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李鴻章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與俄國沙皇二世合影。

資料圖：1896年李鴻章訪俄在下榻處與外交官的合影。

　　李鴻章的聯俄策略，從理論上而言，具有積極意義，作為一個弱國，中國要想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求生存，謀發展，實行以夷制夷，利用列強的矛盾的策略，是符合實際且迫不得已的。但從現實操作層面考量，該策略是把雙刃劍，倘運用不當，就會陷入自傷筋脈、“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1896年10月3日，大清前北洋大佬、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歐遊歸來，曾任駐日使館參贊的黃遵憲聞訊立即親赴津門，向李中堂求教外交局勢。李氏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頗為自負地告訴黃：“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半月後，光緒召見李鴻章，據說“垂詢甚殷”，超過二刻。既然蒙兩宮如此“溫諭慰勉”，李氏心氣愈加高漲，在給老友兩江總督劉坤一的信中透露：“越日遂有譯署之命，未敢固辭。今日交涉，視前倍難，補救無從，唯有同分謗議而已。”不難看出，除了慨嘆任重道遠，其弦外之音乃因甲午一戰跌入仕宦低谷的李鴻章，似再受重用，強勢回歸。

　　讓李氏心中滿滿的自得究系來自何處？這全倚仗一份止住了他職場下滑運勢的外交協定：《中俄密約》。

　　聯俄制日，遠東征服

　　中俄之所以會簽訂此密約，實為醞釀甚久、各懷心事之結果。

　　所謂“聯俄制日”政策，濫觴於古代之“以夷制夷”思想。這本是春秋時代中原各國防禦周邊非華夏民族的一種策略，後為歷朝君主所秉承，演化成對付國內少數民族之一貫手法，亦稱作“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晚清以降，為應對各路西方列強之鯨吞蠶食，清政府將此策略常態化，即利用國際關係上各國間的矛盾，聯合、利用或依附某國來對抗其他國家，謀取實現本國外交安全。

　　堪稱黑色幽默的是，起初李鴻章曾將抵禦西國的寶壓在日本身上。李氏提出聯日，“以東制西”，畢竟“日本距蘇浙僅三日程，精通中華文字，其兵甲較東島各國差強，正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正鑑於此，1871年，李力排眾議，與日訂立《中日修好條規》，其中規定“若他國偶有不公或輕蔑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誰成想被清廷視為“同文同種”的友邦日本，居然玩的是外交訛詐之把戲。到了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灣，李鴻章大呼上當，指出“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間，李轉而主張聯俄拒日。

　　而此時的北鄰俄國，也正悄然制定一項“遠東征服”計劃。1885年，俄國單方違背了英、俄之前諾言，進攻阿富汗北部邊境，俄英矛盾由此激化。最終俄方慘敗，中、近東侵略計劃頓挫。這一切皆促使俄把擴張目光再度投向遠東。NBA流行的一句口號叫：“贏球靠防守”，此道理也適應於對外戰略。俄國欲征服遠東，首先須做好防禦，此乃立足之本。故解決遠東防禦問題遂成為這一計劃的關鍵所在。經過長期勘察與反覆討論，俄國官員認為，修築一條橫貫西伯利亞的大鐵路，能解決這一難題，且最切實可行。此方案得到沙皇的大力支持。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曾言：“我閱讀了西伯利亞總督的許多報告，我必須以遺憾和抱愧的心情承認，對於這塊富饒的地區，政府以前實際上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滿足它的需 要，它被忽視了，但現在是時候了，而且照舊是該採取行動的時候了。”同年，沙皇發布了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的命令：“要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條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19世紀末主持俄國國務的大臣維特一語點破沙皇修路之個中三昧：

　　皇帝曾經想把俄國的實力擴大到遠東，他之所以有這個念頭，是因為他第一次出巡就到過遠東。不過，他當時當然沒有形成任何肯定的計劃，他只是自發地想涉足遠東、攫取那裡的地方。

