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台海危機轉化為推進中華崛起的戰略契機　　　　

　　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的“前言”部分里指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每個主權國家的神聖權利，也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聯合國和它的成員國不得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件。聯合國《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指出：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為目的之企圖，都是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精神的。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英勇奮鬥的歷史。台灣問題的產生與發展，都與這段歷史有着緊密的聯繫。由於種種原因，台灣迄今尚處於與大陸分離的狀態。這種狀態一天不結束，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創傷就一天不能癒合，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鬥爭也一天不會結束”。

　　我們認為，由於各種歷史及現實原因而延宕至今的台灣問題，其實質意義已不僅限於“國家統一”層面。在美日政府所推行的對華遏制戰略長期運作之下，台灣問題已經演變成為“台獨危機”，更進而成為制約中國實現民族復興及國家崛起的最大障礙。換言之，當前的台獨危機以及台海地區已經成為中國為確保自身的國家根本利益而必須進行重大戰略決戰的焦點所在。因此，台灣對於中國所具有的極其重大的政治意義及戰略價值實在已經無須再浪費筆墨來贅述的了。

　　在今年中台辦、國台辦發表“5·17”聲明後，從政府內部傳出的對台政策新立場是“爭取談，準備打，不怕拖”。這個立場與之前偏重“和談”相比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在當前台獨勢力已經急劇冒進大力推行“和平獨立”及“實質獨立”的緊迫形勢下，所謂“不怕拖”恐怕又會給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為他們提供玩弄各種手段“以拖生變”的政治空間。同時，更令人對此質疑的是，我們還有“一拖再拖”的本錢或餘地嗎？在2000年中國政府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清楚列明了對台動武的三要件：“外國勢力介入；台灣走向獨立；台北政府拖延統一談判”。證諸當前的台海局勢，這“三要件”可說是一應俱全。鑒此，我們認為這個“不怕拖”應改為“不能拖”，“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美日政府以及台獨勢力就是妄想將台灣問題“和平地”永遠“拖”下去，以求造成台海兩岸的實質性的永久分裂。我們堅決不能讓任何外國勢力主導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途徑及其進程，而必須將戰略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我們手裡。至為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來堅決打贏這場“輸不得”的戰略決戰？筆者認為，根據目前的國際和台海形勢，以及我方的現有條件，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整合政治、經濟及軍事三方面的策略和力量來進行一場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台統一“絞殺戰”，從而將台海危機轉化為大力推動中華崛起的戰略契機。

　　政治層面的統一策略

　　在政治方面我們可以考慮採取三項措施。第一，加緊推動制訂《國家統一法》。由於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實行“一國兩制”的世界大國，在一國之內（完成國家統一之後）同時並存着三個“高度自治”的行政特區，以及幣種、幣值及幣制均不相同的四種貨幣，所以完全有必要在國家立法的高度上制訂一部因應“一國兩制”狀況維繫國家統一的“基本法”。因此，《國家統一法》並非是僅僅針對台灣問題的一部“臨時法”，而是因應中國整個國家的現狀及未來發展實際需要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根本大法。

　　當然，制訂《國家統一法》對解決台灣問題亦必然有着極其重大的政治及法律意義。它不僅明確了中央政府必須履行國家統一方面的有關職責，厘定了中央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法律依據，更從法理上徹底否定了“台獨”的政治權利及其發展要求。同時，《國家統一法》也是對美國政府的所謂“與台灣關係法”的法理抵制，從而向國際社會明確宣示其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非法本質。此外，由於《國家統一法》是一部永久性法律，因此其中無須具體設定“統一時間表”，可為中央政府因應實際情況隨時打擊台獨行為留下靈活機動的操作空間。

