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影片《邪不压正》里有一段对老蒋的绝妙讽刺：

　　朱潜龙：“那日本人靠不住，我靠谁啊?老蒋?”

　　蓝青峰：“更靠不住。”

　　朱潜龙：“一个写日记的人。”

　　蓝青峰：“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朱潜龙：“是啊。”

　　蓝青峰：“你写日记吗?”

　　朱潜龙：“我不写。你写日记吗?”

　　蓝青峰：“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

　　朱潜龙：“写出来的哪能叫心里话?”

　　蓝青峰、朱潜龙：“下贱。”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姜文这句话多少刻薄了些。讽刺一下老蒋就罢了，推而广之，就有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了。

　　日记本来的功能就是一个备忘录，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人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久了的事记忆就模糊、甚至全忘了;”备忘“是备着怕自个儿忘了，不该是备着给别人看的。

　　鲁迅先生也写日记，可他的日记却是”惜字如金“，所记有参加讲座、集会这样的大事，更多的则是买书及柴米油盐这样的琐事，每样还必记上价格，当然，天气则是鲁迅先生每日必记的。但即便对于重大事务，鲁迅先生记录的也是极为简略。例如，1933年2月7日，鲁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当晚日记仅写了“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纪念”这几个字，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为日记虽是给自己备忘的，可哪天被老蒋搜查了去，就要连累同志了。

　　与鲁迅先生截然不同的是，蒋介石写日记则是准备好了留给后人看的。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学者杨天石先生如获至宝，终日舔读，终于在2008年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先生看不下去了，直接开怼：“杨天石看了日记，就非要给蒋介石翻案，翻不过来的。你说蒋介石写日记是不准备让人家看的，哪有这种事情?”

　　蒋公文采实在不怎么样，旗下有号称四大“文胆”的书生。当然，说好听一点叫“文胆”，说直接一点就是捉刀代笔的文人。例如，蒋介石1943年出了一本书叫《中国之命运》，就是大汉奸陶希圣代笔的。1945年，毛公到重庆，把几年前写的《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出来了。这下可落了蒋公的面子，自己写不出来就罢了，一堆“文胆”也无人能胜毛公。

　　不过，即便文采不怎么样，蒋公倒是将那些反动文人的气质学得很到位。毛主席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日记里面抗日”——这则是蒋公的一大发明。《蒋介石日记》最终还原的不是蒋介石本人形象，而是“蒋介石心目中”的蒋介石形象。

　　可见，如果写日记是预备给别人看的，那多半是“艺术加工”了，要给别人看想给别人呈现的东西，的确不大可能把“心里话”写进去的。

　　武汉疫情封城期间，方方的“封城日记”走红了。“方方日记”因为一些事实的出入以及灰暗的笔调，在舆论场引发的争议是巨大的，本文暂不想介入这些争议。

　　方方不仅把日记发到微信朋友圈和自己的新浪微博，而且还打算结集出书，所以方方日记一开始就是准备写给别人看的。既然如此，人家写小说的大作家，搞点“艺术加工”不是很正常吗?

　　方方的日记标榜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着眼于小人物的故事”，于是，我们就从“封城日记”里看到了一个“关注小人物”的“悲天悯人”的作家形象跃然于纸上——这大概才是方方日记想要呈现给我们的东西，至于“小人物的故事”，不过是装饰作家形象的一点饰品罢了。

　　所以，对于方方日记强烈的主观倾向，也就不必过于惊讶了。

　　不过，有趣的是，方方的封城日记一不小心也写了一件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真事，这回不是“某个医生朋友”式的“道听途说”了：

　　很多人指责方方日记不写一线医护人员、基层防控工作人员、民警，人家这不是也写了吗?不过，让笔者纳闷的是，方方感谢“警察”的原因，却是在1月29日(写日记是第二天)晚上，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交通局的警察为方方开“绿灯”，用警车将方方的侄女母子送到机场，然后飞往新加坡。

　　这个操作真的没有问题吗?前有某爹的儿子“大意失荆州”，方方这不是在坑“肖警官”吧?

　　记得方方女士也是极痛恨“特权”的：

　　而今，竟然很坦然地动用了自己的“特权”。

　　这个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方方也进行回应了：

　　笔者在想，武汉的普通市民是不会有“肖警官”这样的“朋友”的，方方的前作协主席不是白当的，这朋友圈就是不一样。

　　3月10日的时候，方方在日记里记录了某媒体对她的访谈录，其中写道：

　　不知道，方方叫嚣诉诸法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跟“退休的大官”不也是相似身份吗?

　　方方的那本小说引来众多批评甚至方方所说的“谩骂”的时候，也没见方方诉诸法律，反而是通过权力让批评的声音消失不见。

　　看来，方方日记所呈现的方方，的确不是现实中的方方。

　　姜文诚不我欺啊，电影里的话用在蒋公日记上合适，用在方主席日记上也似量身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