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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國官場正走在十字路口，官場文化和官員心態都在經歷一場轉型。在中央，從李克強召集八省長進京，斥責為官不為，尸位素餐，看出中南海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策執行力不高流露擔憂。對2014年5月後李克強的幾次表態進行總結，短短半月內5次提及官員執行力的問題。在地方，從省級到基層一線，各級官員也多因為反腐、整風、不敢出風頭以及公務員隊伍不穩而出現“畏難”情況，在政治上表現為群眾路線運動下不得發牢騷的“不敢說”，在經濟上表現為經濟結構轉型而導致的“不敢做”，伴隨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心態，整個官場呈現出一種“迷茫”和“不為”的狀態。



　　本文將從這兩個方面進行解讀，試圖解答今天高層究竟想要怎樣的官場文化，想用怎樣的官員，而地方官員，又要有什麼樣的素質，才能走過這段“迷茫期”，成為習近平眼中“合格”的中共幹部。
　　地方官員陷入迷茫

　　說今天中國地方官員陷入迷茫，不知道在中共提倡“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現代化”的要求下如何為官，實際上並不為過。通過與一些地方官員的交流以及綜合媒體報道，可以將當下中國基層官員的心態總結為以下幾個表現。

　　表現一：因反腐、整風怕出頭

　　當媒體報道習近平、俞正聲等人在第二輪群眾路線活動中深入縣級常委中開展座談會，縣委官員互相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各種“誇張”語言和場景，已經表明整風正在實現習王此舉的初衷——“要對黨內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對此輿論也是予以了肯定。至於另一個讓中共第五代建立威信的動作——反腐，更是被媒體和民眾冠以了“空前”的名號。且不論周永康、徐才厚何時公之於眾，僅是副國級的前政協副主席蘇榮的落馬，就更加展現出習近平“救黨救國”的決心。

　　但是反腐、整風的不斷加碼，讓地方上的一些官員不敢多做事，束手束腳，不敢在這個敏感時期“出風頭”。尤其是有些時候，一些可能平時還比較負責的官員，因為在處理某些事情如對待上訪人員的過程中措施不當，就有可能因此遭到嚴重的處理。正像陸媒在採訪中部某省政府一位官員時所說的那樣，“現在這種氣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目前在反腐的高壓態勢之下，一些地方的官員最關心的，不是怎麼做事，而是怎麼做才不出事，把自己的“烏紗帽”看得太重而忘了自己的職責。這也是為何李克強會說出“為官不為”，“尸位素餐”的原因。

　　實際上對於中共高層來說，越是這種時刻，越需要有擔當的官員。例如2014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2014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劉雲山在講話中就強調了“敢於擔當是領導幹部的職責要求。領導就是責任，領導就要擔當。有多大的擔當才能幹多大的事業，盡多大的責任才會有多大的成就”。發生在最近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是，6月10日，湖北省某小學發生人質劫持案，該鎮黨委書記替換女老師當人質的事情被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很多黨媒予以褒獎，大幅報道。在這些政治敏感度極高的黨媒眼中，像該黨委書記的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有擔當”，這位黨委書記也就成為“有擔當”的官員代表。

　　表現二：經濟結構調整背景下的庸政

　　外界解讀此次李克強召集八省長進京述職會議的新聞，認為從省份、召集時間點以及談論內容，可以粗略判斷出此次會議是在地方的財力緊張和人事變動頻繁的客觀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員主觀地把中央推動的微刺激簡單理解成了不刺激，結果導致改革和調結構推不下去，出現了經濟下行的趨勢。

　　例如在此次國務院召開的部分省市經濟工作座談會上，黑龍江、河北和山西的省長都應邀出席，而這三個省份的一季度GDP增速排在全國末尾；其中，黑龍江從去年一季度的9%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4.1%，河北由9.1%下降到4.2%，分別降了4.9個百分點。山西則由9.5%下降到5.5%，下降幅度也達4個百分點。從全國範圍來看，GDP增速“剎車”的跡象也十分明顯，共有27個省市區的GDP增速回落。當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布要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之後，原本對GDP數字十分敏感的一些地方政府，仿佛一夜之間“脫胎換骨”了，面對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落實不力，最終導致了GDP數據下滑，這也是為什麼李會怒而拍桌。

　　這種猜測也得到了中國官媒新華社的證實，在6月5日，新華社連續播發三條“世說中國策”系列電稿，均以“刺激與改革之辯”冠名，分別是《“微刺激”不等於“緩改革”》、《“微刺激”凸顯“妙調控”》、《“微刺激”助益“穩增長”》。文章指出，刺激和改革並不對立，部分刺激措施同時也是改革的措施。“微刺激”的目的在於夯實促改革的宏觀經濟基礎，在於為改革贏得必要的時間和空間。告誡各地政府，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經濟結構調整，並不意味着不要經濟發展，不能用“經濟結構調整”作為自己“庸政”的擋箭牌。這或許就是目前中南海在通過這次八省長進京向各級官員傳達的最重要的信號。