　　第二，我國政府可以考慮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如台方的下一個‘台獨’挑釁行為）公開宣布民進黨當局為“台獨政權”，中國政府將不再與之進行任何有關台灣問題的政治談判。此舉的實質意義在於給推行台獨的台灣當局一個政治定性，徹底撕下其所有惺惺作態的、迷惑世人的政治面具，促使全體承認“一中原則”的台灣同胞與其劃清政治界線，從根本上打擊其執政合法性。同時，逼使與台獨勢力一直明來暗往的美日政府不得不作出相應的政治表態，力求割斷美日與台獨勢力的政治聯繫。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拋棄以往那種“不干預島內事務”的所謂“高姿態”的傳統政治思維，轉而理直氣壯地對台灣地區的政治現實走向積極加以干預及引導。既然聯合國及世界各國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中央政府在涉及“國家統一”事務方面對地方政府進行必要的干預難道不是合理合法的嗎？面對台獨勢力在台灣地區大搞以“本土化”為名而行“去中國化”之實的分裂國家行為，難道中央政府竟然無權干涉或只能“坐視不管”（聯繫到去年香港特區政府推行“二十三條”國安立法居然因民眾遊行反對而受挫，事後還折損一名優秀的女保安局長，實在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因此，我國政府必須在狠狠打擊台獨勢力的同時，還應公開支持及團結台灣島內一切反台獨的政治力量，公開邀請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承認“一中原則”的黨派及其它政治團體、民間組織來大陸交流訪問，讓他們直接了解大陸的現實情況和全面的對台政策，以此孤立台獨勢力。台灣軍隊由於在“兩蔣時期”長期實施反台獨教育，使得大部分的台軍官兵不願為台獨而戰，我們同樣可以積極爭取他們的支持，通過各種靈活的渠道與這部分統派官兵建立聯繫。此外，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大力推行進一步的“本土化”政策，使得為數眾多的所謂台灣“外省人”（絕大多數都是擁護中國統一的）倍受歧視，他們的政治權利、社會地位已被削弱，甚至遭受公開迫害。我國政府應據此鄭重表明立場：任何針對台灣外省人的歧視與迫害，均為對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及“自由人權”的嚴重踐踏，中國政府必將採取實際行動予以堅決制止。事實上，今天的台灣已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台灣執政當局的想法或主張不一定代表了台灣島內的主流民意，如果我們對台灣島內的公眾事務完全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只會讓台灣民心與我們漸行漸遠，中央政府對台灣人民所應盡的責任及義務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第三，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具有針對性及實效性的、全球範圍內的對台統一陣線。當然，我們都知道這項工作政府方面早自建國後就一直不遺餘力地在進行着，雖然也取得了相當巨大的成績，但關鍵是仍然未能有效地阻止台獨勢力的日益猖獗。過去，我國政府的統戰工作基本上以海外華僑為對象，但華僑在支援祖國建設方面可以發揮很大作用，對付台獨卻是力有未逮。事實上，許多發達國家尤其是美日兩國的絕大部分普通民眾對於台灣問題的歷史及現狀完全缺乏最基本的認識和了解，往往只能是被動地接受本國政府或個別政客的輿論宣傳或政治操縱。而我國政府過去往往是耗費巨大人力物力以求獲得外國政府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承諾，但一旦外國政府發生執政黨輪替更迭後，所有政治努力往往付諸東流又須“從頭再來”。

　　鑒此，我們應該將主要發達國家的各類政黨、政治團體及民間組織（而非僅限於執政的現政府）列為今後反台獨統戰工作的主要對象，積極與他們進行思想、文化以及社會工作等方面的交流，大力開展各類型的宣傳活動（如舉辦集會、展覽及講座等），使他們在各種交流之中廣泛而又具體地認識到“一個中國”的政策原則及其現實意義，讓他們明白了解干涉台灣問題等同於干涉中國內政，軍事介入台海地區等同於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既嚴重又嚴肅的政治定性，以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追求國家統一的不可動搖的堅強決心，從而促使他們對其母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起到實際的監督、批評以至引導的作用及影響。如此則可更為有效地封殺台獨勢力的國際發展空間，有力地保障“一中原則”在國際關係層面的推行與落實。實際上，這項統戰及宣傳工作又是我國外交戰略方面的一個必須長期執行的政治策略，實質是建立以及打造我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和必要途徑。此外，我們當然亦應該在外交層面進一步努力壓縮台灣方面的所謂“邦交國”數目，以至最終徹底消除台灣地區現有的“國際關係”。

