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析鮑威爾兩次接受電視訪談對於台灣地位與兩岸關係的評論，必須先了解他此次亞洲行的背景與主要目的。

鮑威爾在美國大選前的東北亞三國行，主要關鍵在處理朝鮮核武問題，要求北京擔負更多利害關係國的角色，協助朝鮮在大選後重回六方會談的談判桌。原本各方均不認為鮑威爾會對台灣問題做過多發言，但是事實已非如此，因此這段談話除了針對兩岸關係做出回應，也可以確認華盛頓的確是以緊縮對台政策來回應北京協助處理朝鮮問題，過去台灣所擔心的朝鮮問題與兩岸議題掛勾情況似乎已經出現。

另外，鮑威爾面對北京壓力，質疑軍售是美國釋放錯誤訊息給台北支持台灣獨立，因此鮑威爾才明確宣示美國不支持台獨，也不認為台灣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甚至希望雙方可以和平統一，完全滿足北京「反獨促統」觀點。以鮑威爾經驗與背景，對重大政策與關鍵議題，像布什般「說溜嘴」可能性應該不高。因此華盛頓雖然否認鮑威爾談話代表美國政策重大改變，然這項宣示確將壓縮美國對台政策的彈性與空間。

鮑威爾的談話基本上可說是克林頓三不政策的重複，只不過是以肯定句陳述之。克林頓的三不為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以及不支持台灣參與以主權國家為前提的國際組織。鮑威爾的一中政策與台灣不是獨立的，就是克林頓三不的前兩項，而台灣不是主權國家，則是克林頓的第三不。因此，從這個角度觀之，華盛頓否認鮑威爾談話代表政策轉變也無誤，只不過是換一種說法，一種比較嚴重且清晰的說法。

鮑威爾談話的真正原因為何？除前述朝鮮與軍售近因外，兩項可能關鍵因素，一是近來美中關繫結構性改善所致，另一則是華盛頓為防止兩岸各自單邊改變台海和平現狀，所做的預防性政策清晰的限制。美中關係在國際反恐反擴散、區域朝鮮問題到雙邊貿易加強各方面，北京表現出接受美國單極主導的國際與區域秩序，甚至協助美國在重要安全議題的調停與斡旋，使得華盛頓不願為單一議題破壞美中間愈趨緊密與利益交錯的複式交往與合作關係。

在預防兩岸單方作為方面，美國認知到台灣內政已經是影響兩岸關係與台灣安全的獨立變項，而且走向台灣獨立的趨勢愈來愈濃厚，這將單方改變台海情勢，也使得北京隨之提高敲擊戰鼓的情緒與準備。面對漸趨戰爭邊緣的兩岸情勢，美國過去維持兩岸軍事與政治平衡的戰略模糊政策，顯然不足以維持兩岸現狀，因此布什政府以戰略清晰方式，明確嚇阻兩岸採取單邊改變現狀的作為，亦即台灣不可獨，中國不可武，雙重嚇阻台北與北京單邊破壞現狀。但面對台灣內政變化與北京外交壓力，鮑威爾談話在戰略清晰的雙重嚇阻政策上，再多加上一層清晰化限制，就是美國不但不支持台獨，而且不支持台灣尋求獨立動作，以避免兩岸情勢真的失控。

最後，美國對台政策有其「一致性」，但是一致性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台政策的原則與主軸維持一致，另一則是重要政策轉變對於後續的影響也有一致性。換言之，從美國利益出發的對台政策，對於一中原則與維護台海和平現狀的主軸不變，可是美國政府的對中與對台政策出現重要改變後，後續美國政府均繼續執行與遵守。例如克林頓的三不政策，當時被視為取悅中國大陸的隨意談話，但是後續也成為對台政策的一部分。因此，鮑威爾談話將如何被美國政府所延續與執行，則是檢驗美國政策是否轉變的真正關鍵。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