　　表現三：個人利益受損後的懶政

　　反腐和整風，在普通中國百姓眼裡，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政府官員的“吃拿卡要”減少了，這恰恰是以往最能激起民憤的一點。且不說反腐成果讓官員不敢再無所畏懼地“伸手”，就是八項規定中“厲行勤儉節約，嚴格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定，嚴格執行住房、車輛配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也讓一些官員曾經認為的某種“不算事”的“小偷小摸”被嚴厲禁止，除了正常的工資外，還包括各種形式的補貼、津貼以及福利分房、優厚的養老待遇等也漸漸不復存在。例如在2013年5月，王岐山就親自出面，督促全國紀檢監察系統開展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而以往官員收取“會員卡”，即使在一些民眾眼中，也並不認為是一種嚴重的“違紀行為”，卻一樣被中央明令禁止。

　　再列舉一組數據，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數據，在中央八項規定實施後，截至2013年12月底，各地及中央和國家機關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共計24,521起，處理30,420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7,692人。

　　這種直接把准脈絡的動作，讓很多地方官員產生了一種“不拿也不干”的“報復性心態”。不能吃請了、不敢收禮了，什麼“好處”也沒有了，於是在一些官員心中，不斷滋生“沒什麼意思”、“情緒低迷”、“滿腹牢騷”的心態，自然對工作也就是得過且過，坐混其日遑論“熱情”與“幹勁”，懶政之風驟起。

　　正如多維新聞此前分析的那樣，中共今天希望在中國打造出一種“精英治國”的方式。在中共的概念中，未來中國的官僚制度，將會出現兩個層面的分級。首先是中高層，將是一大批具有人文或技術背景的精英領導，他們的晉升憑藉的是與數不清的同僚競爭，在晉升高位之前需要在無數管理崗位上接受類似經濟發展、社會維穩、外交手段等方面的考核。對於這部分人來說，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要有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如果他們連“會員卡”這種小利益都拋棄不了的話，那他們在掌握更大權力之後，必然走向貪腐之路。

　　表現四：用公務員隊伍不穩定作擋箭牌

　　（誰）在與一些地方官員交談時，聽到他們抱怨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務員隊伍很不穩定”。特別是上文所說的整風之後，不僅是官員，很多普通公務員的隱性福利被取消，基層隊伍的積極性受挫，導致目前公務員隊伍里人心不穩，很難高效地開展工作。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自身龐大的機構和臃腫的人事，使得大量公務員人浮於事，不作為，在目前中央嚴格要求地方要有執行力的背景下，自然會讓一些人感到“不適應”，覺得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啦，甚至萌生去意。

　　雖然這些公務員可能只是中國政治的最小構成單位，而以往海外觀察人士在觀察中國政治時多將注意力放到了高層人事布局、領導者政治動作甚至各派系權鬥之上，甚少關注中國基層官場。但是正是這1,300萬、占據中國總人口數量百分之一的基層公務員，構築了中共執政的基礎，也是中共領導層包括習近平最為關心的人群。對於今天公務員群體心態的變化，中共不會毫不知情。

　　可是對於習來說，公務員隊伍的動搖，並不是一個需要“特別重視”的問題，也更不希望地方官員以此作為“要挾”，成為自己的庸政懶政的藉口。畢竟對於今天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來說，再出現一次下海潮，也許並非一件“壞事”。

　　另一方面，前文所說，在中共眼裡，“官”和“吏”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廣大基層公務員，即“吏”。如果說官員負責整個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是這個國家的領航人，那負責具體執行數量更為龐大的公務員就是船員。他們並不一定需要“憂國憂民”，但是必須要有屬於這個崗位的職業道德，其中當然包括廉潔、奉公等要求。這兩者並非完全的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官都是從吏的職位上升遷起來的，任何一個有着遠大抱負的公務員都可能成為以後的國家領導人。如果他們無這樣的願望，那只要兢兢業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國家就會保證其生活水準和以後的養老，自然也不應需要那些見不得光的“灰色收入”。

　　習、李、王想要有執行力的官員

　　以上的種種官場心態，作為從基層一步步上來的習、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曉。現實中，這些政府官員在執行政策中越來越嚴重的投機心理和功利算計，顯然讓他們大動肝火。因為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他們理想中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表現，也不符合他們要求地方省長加強執行力的政治要求。