　　經濟層面的統一策略

　　在推行上述政治措施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從經濟方面對台採取“主動進攻”的戰略態勢加以配合。在這裡，我們又必須指出我國政府對台政策里的一個經濟思維誤區。過去，我國政府以為只要讓更多的台商到大陸投資，促使台灣經濟更廣泛地與大陸經濟聯成一體，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也就“水到渠成”。於是全國各地爭相提供大量的優惠條件向台商投資大開方便之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不到十年之內，上海市內居然出現了數以十萬計台商聚居的“小台北”。而據台灣方面的統計數字顯示，2002年上半年台商的對外投資(非大陸地區)較同期衰退39.5％，對大陸地區的投資卻同比增長12.86％；2002年全年赴大陸投資金額達38.5億美元，同比增長38.6％，創歷年新高，且占台灣對海外投資比重的53.3％，也創歷年新高；2003年1月至11月，台灣當局核準的台商到大陸投資的件數為1642件，同比增長26.21％，核准金額約40.66億美元，同比增長19.40％。

　　然而，今天的現實情況表明，大陸方面的“經濟開放”確實大大地推動了台海兩岸的經濟聯繫，隨着台灣傳統產業和科技產業不斷地向大陸轉移，有力地帶動了兩岸的進出口貿易，使台灣產業出現了部分“空心化”，加強了台灣經濟對大陸的倚賴。但問題是這種基本上是單向（台―>陸）的經貿模式，卻同時使得台方成為兩岸經貿發展的最大受惠者，而台獨勢力憑藉“綠皮獨商”的資助更形囂張猖狂。據媒體報道，近幾年來台灣在兩岸貿易中的順差額累計超過了1500億美元，單2000年就達到200多億美元；從2001年10月起，大陸地區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台灣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在2003年台灣出口貿易增長中，有七成來自對大陸出口的增加；在今年5月，台灣的外匯儲備達到229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從兩岸經貿關係對台灣經濟影響角度分析，大陸因素已成為近年台灣經濟發展的“穩定器”與信心指標。換言之，在今天是十三億大陸人民的血汗源源不斷地供養着兩千三百萬台灣同胞，同時亦提供了台獨分子向美國購買軍備抗拒統一的雄厚資本，更成為民進黨當局強力推行台獨的巨大經濟基礎。

　　我們認為，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我們完全可以藉助各種經濟手段有選擇、有步驟地打擊和削弱台灣地區的產業架構及經濟實力，從根本上動搖台獨政權的執政基礎，迫使他們不得不走上統一談判桌。因此，在加強政治攻勢的同時，我國政府應採取各種實際手段對台發起經過周密部署的“經濟戰”。

　　關於對台“經濟戰”的具體手段，網絡上已有許多討論成果，主要選擇有：金融戰、股市戰及貿易戰。金融戰及股市戰就是通過幾個世界金融中心（紐約、東京、香港、倫敦）針對新台幣的匯價及台灣股票進行反覆的“多”“空”炒作。例如，首先通過不同渠道分批買入大量的新台幣（總值必須達百億美元以上），新台幣匯價必然有所抬升，我們即作一次性拋售，其匯價必然暴跌，我們則再次分批購進，再次拋售。同時，在股市上亦循此理操作，但方法微有不同，我方先動用軍力對台作出一些挑釁行動，如軍機飛越台海中線，或潛艇在台灣某港口海域上浮“露面”等，台灣股市必然大跌，我們則趁低價大量買入各種台灣股票，待股市上升後則全面拋售。若我們能在股匯市場上如此反覆多次炒作，台灣經濟必然產生“大失血”，台灣社會亦會同時發生全面動盪，直接衝擊台獨政權。譬如，當前民進黨當局正向台灣民眾及“立法院”強力推銷高達6108億新台幣的對美軍購預算案，導致台北數萬民眾走上街頭舉行“反軍購”遊行。我們如果能夠在此期間對台股匯市發動系列攻擊，造成島內一定的金融動盪，則必然引發台灣民眾更大規模的“反軍購”行動，台灣一眾立委為保選票定必附和民意阻止“軍購案”的通過。若此次“軍購案”被廢，民進黨當局則無法兌現對美的政治承諾，勢必嚴重打擊台美雙方的政治及軍事聯繫。

