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国军士兵是不是英雄？蒋介石已经回答了 抗战2人获得“国光勋章”（蒋介石、傅作义），有170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将官143人，校官22人，尉官3人，士兵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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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抗战期间的国军士兵是不是英雄？

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不可能产生于残酷的阶级压迫中。

  这几年，舆论界对国军抗战的美化宣传，大体上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国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军进行了22次会战”、“国军牺牲了200多位将军”，等等。

这些宣传，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建构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并培养了大批狂热“果粉”，他们偏执极端，有严重暴力倾向，对任何敢于对国军稍有微词的人极尽咒骂攻击。

尽管如此，争夺对抗日战争解释权的斗争还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进展，令果粉沉醉的神话也一一被戳穿。

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军的美化宣传的重点也悄然发生了转移，开始强调“国军士兵也是英雄”、“只要参加过抗战都是英雄”，等等，以此来阻止任何对抗战期间国军真相的发掘。

为了配合这种宣传，有心人还编造了许多新神话，包括“国军800壮士跳黄河”、“5名军统女译电员拉响手榴弹跳崖”，等等。当然，这些后来都被证明要么可耻溃逃，要么纯粹是子虚乌有。

但“抗战期间的国军士兵是不是英雄？”的确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有必要进行仔细辨析。

首先要澄清概念：什么是英雄？英雄是指那些具有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精神，愿意为公共利益或国家民族利益、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人。

具体地说，英雄具有明显的主动性，他能够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并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英雄行为。英雄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

再一个需要事先澄清的概念是，这里提出“国军士兵是不是英雄”的问题，指的是整体上“国军士兵”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英雄群体，并不是指几百万的国军士兵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个别的英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相信不会有人搞混。

搞清楚“抗战期间的国军士兵是不是英雄”之所以极其重要，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有必要性！

显然，如果在一个半封建、办殖民地国家，不进行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社会改革，不触动封建生产关系，不触动西方列强利益，不触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仅仅凭着“民族主义”激情就能召唤出数以百万计保家卫国的英雄，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呢？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一判断还可能影响当下的选择：既然民国政府不需要进行任何进步的社会改革就可以召唤出数以百万计的英雄走上战场，那么未来中国在某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遇到危机时，也可以同样这样做。

这种想法，无疑精英阶层的臆想，但他们决不肯放弃一丁点利益又希望底层百姓满腔热血地赴汤蹈火的臆想，却有可能给国家和民族造成重大灾难！

其实，关于国军士兵是不是英雄的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已经回答过了。

根据著名军史专家高戈里的研究，在国军中，最高荣誉是“国光勋章”，其次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据统计，抗战期间有2人获得“国光勋章”（蒋介石、傅作义），有170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在这172获勋者中，将官及省部级以上高官143人，占比83.1%，校官22人，尉官3人，军士2人，士兵为0。

这就是说，蒋介石认为他自己才是抗日战争的头号英雄，而士兵当中根本就没有英雄，一个也没有！

蒋介石都是这样的看法，今天的果粉又何必自作多情呢？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是主要的兵源所在地。

但在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没有在国统区农村进行包括减租减息在内的任何改良，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动员，所以无法唤起农村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补充兵员主要靠暴力抓壮丁进行。

当年国民政府的征兵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地方保甲长和兵役官员互相勾结，有钱有势的官僚子弟、地主、富农和城镇有钱的人，哪怕是兄弟七八个人也不会被抽壮丁。

为什么呢？因为壮丁被抓后，需要进行体检。有钱人家贿赂兵役官员，就可以获得一张因病免疫的证明。而兵役的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据当年经历过抓壮丁的人回忆：穷人无钱贿赂兵役官员，就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各村保长、甲长们也有办法对付，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按照规定，各地抓到的壮丁要前往指定的补充兵训练处集中，为防止中途逃跑，“一个个的用绳子连成一串牵着走”，“大小便都规定时间”。由于吃不饱、穿不暖，壮丁“不是枯柴的瘦个子”，就是脸肿肚胀“胖子”。有些补充团甚至利用接送新兵的机会，贩运货物，由于负担太重，过分疲劳，途中经常发生逃跑或大量死亡事件。

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回忆，“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了国军虐待士兵的种种劣迹，并做了如下分析：“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国军）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的白修德也在他的书中写道：“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抗战期间曾任军委会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12500多人，但有的师只有9000人，甚至只有5000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所致。”

国军不仅补充兵员十分野蛮，国军内部的阶级压迫也十分深重，完全靠肉刑和死刑维持纪律。

军史专家高戈里在访谈了许多国军起义官兵后，曾经记录了这样的案例——

抗战末期，国军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二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惨剧。

 

那天，该营抓住一名逃兵。这一次没打，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全营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军官示范。随后，一百多名士兵一人一刀，谁也别想躲脱。

 

到最后，逃兵身上的肉几乎被割光，白骨外露，肠子也掉了出来，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一双痛苦的眼珠还在动。

根据高戈里搜集的资料，国军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五十二师最为残酷。

该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该团某连长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扯出肠子，叫人往外拉，连长则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脸皮，一直把脸皮拉到嘴角，死都不给人一个痛快。该团还有一位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

用火烤逃兵时，有一种特别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绳子栓在逃兵身体一侧的手拇指和脚拇趾上，再吊起来。军官称之为“凤凰单展翅”。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个别军官甚至将逃兵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煮熟，而后强迫士兵分食，军官则吃人脑。

高戈里在云南石林采访的起义士兵刘益，抗战期间在云南屏边驻防时，就被强迫喝过“人肉汤”。他说，那一次军官强调：“喝了人肉汤，就不会开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还得喝。

在华北傅作义系统的某部队，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后，杀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来后，还要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

试问，类似这样如同囚犯一样被押解到前线，又要靠“凌迟”和“人肉汤”维持纪律的部队，怎么可能产生英雄？

国军士兵是可怜的。

他们不是自觉的战士，他们是被压迫者，他们是麻木的、被动的，他们需要的是被解放，他们被国军指挥官毫不吝惜投入战火中，经常导致毫无必要的大量死亡，他们是值得同情的牺牲者，但他们不是英雄！把他们称为英雄，是对他们的最大嘲讽！

然而，当这些处于残酷阶级压迫之下的国军士兵获得解放之后，尤其是明白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之后，就会产生永远令后人敬仰的超级英雄！邱少云就是这样的光辉榜样！

今天，厘清这个问题的最重要意义在于，要从国军的教训中认识到：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不可能产生于惨酷的阶级压迫中，只有进步的社会政策、平等的制度安排，才能召唤出真正的英雄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