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军工高干子弟多。当时在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中，都以能够把子女送到哈军工上学为荣。高干子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实际上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低调务实、埋头学习的；也有沾上“八旗子弟”陋习，夸夸其谈，看不起普通工农子弟的。

我们班有几个高干子弟，其中一个父亲是山东省的副省级领导，一个父亲是武汉市的副市级领导，还有一个养父是个河南的县委书记（这实际上算不上高干了，不过他自我感觉很好，也许在小县城里人家一直把他当当地的“高干子弟”看待）。前两位学习很刻苦，成绩也不错，组织观念和组织能力较强，是班里最早发展的党员。

同队不同班的有一个是南京军区空军司令N中将的儿子，身体不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腰上绑着不锈钢支架，抽烟。这在当时的军工绝对少见，给我的印象确实不太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N司令被打倒，他那个群众组织都不参加，乘学生可以免费串连，到新疆游天山，到海南游天涯海角，到昆明看蝴蝶泉，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的所有著名景观。回来后父亲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等着分配。最近听说他已经当上了A省省军区司令了，大跌眼镜。

低我们两届，65级有几个高干子弟。文化大革命后期和他们有些交往，听他们摆呼其傲人的经历：67年，他们结伴去广州串连，突发奇想，弄辆车去从化温泉看看。可惜老爸此时都已经落难，在广州靠正规渠道是借不到汽车的。于是到中山五路转悠，看到一辆面包车停一座大厦底下，用一把螺丝刀起开了车门，再把驾驶座前面板起开，把电源线连上，马上可以打火开动。

5个人，开着这辆“借”来的面包车，出广州，在从化温泉玩了两天，非常尽兴。但是，后来发现副驾驶座前抽屉里，驾驶执照是澳门的，吓了一跳。原来是辆外籍车辆，如果车主去公安局报失，肯定会追查。于是商定晚上进广州，把车停在黄花岗偏僻处。回广州路上，汽车没油了，拦住一辆过路上海牌轿车，两个体形高大的同学架住车主，剩下的人拿起面包车上面的水桶、吸管，把上海牌轿车油箱里的汽油抽取了大半桶。怕上海牌车主追上来，顺手把车钥匙拔了带走，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回军工，闲着没事，拿起气枪到学院后面职工村“打猎”，职工村没有野味，就打职工养的鸡，打中了，拎回宿舍用电炉煮着吃。学员食堂冬天吃饺子，都是炊事员抽空包一些冻外面，等包够了，再煮。这些大爷，知道了食堂有冻饺子，就背起书包到食堂后院，乘炊事员不注意偷偷装了一书包，回宿舍也用电炉煮着吃。

工宣队进驻军工后，拿这几个人开刀。杀鸡擏猴。一一交待，会场上面阵阵笑声，好像在听《天方夜谭》故事。

最有意思的是装甲兵X司令的孩子，68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带了军工一批学生（边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黑龙江边境做稳定边境的工作。某天突然失踪，留下的行李中找到一张苏联地图，一把短剑是苏联国防部赠送给他父亲的，还有一张苏联姑娘的照片。同时，边防部队还发现这几天晚上有人偷渡越境。情报直达中央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办事组马上发布“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通缉令。并通过外交部与苏联交涉，引渡偷渡者。同时派他同班同学，三人一组，拿着中央军委通缉令。去他所有亲戚、朋友、同学家寻找。

两个月后，在重庆到武汉的江轮上发现了他。在乘警配合下，一举抓获。船到武汉，码头上早就有中央军委某局的三辆吉普车等着，直接押送汉口火车站乘车回北京。一年多后，他又出现在哈尔滨，身份是某国防工厂三线建设搬迁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中越边境反击战中，他是英雄坦克团团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解放军报》以“将门虎子”为题有整版报道。现在他已经是我国装甲兵学院的院长，少将军衔。

知情者告诉我，原来他在边境接到女友来信，说“大姨妈没有来，可能是有了”。这在当时是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慌乱之下，仓促离开，直奔四川老家，安置女友。据说后来中央军委知道了事实真相，也哭笑不得。等X司令问题得到解决，也给他下了个审查结论：严重无政府主义。未婚先孕，无政府主义，这是其一；没有打招呼就跑，害得中央军委发了“三北地区”通缉令，典型无政府主义，这是其二。

还有一位是卫生部H副部长的儿子，大高个，娃娃脸。因为当时哈军工一个群众组织接到北京所谓“非常委员会”的一批宣传材料，这个“非常委员会”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有名的“516”集团。材料在这个群众组织领导层里小范围传阅，当中央文革追查“516”反革命集团时，这几个人统统被抓，关在黑龙江公安厅监狱中有一年多时间。其中就有这位H兄。