　　如果說金融戰及股市戰是一種“短促突擊”的話，那麼貿易戰則是一個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戰役。目前，兩岸均已加入世貿組織（WTO），但台灣方面並未依照有關規定向大陸實行貿易開放，而是“無賴”地儘量拖延。因此，我方完全可以依據世貿有關條款向WTO投訴，力迫台方立即執行世貿有關協議開放市場。若大陸產品（主要是輕工產品及農副產品）順利入台，則台方的貿易順差必然大為減少，同樣可以從根本上打擊台灣的經濟實力。若台方拒絕執行世貿協議，我方即宣布取消台灣向大陸出口原材料及各種產品的優惠政策，同時停止從台灣進口那些完全可以從別的國家（地區）進口的各類產品，大量壓縮對台進口。如此一來，已在大陸投資的台商首當其衝，而造成經濟損失的責任則勢必追究到民進黨當局的頭上。此外，對於那些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獨勢力上台的台企如Acer(宏基)、長榮、奇美、大陸工程公司等，我國政府則應不再批准他們擴大在大陸投資的申請，至於他們在大陸的現有投資項目，或已經批準的投資項目可以宣布取消所有優惠政策，並加征各項懲罰性稅收。同時媒體方面也要配合進行抵制“綠皮獨商”行動，消極地低層次報道甚至刻意封殺與這些“獨商”有關的一切新聞，並規定所有媒體對這些“獨商”的產品廣告宣傳應該在原有的價格基礎上一律提高一至兩倍的廣告費。至此，若台獨政權仍然不思改弦更張而頑抗到底，我們即逐步加大經濟打擊力度，堅決採取各種有效措施，直至完全封殺一切對台貿易。

　　總之，我們就是要積極採取各種經濟手段來打擊台灣的經濟發展，使得台獨政權陷於“無米下鍋”的徹底絕望困境，如此一來，台獨勢力還能支撐多久呢？當然，在此期間我方不免要遭受一些經濟損失，台灣民眾也要付出一些承受痛苦的代價。但與兩岸兵戎相見，血戰一場相比，這些損失及代價也就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了。事實上，長期生活在蜜糖罐里的大多數台灣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經濟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仰賴於大陸，以為這完全是靠台灣人自己一手打拚出來的。他們常常嘲弄大陸同胞的貧窮，卻沒有想到他們的富裕完全是建立在與大陸經濟息息相關、脈脈相連的基礎上。今天，我們必須以“貿易戰”的結果告訴他們這個事實。

　　遺憾的是，我國政府似乎很少考慮用貿易戰的形式（總是拿出軍事演習的老套路）逼使台灣就範，甚至一些大陸經濟學者還“滿腔熱情”地為如何振興台灣經濟“出謀劃策”。眾所周知，經濟在實際上絕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存基礎，能夠直接採取經濟手段來打擊這個生存基礎，則根本不必直接動用軍事力量（作為威懾手段即可）。如果我們不在這個關節點上下一番“釜底抽薪”的功夫，而總是做些“揚湯止沸”式的無用功，那麼台灣問題勢必難以解決並將“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在進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及輿論宣傳攻勢的同時，以軍事手段配合經濟手段對台實施總體“經濟戰”，應該是我國政府現階段解決“台獨危機”的有效措施。

　　軍事層面的統一策略

　　在今年9月20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胡錦濤主席在講話中着重強調，“要堅持以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統攬全局，加速我軍現代化建設，當前最重要、最現實、最緊迫的戰略任務，就是要抓緊做好軍事鬥爭準備”。之所以着重強調“抓緊做好軍事鬥爭準備”，即意味着在過去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放鬆了“軍事鬥爭準備”。眾所周知，自新中國成立至今的半個多世紀裡，中國政府及人民解放軍從未有一天放鬆過對台方面的戰備工作，那麼胡錦濤主席這個“抓緊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的重要指示，其矛頭所指只能是美日方面，當然，尤其是美國。

