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同時也是“七七事變”爆發77周年。甲午戰爭以清政府屈辱慘敗、日本強占台灣獲得巨額賠款而告終;“七七事變”以中國完勝，日本戰敗放下屠刀簽署投降書而告終。

　　在這兩場戰爭中，日本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傷害和慘重損失。然而，安倍等日本一批政客卻矢口否認侵略歷史罪責，而且還明目張胆地將中國視為“最危險的假想敵”，在國際上鼓譟“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危險論”，大談“共同價值觀外交”，推銷其“積極和平主義”，西方一些媒體甚至將中日矛盾視為“最具破壞性的潛在衝突”。安倍政府對華政策，處處設絆，招招瘋狠。

　　在日本國內，甚至在中國，有些人認為處理中日關係時，不要打“歷史牌”。我認為，“歷史牌”必須“常打不懈”，而且要換着法子打。我們可以先來看看安倍政策的歷史淵源。

　　一是“惡鄰論”與“中國威脅論”。甲午戰後，中國對日本的認識由“蕞爾小邦”變為與“西洋”並列的“東洋”，日本也將中國變為“惡鄰”、“支那”。相互間稱謂的變化，反映了各自在對方心目中的地位。

　　現在日本在國際上鼓譟“中國危險論”與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福澤諭吉的“惡鄰論”有相似之處。為了打破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華夷體系，福澤將中國、朝鮮稱為“惡鄰”。他認為對待“惡友”要用武力征伐。現在，日本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一種威脅，甚至認為是危險。日本自絕於中國發展的契機，調整對華政策，破壞中日關係發展的基石，造成兩國關係自恢復邦交以來達到最低點，甚至是危險點。這說明日本仍然沒有擺脫陳舊的對華戰略思想，仍然以中國為對手，甚至為敵。

　　二是“脫亞論”與”共同價值觀外交”。安倍二度執政後大談所謂的“共同價值觀外交”怪論。實際上，日本是自作多情，各國外交政策都是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按照安倍的論調，歐美國家與日本有着共同的價值觀，都應與中國對着幹。實際情況卻不能如其所願。安倍的“共同價值觀外交”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只能騙騙人罷了。安倍的這套外交理論，沒什麼創新，是新瓶裝舊藥，承襲了軍國主義時期的“脫亞論”。

　　“脫亞論”的鼻祖是福澤諭吉。1885年他發表著名的《脫亞論》一文，鼓吹日本應脫離“落後的亞洲”，以西方文明的姿態加入歐美列強之列。從結果上看，日本當時的“脫亞”就是“禍亞”。

　　三是“和平觀”與“積極和平主義”。安倍在國際上還積極推銷“積極和平主義”，這種“積極和平主義”實際上與日本戰後所走的和平之路截然相反。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雖然是美國強加的，但日本卻得益於這一和平道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日本加大對外援助力度，其中包括中國。日本的國際形象大幅度提升，至今日本仍然享受這一和平紅利。

　　然而，安倍打着“積極和平主義”旗號，行反和平的伎倆，假借“中國威脅論”，改變武器出口三原則，企圖解禁集體自衛權，強行修改日本歷史觀。安倍這一做法是在掏空日本和平憲法的基本原則，無異於國家的根基被摧毀。

　　安倍之所以能膽大妄為，是因為日本社會存在這樣一些認識：第一，對於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罪責，很多戰後出生的人認為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歷史的包袱不應由他們永久背下去。第二，當年日本不是敗於中國的長期抗戰，而是敗於美國。第三，更不服當今經濟總量被中國趕超。這些想法在當今的日本社會有很深厚的基礎，為安倍否認、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戰爭提供了廣闊的土壤。這些觀點無視歷史和現實，存在着極大的危險性。針對於此，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我們必須打“歷史牌”，要做到時時打，天天打，年年打，只有打到日本徹底承認侵略戰爭罪責和真誠道歉為止，否則中日關係不可能沿着正常軌道發展下去。

　　中國必須堅持發展，只要發展到綜合國力讓日本徹底服氣的那一天，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