待事情搞清，释放回校，也没有说抓错了，还是让他交代问题，认识问题。那天工宣队把他带到我们宿舍，把他交给我们，说就和你们住在一起，严加看管。

果然，H兄进门就拿起拖把拖地，上厕所也要向我们报告。时间长了，互相也熟悉了。说起监狱里面的生活，给我们长了不少见识。黑龙江公安厅监狱条件不错，地板地，一间房间大约15平方米大，没有床，行李放地上，白天卷起来人坐在行李卷上面，晚上铺开睡地铺。因为他是要犯，一个人一间。墙角一个水池，一个抽水马桶。管教交待他考虑自己的问题，想到什么自己的、别人的不符合MZD思想、违反文化大革命的言行，随时揭发交待。白天只能坐在行李卷上思考问题，不能随便走动。

为了在牢房中争取合法走动，他就时不时的去水池洗手，洗衣服，不多久衣服就洗白了。

一天九两高粱米饭。饭中的刷锅竹签成了好东西。收藏好，在水泥窗台上慢慢磨成竹针，两个竹针互相在一头穿个针眼，就可以拿来缝补破旧的衣服了。没有线，从自己衣服内侧抽取。呵呵，这就叫“只要功夫深，竹签磨成缝衣针”。

他说，其实其它几个一起被抓的同学，就住在他同一所监狱里。但是直到释放互相都没有能够见面。也不知道他们揭发了我什么问题。

我们问他，你到底参加“516”组织没有？他说天晓得，“516”在哪里，是些什么人，我都不知道。就是传阅了北京不知道那个组织寄来的几份材料，就沾包了，莫名其妙坐了一年大牢。过了一个多月，工宣队宣布他解除隔离，可以参加运动了。

后来我们下乡了。他是65级的，要到1970年才分配。最近从毛毛著的一本畅销书上面，得知他居然成了当代驸马爷。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一个人倒霉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能够时来运转，会有这么一天的。

军工高干子弟中的女性，都很有才干。文化大革命开始上台辩论抢先发言的，大多是有高干子弟背景的女同学。后来成立了“八八团”和“红色造反团”两大群众组织，领衔的也多数是女生。她们上台发言，字正腔圆，口齿清楚，很有煽动力。领头呼口号，也极有号召力。扫四旧，开展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都毫不手软。拿起皮腰带，劈头劈脸抡下去，打得那些人满头满脸是血，她们从不皱眉头的。据说是：对阶级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有趣的是，这些巾帼英雄，不少有“姐弟恋”的爱好。我认识的好几个，都是61级的女生找65级的小男生。然后象大姐姐那样呵护着小男生。鉴于涉及个人隐私，具体到人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在哈军工认识的高干子弟中最有名的就是他老人家的侄子了。比我高三届，在学院读书时据说曾经是长跑队的指导员，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陋习，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

65年毕业后，下放到二炮的基层当兵锻炼。听他说营地是在深山老林里面，很少能够见到生人。连队出操时，如果附近村子里的姑娘、大嫂路过，不用连长喊口令，肯定全体非常一致的“向右看齐”，直到姑娘、大嫂离开视线，这个注目礼才结束。

后来和他的亲密接触是在1967年，哈尔滨两派武斗升级，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召集两派头头到北京谈判，住在西苑宾馆。他当时被调到北京担任总理联络员，负责和我们联系。这时还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我们一起谈笑风生。时而也开开玩笑。

后来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辽宁的一些极左的做法据说都是出自他的手。包括所谓的“赶社会主义大集”，包括残酷杀害张志新烈士。最为人不齿的，是他的同班同学，睡上下铺的铁干兄弟，路过沈阳去看望他，居然让秘书出来挡驾，说：首长很忙，没有时间接待。

70年冬，沈阳军区陈司令和他一起到HL岛视察船厂，到了船坞码头，他准备下潜艇舱里看看。把军大衣一脱，陈司令乖乖的走上前去接过军大衣，在手里拿着。堂堂一个上将，在码头寒风中等了他足足一个多小时。从中既看到这位王储的骄横，又看到了陈司令的卑躬屈膝，厚颜无耻。

四人帮倒台后，他被审查了几年。后来到上海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现在也应该退休了吧。

军工高干子弟中的二号人物无疑是那位副统帅的大女儿－林晓霖。

林彪的女儿林晓霖是林彪在苏联学习时，与前妻张梅生的孩子。张梅与林彪分手之后，留在苏联未回国，后来和徐介藩结为夫妇。徐介藩便是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主任，一位性格刚直不阿的军人。林晓霖一直和他们夫妇生活在苏联。

1955年徐介藩夫妇归国后，林晓霖仍留在苏联上初中、高中。所以1963年林晓霖归国转学入哈军工时，她俄语极其流利，中国话反而讲不好。后来哈军工分建，装甲兵工程系搬到西安成立装甲兵工程学院，徐介藩也就和张梅一起调到西安工作，把林晓霖一个人留在了哈尔滨。