　　過去，無論政府、民眾或海外觀察家，在提到解決台海危機及進行統一戰爭時，幾乎都將“動武”視作惟一選擇。事實上，在台海地區的地理環境因素及我方軍力總體占優的條件下，軍事手段更多地應該作為一種戰略威懾手段來使用。換言之，“抓緊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的主要工作應該就是積極採取各種措施大力加強此一軍事威懾作用，並積極地、靈活地採取各種軍事手段配合政治及經濟方面的攻勢，以此達到“以打促和”的戰略目標。

　　首先，中國政府應該改變以往認為“只要不發生世界大戰就不必動用核武”的被動觀念，重新闡釋並確立全新的核武戰略原則（近日傳出台方秘密研製核武，就是一個最佳藉口）。這個新原則的核心指導方針就是“必將動用一切武裝力量（包括核武器在內）堅決維護和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我們認為，只要中國政府確立了新型的核武使用原則以及形成“確保互相毀滅”的核武打擊力量，基本上可以杜絕外國勢力對於台海戰役的軍事干涉；在失去外國軍力支持的情況下，台灣軍隊根本無法抗衡大陸方面的軍事進攻。因此，我們若能以此建立對台的絕對威懾，就能夠有力地推動台灣問題走上政治解決的途徑。

　　其次，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以“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名義宣布對所有進出台灣港口的各國貨輪進行不定期的臨機檢查。月前台灣方面不是放風說要轟炸三峽水庫嗎？我們即可據此以“捍衛國家安全”為由對台實行武器禁運，正面抵制美國對台軍售，從根本上摧毀台獨勢力依仗外國軍事保護的“心理防線”，直接動搖台獨政權的權力基礎。如果台獨勢力仍不死心要作負隅頑抗，我們既不必進行傳統模式的渡海登陸戰，亦不需進行偷襲式的“閃電戰”，而應該採取光明正大的快速封鎖絞殺戰。根據我軍目前的實際軍力，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場“快速封鎖絞殺戰”的“實況”：T日，中國政府首先向台灣當局發出“最後通諜”，令其在一定期限（不超過72小時）內派出全權和談代表團赴京談判，並宣布即時封鎖台灣地區的領海領空；若台灣當局仍然拒絕和談，則於限期後即時以戰術導彈及遠程火炮所組成的合成炮火再加上各類空軍力量向台灣島內發動飽和攻擊，迅速摧毀台軍一切地面軍事目標及“總統府”等軍政機構，同時摧毀島上的供電系統及其網絡，並投擲電磁脈衝彈令其通訊系統陷於癱瘓。在全面失去制海制空權及電力通訊的情況下，不出72小時，即使少數頑固台獨分子拒不投降，但大部分台灣民眾必定屈服，台軍受其民眾所逼，亦只有投降一途。我們主張選擇這個“封鎖絞殺戰”的戰術模式，目的同樣是希望儘量以最小的代價通過“以打促和”的途徑實現“國家統一”。

　　實際上，關於攻台的具體方略，相信中央軍委及解放軍總部早有多個定案（否則就是瀆職）。但還有一點似乎應該說明，若當真決定動武攻台，則不應考慮攻取金馬等外島，而應直搗台灣本島。如果我軍對外島作些“零敲碎打”式的攻擊，則不僅費時失事，無關宏旨；反而會被台灣當局據此以“破壞和平”的罪名向國際社會指責大陸“軍事入侵”，美日兩國的反華鷹派亦必藉此大肆鼓譟起鬨，在其國內掀起反華浪潮並推動國會批准出兵干涉。事實上，民進黨當局早有放棄外島的動作（近日即有台軍從六個金門離島撤軍的舉動，名義是‘開放觀光旅遊’），目的是為了徹底割斷與大陸的地理聯繫，一意營造所謂“海洋國家”的台獨形象。

