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影片《邪不壓正》裡有一段對老蔣的絕妙諷刺：

　　朱潛龍：“那日本人靠不住，我靠誰啊?老蔣?”

　　藍青峰：“更靠不住。”

　　朱潛龍：“一個寫日記的人。”

　　藍青峰：“正經人誰寫日記啊?”

　　朱潛龍：“是啊。”

　　藍青峰：“你寫日記嗎?”

　　朱潛龍：“我不寫。你寫日記嗎?”

　　藍青峰：“誰能把心裡話寫日記里?”

　　朱潛龍：“寫出來的哪能叫心裡話?”

　　藍青峰、朱潛龍：“下賤。”

　　“正經人誰寫日記啊?”姜文這句話多少刻薄了些。諷刺一下老蔣就罷了，推而廣之，就有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了。

　　日記本來的功能就是一個備忘錄，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人的記憶畢竟是有限的，久了的事記憶就模糊、甚至全忘了;”備忘“是備着怕自個兒忘了，不該是備着給別人看的。

　　魯迅先生也寫日記，可他的日記卻是”惜字如金“，所記有參加講座、集會這樣的大事，更多的則是買書及柴米油鹽這樣的瑣事，每樣還必記上價格，當然，天氣則是魯迅先生每日必記的。但即便對於重大事務，魯迅先生記錄的也是極為簡略。例如，1933年2月7日，魯迅寫下了《為了忘卻的紀念》，當晚日記僅寫了“柔石於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紀念”這幾個字，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因為日記雖是給自己備忘的，可哪天被老蔣搜查了去，就要連累同志了。

　　與魯迅先生截然不同的是，蔣介石寫日記則是準備好了留給後人看的。

　　2006年3月《蔣介石日記》公布之後，學者楊天石先生如獲至寶，終日舔讀，終於在2008年出版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台灣歷史學者汪榮祖先生看不下去了，直接開懟：“楊天石看了日記，就非要給蔣介石翻案，翻不過來的。你說蔣介石寫日記是不準備讓人家看的，哪有這種事情?”

　　蔣公文采實在不怎麼樣，旗下有號稱四大“文膽”的書生。當然，說好聽一點叫“文膽”，說直接一點就是捉刀代筆的文人。例如，蔣介石1943年出了一本書叫《中國之命運》，就是大漢奸陶希聖代筆的。1945年，毛公到重慶，把幾年前寫的《沁園春·雪》公開發表出來了。這下可落了蔣公的面子，自己寫不出來就罷了，一堆“文膽”也無人能勝毛公。

　　不過，即便文采不怎麼樣，蔣公倒是將那些反動文人的氣質學得很到位。毛主席說“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日記裡面抗日”——這則是蔣公的一大發明。《蔣介石日記》最終還原的不是蔣介石本人形象，而是“蔣介石心目中”的蔣介石形象。

　　可見，如果寫日記是預備給別人看的，那多半是“藝術加工”了，要給別人看想給別人呈現的東西，的確不大可能把“心裡話”寫進去的。

　　武漢疫情封城期間，方方的“封城日記”走紅了。“方方日記”因為一些事實的出入以及灰暗的筆調，在輿論場引發的爭議是巨大的，本文暫不想介入這些爭議。

　　方方不僅把日記發到微信朋友圈和自己的新浪微博，而且還打算結集出書，所以方方日記一開始就是準備寫給別人看的。既然如此，人家寫小說的大作家，搞點“藝術加工”不是很正常嗎?

　　方方的日記標榜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着眼於小人物的故事”，於是，我們就從“封城日記”里看到了一個“關注小人物”的“悲天憫人”的作家形象躍然於紙上——這大概才是方方日記想要呈現給我們的東西，至於“小人物的故事”，不過是裝飾作家形象的一點飾品罷了。

　　所以，對於方方日記強烈的主觀傾向，也就不必過於驚訝了。

　　不過，有趣的是，方方的封城日記一不小心也寫了一件發生在她自己身上的真事，這回不是“某個醫生朋友”式的“道聽途說”了：

　　很多人指責方方日記不寫一線醫護人員、基層防控工作人員、民警，人家這不是也寫了嗎?不過，讓筆者納悶的是，方方感謝“警察”的原因，卻是在1月29日(寫日記是第二天)晚上，武漢疫情最嚴重的時刻，交通局的警察為方方開“綠燈”，用警車將方方的侄女母子送到機場，然後飛往新加坡。

　　這個操作真的沒有問題嗎?前有某爹的兒子“大意失荊州”，方方這不是在坑“肖警官”吧?

　　記得方方女士也是極痛恨“特權”的：

　　而今，竟然很坦然地動用了自己的“特權”。

　　這個事件在網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方方也進行回應了：

　　筆者在想，武漢的普通市民是不會有“肖警官”這樣的“朋友”的，方方的前作協主席不是白當的，這朋友圈就是不一樣。

　　3月10日的時候，方方在日記里記錄了某媒體對她的訪談錄，其中寫道：

　　不知道，方方叫囂訴諸法律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跟“退休的大官”不也是相似身份嗎?

　　方方的那本小說引來眾多批評甚至方方所說的“謾罵”的時候，也沒見方方訴諸法律，反而是通過權力讓批評的聲音消失不見。

　　看來，方方日記所呈現的方方，的確不是現實中的方方。

　　姜文誠不我欺啊，電影裡的話用在蔣公日記上合適，用在方主席日記上也似量身定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