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埃里·凯西，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2023年10月，德国驻突尼斯大使彼得·普鲁格尔（Peter Prügel）在参加突尼斯郊区一所新建中学的开幕仪式时引起争议。当突尼斯教育部长在致辞中声援加沙民众后，普鲁格尔在讲话中形容以色列人是“巴勒斯坦恐怖行径”的受害者，他指的是哈马斯10月7日发动的攻击，在以色列南部造成约1200人死亡。

突尼斯教育部长愤怒地进行反驳，强调德国大使的言论违背了突尼斯政府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普鲁格尔匆忙离开了活动。很快，一些突尼斯民众开始在互联网上宣称，普鲁格尔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滥杀平民辩护。

德国大使馆则坚称，普鲁格尔对所有遇害者表达同情，但同时指出：“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哈马斯对以色列野蛮的恐怖袭击导致了冲突升级。”

数天后，抗议者聚集在德国驻突尼斯大使馆门口，要求撤换普鲁格尔。那些反对以色列进攻加沙的抗议者已经出现在美国和法国大使馆门口，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向德国表达愤怒。德国小报《图片报》将对普鲁格尔的批评形容为“仇恨攻击”并提醒读者，那所突尼斯郊区的学校之所以能建成（德国发展银行提供了部分资金），完全要归功于德国的慷慨解囊。

突尼斯民众在首都的德国大使馆门口抗议

数十年来，德国政府始终寻求在一种对以色列肩负的历史责任感与同阿拉伯世界发展友好关系之间保持平衡。柏林在中东留下了大量的软实力足迹，长期被视作一个可靠的经贸关系中间人。主要由德国政府出资的组织，比如歌德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以及与德国主要政党有关联的诸多基金会，都是中东地区各种援助项目的重要资助方。

自去年10月7日以来，这种平衡的努力已逐渐失衡。整个中东地区支持巴勒斯坦人抵抗的声音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谴责（在阿拉伯人看来）由以色列发动的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而德国则对犹太人遭受自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单日屠戮事件感到震惊，在初期基本上毫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直到最近一段时间，部分德国官员才开始采取更批判的立场。

尽管如此，柏林依然将自己视作以色列最亲密的政治与军事盟友之一，哪怕在被轰炸七个多月后，加沙地带已有超过3.5万巴勒斯坦人丧生，且正经历大范围的饥荒。德国对这场战争毫不妥协的回应导致该国在中东的声誉迅速受损。

德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正在下滑。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阿拉伯中心于2020年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略多于半数的阿拉伯公众对德国的外交政策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多哈研究生院（Doha Institute）今年1月公布的一项在16个阿拉伯国家开展的民调显示，75%的受访者对德国在以哈战争上的立场持负面看法。

研究德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摩洛哥社会学家阿姆罗·阿里（Amro Ali）认为，这是阿拉伯民意的180度大转弯。

长期以来，德国在中东地区留下的形象以正面为主：这个国家的名字总是与快速汽车、高科技产品和友好的游客联系起来。德国政府曾拒绝参加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并在2015年至2016年接纳了超过100万叙利亚难民。柏林拥有欧洲最大的巴勒斯坦侨民聚居地，已经成为阿拉伯文化和知识分子交流的中心。在中东地区，德国并没有直接的殖民遗产，不用像法国和英国那样面临来自当地人的防备与不信任。

10月7日的袭击发生5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一次讲话中定调了德国对刚刚爆发的以哈战争的态度。他向联邦议院表示，“在这个时刻，德国有且只有一个立场：站在以色列身边”。截至2023年11月，德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口的武器价值是上一年的近十倍。德国成为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仅次于美国的以色列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2023年10月，法兰克福警方在一场亲巴勒斯坦游行活动中逮捕一名抗议者

在公众人物声援以色列的同时，德国警方镇压了国内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基于“反犹主义”暴力驱散或禁止他们举行示威。批评以色列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包括犹太裔和阿拉伯裔）警告，整个德国社会正在掀起一场噤声风暴；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获得的奖项和资金被收回，计划举办的活动被取消。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利（Adania Shibli）和黎巴嫩裔的埃及人类学家加桑·哈吉（Ghassan Hage），前者去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的颁奖仪式被取消，后者于今年2月被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解雇。学会方面表示，哈吉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观点“不符合”该机构的价值观。

在社交媒体上，摩洛哥的社会学家阿里注意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每天都在发布关于德国的帖子，他们对德国的看法全都是负面的。阿里将人们对德国看法的转变与一种全球政治的“再调整”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已经成为令全球南方许多人忍无可忍的虚伪之源。

“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其中一个关键助推因素就是德国。”阿里说。

这种公共舆论风向的改变不太可能影响德国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或经济关系，但有可能削弱柏林在中东地区的软实力。