　　總之，我們不能消極地將軍事手段放到最後，無可奈何地被迫來一個“屍山血海”式的海峽決戰以求徹底解決台灣問題，而應該從一開始就積極地將各種軍事手段與政治及經濟手段靈活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力求在掌握戰略主動權的情況下大力推動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當年“三大戰役”之一的“平津戰役”，就是一個光輝典範。

　　關於美日軍事干涉問題

　　眾所周知，正是由於美日兩國政府長期以來或明或暗的各種支持，台灣問題才會拖延至今並發展成為“台獨危機”。而中國政府之所以極力改善中美、中日關係，除了發展經濟因素外，更是希望以此避免美日兩國對於台灣問題可能採取的軍事干涉。確實，單從表面看來，美國政府一方面堅決維持與台灣的政治聯繫及對台軍售，另一方面亦加緊在西太平洋地區部署強大軍力，積極擺出一副以台海為中心的戰略進攻態勢。而日本方面亦積極配合美國的政治軍事政策，全力擴充軍備之餘還努力謀求突破“和平憲法”實現向海外出兵，強化美日安保條約的同時還將台海地區納入所謂“周邊有事”法案，同樣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威脅面目。因此，無論是國內的軍事學者、軍迷網友或海外軍事研究均將如何抗擊美日干涉列為武力攻台的首要條件。然而，美日兩國的所謂“軍事干涉”真的是中國無法承受的“不得了”的軍事壓力嗎？個人認為，絕非如此。

　　首先，這是考驗一個國家及其領導人是否具有戰爭意志的關鍵問題。在面對可能的、現實的外來軍事威脅時，是一味妥協而極力迴避，還是立定決心而奮力迎戰？這就是一個是否具備必要的戰爭意志並能否敢於展現戰爭意志的決定性問題。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我們首先必須確立堅決打擊、消滅一切來犯之敵的戰略決心，然後根據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制定出具體的作戰方案。個人認為，中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三個方面均具有足以抵禦以至消解美日干涉的有利條件及戰略優勢。

　　在政治層面，今天的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具有否決權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具有舉足輕重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具有數千年文明歷史及十三億人口的世界大國，具有廣泛而又深遠的世界影響力。而無論聯合國或與中國建交的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均從法理上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此一政治條件下，若美日兩國動用正規軍事力量攻擊或阻止我針對台灣的有關行動，即等同於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其時，中國政府完全可以根據《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要求緊急召開聯合國大會，向全世界公開揭露及控告美日兩國的侵略事實。如此一來，世界人民、國際輿論以及國際社會必然質疑：為什麼美日要合夥侵略中國？為什麼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要侵略另一個常任理事國？為什麼一個核武大國要侵略另一個核武大國？這一場性質及事態極其嚴重的甚至會導致核大戰的國際戰爭又會對世界安全與和平造成什麼樣的惡劣影響和災難性後果？相信任何一個有理智、有良知的人都會作出正確的判斷。

　　在經濟層面，中美日均為世界經濟大國，而東亞及其周邊區域又是當今世界上屈指可數的經濟發展最活躍、經濟實力最雄厚和經濟貢獻最巨大的地區之一。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之下，若中美日三國同時捲入一場大戰，不僅東亞經濟遭受災難性的打擊，全球經濟及世界其它地區同樣無法倖免於難。實際上，美日兩國在華投下巨資的跨國公司必然首當其衝，若中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全面拋售外匯儲備內的美元以及美國公債，則恐怕不僅美國金融遭受巨大衝擊，整個世界的金融及股匯市亦將狂瀉暴跌。兩次世界大戰對世界經濟的巨大破壞和深遠影響人們應該不會忘記，難道這是全世界人民所樂於再次見到的事實？難道這是美日兩國人民所願意付出的代價？難道這個結果又符合美日兩國的長遠利益？