这位缺少父母之爱，自小独立生活，又久受异国文化教育的孩子，性格极其刚烈。叶群不欢迎这个林晓霖，而林晓霖也憎恨叶群。她常常会不顾场合地当着林彪的面咒骂叶群，甚至骂林彪这位父亲。

每到学院放寒暑假，林彪办公厅秘书必来电话，希望学院设法安排林晓霖不回家，以免惹林彪元帅生气。有几次是派生活秘书带林晓霖到广州、上海度假。就是不能到北京去见她亲生父亲。

院里不知道这是林彪的指示还是叶群让秘书假传圣旨，谁也无法核实，只好执行。系里几位领导在心中很为林晓霖鸣不平。放假孩子们都有家去，惟独她像一只失群的小羊。而且，她对中国生活很有些不习惯，适应力差一些，谁也不好留她在校照顾她，惟一的去处是劝她去西安她母亲家。张梅那时已和徐介藩调往西安工作。据说叶群也不让林晓霖到西安见她的亲生母亲，真是没有一点人性。

林晓霖后来患了肝炎。为此事，林彪、叶群没来信，总参谋长罗瑞卿来了一封信。信直接写给院导弹系，嘱咐系里照顾，每月给补助20元营养费。据当时的系主任戴其萼回忆说，系里很不高兴，觉得林彪这个当爸爸的太差劲儿，女儿患了肝炎，也不关心，当军委副主席工资不少，20元给女儿还拿不出来吗﹖意见归意见，系里还是给林晓霖补助20元。

文化大革命中，保守组织“八八团”把林晓霖抬了出来，当了它们的头。这在群众中也确实可以迷惑一些群众：看，副统帅的女儿在“八八团”，这个组织不会有问题。后来，叶群知道了这件事，让秘书起草了一份《林彪声明》，声明说：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我当时在武汉，但是通过长途电话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下我们的对立面“八八团”非跨不可。果然，到了67年春天，红色造反团夺了黑龙江的党政财文大权，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肯定了夺权的方向。接着，“八八团”宣布解散。解散那天，“八八团”团长S发表了催人泪下的动人演讲，据说许多“八八团”的群众都哭了。

后来听说林晓霖被发配到了新疆塔克拉马干大沙漠中央的导弹发射基地库尔勒，在那里嫁给了一个陆军大尉。可惜，一代公主就这样的下场。

附录：历史解密——那份断绝父女关系的《林彪声明》

编者：本文作者张云生到林彪身边工作之时，正值中央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作为“林办”成员之一，他近距离目睹了整个“文革”时期的林彪。本文透露了有关林彪与其女儿断绝关系的鲜为人知的内幕。

“文化大革命”从我进入“林办”的那时起，才真正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高潮”。身受其害的人千千万万，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也未能幸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害林晓霖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叶群。

“老赵，你看晓霖的事怎么办？”有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和秘书老赵谈起了林晓霖。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晓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了名叫“八·八战斗团”的群众组织，它的对立面叫“红色造反团”。中央文革认为，“红色造反团”是“真正左派”，而林晓霖为骨干的“八·八战斗团”是典型的“老保”。中央文革在操纵黑龙江省的运动，他们碍于林彪的女儿在那里，就把这一心患告诉了正在向中央文革靠拢的叶群。

叶群并非林晓霖的生母，与晓霖的关系向来不好，而且把她看作是政治上的异己。以读书为由，叶群经常把晓霖支去外地，尽量不给她接触林彪的机会。这样，晓霖也与生父林彪的感情逐渐疏远。

“晓霖太不像话！”叶群对我们抱怨：“她的‘八·八战斗团’是保守派，在中央文革是挂了号的。她到处演说，宣传保守观点。大家都知道她是首长的女儿，以为是首长在支持她。你们可以证明，我和首长才不支持她呢！”叶群说到这里，显得很生气。“这都是首长自作自受。他把晓霖惯成这样，谁的话也不听，更不把我这个后妈放在眼里，但我就不相信拿她没办法！”

没过多久，由叶群口授，赵秘书记录整理，形成一份所谓的《林彪声明》。叶群说这是经过林彪本人点头的，赵秘书和在场的我以及年轻的李春生都心存疑惑。《林彪声明》的大意是：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很快，叶群亲自布置，空军派出一架飞机，由国防科委的一位副主任带着印好的《林彪声明》，奔赴哈尔滨。由黑龙江省委印发，在哈军工及各大院校广泛散发，林晓霖的“八·八战斗团”也由此被迅速瓦解。在叶群的一连串布置下，国防科委的一位负责人坐着吴法宪派的飞机，又赴哈尔滨。奉令而行的“特使”对林晓霖说：“你父亲叫你回北京去，我是来接你的。”但是这架飞机升空后，就奔向了西北大沙漠中的一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附近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林晓霖发现自己受了骗，已经无济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