些國家對中國日益不滿。由於飛機失聯前該地區的局勢已經高度緊張，中國急於爭搶第一 的舉動使其他參與搜索行動的國家感到不安，特別是因為事實證明中國提供的信息是錯誤的。

在搜索的第一周，中國公布了一些據稱顯示了南海殘骸的衛星照片。然而，事實證明那些物體是一些無關的碎片。此次聲明最終促使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出言指責，稱中國浪費了其他國家搜尋失聯波音777-200飛機的時間。

4月5日，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報道稱，中國政府的搜索艦船“海巡01”兩次探測到了可能來自失聯飛機飛行記錄器的水下信號。當天，該船明顯是在搜索行動協調員指定的區域之外進行搜尋。

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布的照片顯示，該船船員使用的是用於淺水的手持式水聽器，人們由此對中方說法的可信度產生了懷疑。

然而，負責搜索的官員還是派配有高精聽音技術的英國船艦 “回聲號”(HMS Echo)前去核實“海巡01”的報告。幾天后，“回聲號”被悄悄撤離“海巡01”所在區域，並被派去協助澳大利亞船隻“海盾號”。“海盾號”同樣配有高 科技聽音技術，並且探測到了四組信號，搜索協調人員認為這些信號來自失聯飛機的飛行記錄儀。

官員稱，由於“回聲號”被派去協助“海盾號”的時間延遲，搜尋人員可能失去了記錄更多信號並縮小水下搜索範圍的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國戰略專家林和立(Willy Lam)說，中國缺乏精密設備的程度令人震驚。

“從政府的宣傳來看，中國應該會拿出他們最好的技術，因為這關乎國家聲望，何況他們還面臨着來自遇難者家屬的諸多壓力，”林和立說。“中方曾大肆宣揚要打造先進軍隊，但他們在此次行動中似乎沒有太多可供展示的東西。”

有人在一次採訪中提起了中國參與搜救的情況，一名馬來西亞高層官員愣了一愣，隨後諷刺道，“很有幫助，難道不是嗎？”

幾名分析人士說，北京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壓力，急於向中國人民展示，它不僅奔走在搜索工作的最前線，收穫也最大。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政治學教授卡爾·泰爾(Carl Thayer)說，“問題是，先取得成果的是誰呢？”

中國外交部沒有回應對搜索工作置評的請求。

分析人士稱，如果中國不如此強烈地批評馬來西亞的調查工作，國際社會對中方失誤的評價可能也不會如此負面。幾周以來，中國官方和中國國家媒體對馬來西亞政府進行了恐嚇，要求他們提高透明度。

一些分析人士說，雖然中國的行動顯得笨拙，但很少有觀察者質疑中國政府找到飛機的決心。

“中國此次搜索的範圍、規模和開支都超過了它此前參與的任 何行動，”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喬納森·D·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說。“中國希望得到確定的結果，這方面的願望不比任何人小。”

“有可能，這促使中國的一些工作人員根據有限或不確定的觀察結果得出了不成熟的結論，”波拉克說。“但這並不是中國特有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