　　在軍事層面，美日兩國的常規軍力無疑是比中國軍隊具有較大的優勢，但在我國政府明確表達不惜動用核武抵抗外來侵略保衛國土主權的堅強決心之下，這些優勢將蕩然無存。何況，我軍還可以大陸作依託，動用一切力量打擊來犯之敵；而日本全境及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所有軍事基地均在我陸基中遠程導彈射程之內，美日軍隊又有多大把握僅以常規軍力或者不進攻中國本土的條件下即可摧毀我軍全部戰力？此外，我們還有充足條件展開持久戰，美日政府及其軍隊又能支撐多久？退一萬步而言，中國戰敗了，台灣獨立了，那麼十三億中國人心目中對美國人和日本人的仇恨情緒必然百倍千倍地增加，在此一惡劣前景之下，美日兩國以後還有安生日子過嗎？

　　綜上所述，從表面來看美日兩國的經濟及軍事實力當然比中國強大，而國內許多媚外“戰略家”亦別有用心地強調這個差距，似乎美日強大得不可戰勝，中國則一戰就要亡國。實際上，軍事從來就不過是政治的延伸，不管威力如何強大的武器同樣必須受人操縱，任何軍事鬥爭從來都是以政治意志為轉移的，這就是“黨指揮槍”的真理所在。歷史事實表明，美軍戰史上最為慘重的教訓都是敗在劣勢裝備的中國軍隊手裡，而近年美軍能夠拿來炫耀的戰績不過就是欺負那些沒有還手之力的小國。在這裡，筆者願意着重強調，今天的中國與南斯拉夫及伊拉克根本沒有任何可比性；那些根據科索沃戰爭或兩次海灣戰爭的結果即鼓吹“美軍不可戰勝”神話的言論完全是毫無政治及軍事基本常識的無恥讕言！所謂“知己知彼”，就是既要客觀而全面地評估敵方的實力，也要客觀而全面地評估我方的實力，任何非此即彼的盲目自信或妄自菲薄都會是一個重大戰略錯誤。無論是什麼“時代”，任何軍事力量的發揮都是有條件的，亦即必須相對於實際情況才能得到全面的發揮。那些居然罔顧最基本的軍事規律簡單地將絕對數值放在一起進行機械類比的所謂“軍情分析”，實在是連“紙上談兵”都談不上了。

　　事實上，如果我國政府能夠將因外國干涉台海危機所引發的上述政治、經濟及軍事三方面的嚴重影響和惡劣後果，通過各種外交及國際渠道向聯合國、外國政府及各國人民廣為宣傳，使他們能夠對此一危機的前因後果獲得一個基本的了解，則完全有可能從根本上遏止美日兩國的軍事干涉，將比目前我國政府僅爭取各國政府針對台灣問題的空洞承諾更有實效。相對於某些學者所提倡的坐在家裡高舉“和平”標語牌（實質是掩飾矛盾、迴避鬥爭）的主張，這才是真正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結 語

　　考諸世界歷史，從來就沒有一個地區性或世界性強國可以實現所謂的“和平崛起”，尤其是居於“後發劣勢”的國家。雖然我們不能就此一口斷定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歷史鐵律，但至少在目前為止以及可見未來的國際政治環境之中還是成立的。我們認為，鑑於當前日益緊迫的國內外現實形勢及其發展趨勢，中國除非不追求“崛起”，否則必然需要通過一場全面意義上的對外戰爭才能實現這個戰略目的。然而幸運的是，由於錯綜複雜、鬼使神差的歷史及現實原因，今天我們可以通過一場國內戰爭即可達到對外擴張的目的。換言之，通過打贏一場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台統一戰爭，我們既能得到對外擴張之實，卻無須負對外擴張之名。這大概也算是一個歷史的弔詭吧。

　　當然，實現以上計劃的前提必須是我們能夠自覺地、深刻地認識到儘快解決“台灣問題”在實現中華崛起道路上的重大意義。台灣問題發展到今天，已經大大超出了一時一地的“國家統一”範疇，更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不可迴避的、極其重要的關鍵所在。“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我們應該通過策劃這一場規模空前、聯繫廣泛的對台統一戰役，科學地、有機地整合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科技及軍事等方面的手段、組織和效能，促使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總體素質隨之躍升至一個現代化強國的水平。質言之，我國政府應該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上，全力將台海危機轉化為推進中華崛起的戰略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