　　北極熊已虎視中國東北！

　　前門拒狼，後門引虎

　　對於俄國之野心，清廷中樞似渾然不覺。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條約規定：將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遼東半島”問題，嚴重挑戰到俄之“遠東征服”計劃，自然引來其強烈反響。早在《馬關條約》簽訂前，俄國政府就已有所行動。維特在 得知日本有意染指遼東半島後，立即向沙皇尼古拉進言：“除非我們準備面對一場戰爭，或放棄遠東的廣大市場”，否則“我們決不能容許日本在大陸上獲得鞏固的立足點”和“攫取中國領土的任何部分”。維特認為，日本占領遼東，其意圖 “主要是針對我們的，假如日本占領南滿，對我們將是威脅”，況且“假如我們現在讓日本人進入滿洲，為要保護我們的領土及西伯利亞鐵道，就需要數十萬軍隊，並大大增強我們的海軍”。總之，倘若當下置之不理，今後對於俄國遠東利益，肯定 遺患無窮，決不能坐視日本在中國為所欲為。維特還指出，如果俄國干涉遼東問題，阻止日本的侵占計劃，“這樣，我們就會成為中國的救星，中國就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從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中俄的邊界”。於是俄國聯合法國、德國，於 《馬關條約》簽訂當天，便命令三國軍艦在日本海面游弋。不久，三國正式向日本提出外交照會，“勸”日本放棄遼東。

　　眼瞅着三國之軍事警告步步逼來，已在甲午戰爭中耗盡國力、人力的日本，不得不對俄、法、德三國讓步。在俄調停下，日本准許清政府以3000萬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毋庸置疑，“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是由俄國策劃與導演的一出 “狼口奪食”的大戲，其用意是阻止日本人破壞它的“遠東征服”計劃，絕非向中國“獻愛心”。但在清廷看來，此舉恰印證了李鴻章“聯俄制日”的策略。在崇尚霸道與權謀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不管強國還是弱邦，若無幾個像樣的國際盟 友，焉能立足？俄國此番替中國出頭，頗讓四顧無援、苦苦尋求小夥伴的清廷，大有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盟友即在不遠處之慨。故三國干涉還遼的成功，使“聯俄制日”的思想最終定型。

　　李鴻章的聯俄策略，從理論上而言，具有積極意義，作為一個弱國，中國要想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求生存，謀發展，實行以夷制夷，利用列強的矛盾的策略，是符合實際且迫不得已的。但從現實操作層面考量，該策略是把雙刃劍，倘運用不當，就會陷入自傷筋脈、“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俄國自然參透了清廷的心事，於是快馬加鞭，促成兩國結盟。1896年4月，恰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期，按照外交禮節，各國皆應遣重臣前往祝賀。清政府擬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俄以“王之春位望未隆，與各國遣使相形難於接待” 為由，指定要清室王公或大學士前往，實際上暗示非李鴻章不可。而此時之李鴻章，正因《馬關條約》之咎，虎落平陽，入閣閒居。於是俄使“賄通西後與李蓮英，使改派鴻章，且請假以全權，辦理還遼報酬事宜。”清政府考慮到沙俄干涉還遼有功，又是中國的債主，得罪不起，加之“聯俄制日”亦是眼下外交戰略題中必有之義，於是改派李鴻章為專使。李氏行前還特受到慈禧召見，談話“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用李鴻章的話來概括即“聯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

　　為使李鴻章同意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築路計劃，沙皇可謂煞費苦心。他唯恐李鴻章先赴歐洲，於是派特使專程前往蘇伊士運河迎接李鴻章，並給予李俄國最高禮節待遇。1896年5月3日，中俄舉行秘密會談。在談判過程中，俄方代表維特軟硬兼施，一步步將李鴻章套牢。他一方面以“中國的救星”自居，聲稱“我們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中國依靠我們才得以保持領土完整”，並再三強調“為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必須有一條路線儘可能最短的鐵路，這條路線將經過蒙古和滿洲的北部 而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方面，他又恐嚇道，如果中國不同意“借地築路”，那麼“俄從此焉能再助中國矣？”可見維特已將真實意圖和盤托出。這顯然超出了之前清廷“聯絡西洋，牽制東洋”的預期。李鴻章自不敢答應。