　　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國民間盛傳的一句俗語，意在指出由於執行難度、利益保護等問題，中央政策經常會出現無法順利在地方得到執行的情況，很多政策不能有效、直接地貫徹到地方之上。這種情況一直是困擾中共的問題，不僅讓李克強拍了桌子，也曾讓朱鎔基和溫家寶頭疼不已。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溫家寶赴災區指揮救災。5月13日，溫家寶接到電話，得知由於橋梁倒塌，彭州市10萬民眾被堵在山中生死一線時，救災部隊卻以天氣不佳、有泥石流等藉口，拒絕運送救災物資。溫家寶對着電話大喊：“我不管你們怎麼樣，我只要這10萬群眾脫險，這是命令！”說完他把電話摔了。然而直到地震5天后，才有部隊進入彭州。5月14日，面對災區空投傘兵一再延後的救援行動，溫家寶對傘兵指揮官說：“我就一句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而這些都在當時被中國媒體報道。即使有“鐵面”之稱的朱鎔基，也曾承認，他剛開始經常就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曝光的問題給地方領導作指示，要求整改，剛開始地方領導也很買賬，但慢慢地發現批示不管用了，他對批示也從此興味索然。

　　對於李克強而言，這並非首次讓他感覺到中國政府官員的執行力堪憂的情況。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全會公報公布“單獨可生兩孩”，對此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各省將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具體實施時間。關於高考改革話題，教育部網站12月7日披露了已經制定完成的考試招生改革總體方案的部分細節，總體方案和高考改革等配套實施意見將於明年上半年出台。針對三中全會決定“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精神，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近日表示，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要分步走，用較長的一段時間完成平滑過渡。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12月5日稱，民政部將綜合構建涵蓋最低生活保障、醫療、臨時救助等專項救助在內的制度體系框架，正會同有關部門起草這方面法規……據統計，在三中決定中所公布的改革各項措施中，有54項官方進行了回應，其中超過七成的回應都是諸如這種“逐步”、“漸進”、“會同”、“協商”，像王岐山所執掌的中紀委那種在規定中措辭嚴厲，令行禁止的“禁止”、“嚴禁”、“執行”等詞少之又少。

　　這種在中共黨內一直存在的下級政府對高層部署推三阻四、一拖再拖的情況，也曾經讓習近平不得不“御駕親征”。2013年9月23日至25日，習近平在河北參加省委常委班子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專題民主生活會，對於他上任之後所推行的“群眾路線”再加一把火，提出要在各省級常委中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被認為明顯帶有“毛式色彩”的運動。當時便有分析指出，習近平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用4天半的時間如此高調參加一個省級常委會議，一方面說明他對自己的“群眾路線”的確很重視，另一方也表明了習所推行的措施在黨內尤其是省一級中間推行得並不順暢，因此習不得不“御駕親征”。當然最後結果是整風運動在中共黨內轟轟烈烈地展開，延續至今。

　　或許這些還不能引起地方官員的警覺和重視，那就再將2014年5月後李克強的表態進行總結，短短半月內5次提及官員執行力的問題，就能夠對當前中共如何重視“官員執行力”有新的認識。

　　2014年5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李克強以異常嚴厲的語氣強調“在座的各部委，國務院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了沒有？你們各自的責任履行了沒有？”“各位，你們要‘守土有責’啊！”

　　2014年5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李克強講話的高頻詞是“抓落實”。“我在基層調研時注意到，有些地方確實出現了‘為官不為’的現象，一些政府官員抱着‘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甚至‘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的態度，敷衍了事。”李克強說到這兒加重了語氣，“說的難聽點，這不就是尸位素餐嗎？”

　　2014年6月3日，據陸媒報道，一名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李克強為政策落實不到位，已經“拍了桌子”，並多次強調要下大力氣整治。

　　2014年6月6日，中共官媒報道，李克強在中南海召開部分省市經濟工作座談會。報道稱，李克強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為官不為”。這是李克強10天之內第二次提到“守土有責”。

　　2014年6月10日，大陸多家媒體報道，從6月25日起，國務院派出的督查組將趕赴各省市自治區政府，實地督察其政策執行情況，伴隨這個督查組的還有媒體記者，各媒體和網站將公布督查組工作進展。據悉，李這次派出8個督察組，其中4個前往部委機關，4個到地方政府，預計將用兩周的時間（從6月25日到7月5日），檢查李所強調的政策落地的“最近一公里”和“最後一公里”。

　　可以說，中共要求官員最基本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能力，就是執行力，是那些有擔當、有能力且務實官員的執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風而不敢擔責；不因經濟結構調整而庸政，放緩經濟增長；不因個人利益受損而懶政，有報復心態；更不拿公務員隊伍不穩作為擋箭牌，對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如今的官場風氣在變化，官員心態也多迷茫，如果能清晰地看到中共高層的意圖，或許能讓這些官員對於自身地位有一個新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