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或错：剖析美国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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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com 《美国对或错：剖析美国的民族主义》（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安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著，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04年9月30日出版，精装本274页，定价30美元。

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如大英帝国的沙文主义、二战时期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前仆后继、此起彼伏，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欧洲，这个既是民族主义的起源地，同时也是受害最深的地方，一度近乎被这种狂热的意识形态毁灭，如今已经学会如何去控制它了；但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民族主义却仍然时不时地爆发，深深地威胁着我们的世界——甚至在当前的美国也出现了这一危险的苗头，《美国对或错：剖析美国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安纳托尔·列文就如是认为。

也许将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将美国与它联系在一处让我们觉得惊奇，至少从晚近以来，这个领土广阔、实力超群的国家就一直给世人以与民族主义无缘的感觉，似乎她生来便具有对帝国之类东西的嫌恶；而且，在几代总统的引导下，这个国家可谓深具世界主义情怀，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和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分别发起建立的“国联”和联合国，其最初和最根本之目的即在于消解民族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危害。

不过，在列文看来，这一切已经被9·11恐怖事件改变了，在该事件的影响下，美国外交背离了多年的传统，单边主义和军事民族主义开始支配华盛顿的决策和对外态度——列文对当前美国有走向民族主义之虞的观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作出的。列文认为，正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她一旦转向民族主义，对世界的危害将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必须就这一话题进行深入到位的公共讨论，并及早对此苗头做未雨绸缪。他的《美国对或错》一书即为此而作，力图挖掘当前美国政策转型背后的民意支持，或者说文化基础。

列文在书里提出了一个他称为“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的概念，即对自由、宪政、民主、个人主义以及政教分离等价值观或准则的坚守；这实质上也是民族主义，一种有节制的民族主义。列文反复申明，《美国对或错》一书抨击的并非这种有节制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起初发起的旨在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同盟的反恐战争，相反地，他认为，这种有节制的民族主义正是美国乐于贡献自己的力量、维持世界和平的动力所在。他这样写道：因为美国式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现在已为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因此，自然而然地，美国应该表现得像一个保守霸权（conservative hegemony），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传播以美国为典范的价值观。列文将这种有节制的民族主义称为“美国信念”。

与此相比较，列文认为，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则完全呈现相反的走向，属于一种只注重美国一己之利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能够为美国的霸权事业提供基础——事实上正相反，倒是导致美国逐步丧失了团结包括穆斯林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共同进行反恐战争的机会，而且还因此造成西方的分裂及与穆斯林世界愈加疏远，同时也将自身陷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

列文在书里深入剖析了这一被他描述为“受到伤害的报复性”的民族主义的根源所在——对外部世界的非理性的憎恨、甚至恐惧，以及对“美国精英和知识分子阴谋出卖国家”的想象。传统的那种善意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感在此种心态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摩尼教（Manichaean）式的教条，简单地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正义和邪恶两大阵营，双方处于你死我活式的斗争中，必欲将对手根除才肯罢手。列文认为，这种逻辑不但会将美国的自我正义感和民族主义推向极度危险点，而且还会损及其反恐战略——比如美国在9·11后更加偏袒以色列的行为在列文看来即严重损害了她的反恐战略。

在题为“痛苦的心脏地带”的一章里，列文审视了关于美国的这样一个悖论，即在外人看来一部美国史就是不断取得成功的历史，但在美国国内的很大一部分人群看来，却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倒是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因此充满着怨恨——这正是滋生民族主义的土壤所在。比如在美国数量颇为庞大的原教旨主义清教徒（fundamentalist Protestant），这些最早进入美国的人常常觉得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在不断缩小，已日渐被新移民来的群体、尤其是大城市中的精英阶层所替代，1960年代的包括性、种族、女权在内的等各种反文化运动更是引起了这些人无比的憎恨；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从1970年代开始日渐保守化，1994年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提出的“夺回美国”（take back America）的口号正体现了他们这些人的呼声。

列文表示， 这股自1970年代兴起的势力既是保守的，也是宗教的，同时具有着异常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不爱国、或者说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东部海岸自由派和知识精英、无神论的欧洲、不敬神的联合国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人或组织在他们这些人看来都是堕落的、无耻的，道德败坏的，需要加以革命的对象。

列文认为，美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对内对外造成的危害都是非常严重的。对外，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一方面直接促成了伊拉克战争之类的玩火行为，另一方面又排斥外人的批评，拒绝承认错误、调整政策——这对于一个象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言尤其致命，而教条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兴起则使得美国敌视各种国际机构和国际条约，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未来的诸多挑战如反恐、能源、环保、爱滋病、核扩散等都是需要国际社会来共同应对；在内，则导致妖魔化知识精英和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出现，与之相应的是厌恶理性对话、轻视科学方法，这些最终将损及美国的教育机制，这在当前美国领导力和科技优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时刻尤其具有危害；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宗教色彩浓厚的民族主义信任神的启示更甚于经验知识，这意味着21世纪的美国有可能在它的影响下背离建国之父们开创的以启蒙精神为准则的道路，开启将某种特殊宗教信仰置于世俗公共事务之上的先例，在列文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这是最为痛苦的，也是最令人感到忧虑的。

尽管如此，列文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会——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此迹象——像别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那样走向集权统治。他相信，美国人与生俱来的那份宪政民主文化和个人主义传统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制止任何可能导向独裁的趋势。他在书里这样写道，民族主义的魔鬼迟早会再一次被“美国信念”的力量所制止；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民族主义高潮后，美国将回归至一个更加宽容、更加多元化的社会。

列文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战略评论》杂志（Strategic Comments）的前主编。值得指出的是，他并非美国人。要知道，做为一名外国移民，尤其是欧洲人，在当前的美国——借用列文的观察来形容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盛行之时”——发表对美国的批评，往往会被视为是“反美主义”而遭受攻击的。尤其是在进入2005年春季以来，从埃及到沙特，从巴勒斯坦到伊拉克，最后是黎巴嫩，整个中东都似乎随着天气的转暖而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民主潮流的涌动，很显然，新的这一轮民主冲击波与伊拉克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一现实面前几乎所有此前反对或批评伊拉克战争的欧洲和美国左派媒体都开始苦涩地发问：难道布什是对的？而如此一来，列文无疑就更容易被美国保守派树作“自由派偏见”或“自由派阴谋”之类的靶子了。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11期，2005/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