　　維特未使李鴻章折服，於是沙皇尼古拉親自出馬。他單獨召見李鴻章，表示：“俄國地廣人稀，斷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為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華自辦恐力不足。或令在滬華俄銀行承辦， 妥立章程，由華節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此等承諾，確令李氏心動。何況中俄兩國間談判進展到這一步，李鴻章頗有些騎虎難下的尷尬，儘管“借地築路”讓人甚感棘手，但 考慮到此行目的是為“牽制東洋”而“聯絡西洋”，若繼續僵持，很有可能“東洋”還沒被“牽制”，反倒得罪了“西洋”，雙方不歡而散，豈不是舊仇未泯，又添新怨，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為爭取“聯俄制日”，李鴻章遂決心接受俄 議。他在1896年5月14日給總理衙門的電文中極力勸說總署，“約文無甚悖，若回絕必至失歡，有礙大局”。後李雖在“借地築路”問題上打算給俄國設置一些障礙，但維特巧施妙計，慷慨承諾如果建築鐵路一事順利成功，將付給他三百萬盧布以為酬勞，並為此制定了一份議定書。李當然不會跟財神爺過不去，遂調頭做清廷工作，“俄既推誠，華亦推誠相與，勿過疑慮雲……時促事煩，求及早請旨電復遵辦”。

　　1896年6月3日，李鴻章與俄國代表穆拉維約夫、維特分別在《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上簽字。

　　《中俄密約》涉及如下要點：

　　1.日本國如侵占俄國亞洲東方土地，或中國土地，或韓國土地，兩國約明應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為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

　　2. 中俄兩國既經協力禦敵，非由兩國公商，一國不能獨自與敵議立和約；

　　3. 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事，中國所有口岸均准俄國兵船駛入，如有所需，地方官盡力幫助；

　　4.今俄國為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軍火、糧食，以期妥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威。唯此項接造鐵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礙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國交華俄銀行承辦經理。至合同條款由中國駐俄使臣與銀行就近商訂；

　　5. 俄國於第一款禦敵時，可用第四款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平常事，俄國亦可在此鐵路運過境之兵糧，除因運轉暫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該條約雖名為中俄兩國“互相援助”，但實際兩國權責並不對等。從長遠看，如果中國真正履行條約，俄國在戰時、平時都可以利用中國的土地、物資、港口等資源為己所用；而中國只有在戰時且俄國履行條約的情況下，方有資格享受某些利益。俄國達到了西伯利亞鐵路支線穿過中國東北的目的，將侵略矛頭名正言順地伸展到中國東北；而清廷從中得到的不過是俄國一句空頭承諾。說穿了，俄國利用清政府急於求援心理，趁火打劫了一遭。《中俄密約》本質上，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清政府本欲關上前門驅走豺狼，孰知後門洞開，引來了虎豹。

　　中國的陽謀，俄國瞭然於胸；俄國的陰謀，難道諳熟外交的李鴻章未識破分毫？

　　誰人之手，鑄此大錯？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攜手參戰，俄國此時已完全拋開“盟友”的身份和責任，趁火打劫，瓜分中國，令清廷徹底絕望。

　　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撒手人寰。俄國政府憾曰“此後中國再無助俄者”。3年後，“日俄戰爭”爆發，清廷名曰“中立”，實則助日。隨着戰事的失利，俄國企圖永久占據東北的美夢就此破滅，而清廷的“聯俄制日”計劃也早已化為幻影。

　　清末政局之紛亂，向來讓人感覺霧裡看花、終隔一層。不過大體而言，無非與外患、內亂、改革、政爭關聯。只是愈綿延到最後，內耗權鬥愈發激烈，甚或群僚可借公事之名，行傾軋之實。所謂國家利益，往往掛在口中，虛懸心頭。走筆至此，不禁慨嘆：引虎拒狼，無異玩火自焚，究系誰人之手，鑄此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