《外交政策》记者联系了分布在5个中东地区国家、6家德国对外援助机构的9位现任或前任员工。他们表示，德国政府在以哈战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损害了他们与当地合作伙伴及社区的合作——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心血建立起来的信任与信誉遭到破坏。为了保护职业生涯，所有受访者都拒绝透露姓名。

1952年，西德政府同意向以色列这个年轻的国家支付大屠杀赔款，以实现同以色列建交。时任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将赔款视作恢复德国名誉、重新融入西方国家的方式。而阿拉伯联盟当时反对阿登纳的计划，理由是德国不应该向一个正同阿拉伯邻国交战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何况这个国家还在1948年驱逐了数十万计的巴勒斯坦民众，且拒绝承担责任。

研究德国同以色列关系的历史学家、香港大学讲师丹尼尔·马维茨基（Daniel Marwecki）提到，阿盟明确表示“德国不应该以忽视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利益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1994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中提出的“两国方案”为柏林提供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德国旋即成为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谈判的关键国家之一。2024年，通过直接援助以及走欧盟的渠道，德国已经是对巴勒斯坦领土和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第二大捐助国，仅次于美国。

今年1月在16个阿拉伯国家开展的民调显示，共75%的受访者对德国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持糟糕（浅红）与非常糟糕（深红）看法 图自：多哈研究生院阿拉伯研究与政策研究中心

“过去的想法是，只要向这个谈判机制砸钱，所有事情都会得到解决，”马维茨基说。“美国将扮演政治引领的角色，德国只需要开展‘支票簿外交’。”

进入2000年代，随着奥斯陆谈判进程的失败，德国在安全问题上更加靠近以色列的立场。柏林的外交政策越来多地受到对国内反犹主义、穆斯林社区反以情绪的焦虑所裹挟。部分政客认为，这妨碍了德国克服历史问题的努力。长期担任总理的安格拉·默克尔在2008年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总结了德国的立场，她说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由”（Staatsraison）——10月7日的袭击发生后，朔尔茨与其他德国高官也重提了这个词。

就算默克尔把2006年黎巴嫩战争和2008年加沙战争的责任全部归于真主党和哈马斯，德国政府内部仍不时有官员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008年，一位资深社民党政客指控默克尔“偏袒实施无休止轰炸的以色列”。

相比之下，以色列2014年和2021年在加沙开展的军事行动却很少受到德国各党派政客的批评。虽然德国政府继续反对以色列在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修建非法定居点，并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联盟的反民主倾向表示震惊，但这些政策分歧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德以关系。

在10月7日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德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哈马斯袭击的受害者、被困加沙的人质的命运、反犹主义的抬头与他们眼中哈马斯对以色列安全构成的“存亡威胁”。就算加沙地带已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平民死亡与破坏，德国领导人对巴勒斯坦平民生命财产的关注甚至相比过去的冲突更加微不足道。

去年10月，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宣称，哈马斯已经将整个加沙劫为人质，并复述以色列的说法，称这个武装组织正利用平民作为肉盾。德国政府继续拒绝关于停火的呼吁（朔尔茨称停火会令哈马斯有机会重新武装），并在2023年12月联合国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投下弃权票。

当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字在今年1月超过2万之际，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却否认以色列军方正在将平民作为目标；他说，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反对以色列军方采取的“严酷措施”，但关于以色列正在执行种族灭绝的指控是错误的。德国将南非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案形容为“政治工具化”。在以色列指控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10月7日的袭击后，德国冻结了对该机构的资助（但在独立审查发现以色列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后，德国又恢复了资助）。

德国政府发言人今年1月表示，德国将代表以色列介入海牙国际法院审理，反对种族灭绝指控 图自：社交媒体

身处中东的德国对外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很少赞同本国政府的立场。消息人士向《外交政策》记者透露，他们私底下早就承认了在德国不能公开发表的观点：“两国方案”已经走进死胡同，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形同种族隔离，德国的外交政策早已脱离以巴冲突的现实。

自10月7日以来，德国的各机构总部与设在中东地区代表处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好几个中东国家的多位工作人员透露，身边的同事谈到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时，使用“种族隔离”、“种族灭绝”等词汇十分常见（德国政府不允许使用这些词汇，认为其构成“反犹主义”）。他们承认，德国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支持，自己的机构对以色列行径的沉默或支持，以及德国压制国内亲巴勒斯坦声音引发的反弹均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当突尼斯针对普鲁格尔大使的抗议活动过去数周后，德国全球文化传播的旗舰机构——歌德学院在突尼斯分部的墙壁被人涂上纳粹标志。该机构取消了一系列学校参观和一场电影放映活动，并将原计划的一次公开展览改为仅限受邀者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歌德学院还取消了在贝鲁特和拉姆安拉的活动。今年3月，埃及艺术家穆罕默德·阿布拉（Mohamed Abla）退还了歌德学院颁发的奖章，以抗议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2022年，歌德学院也因为取消同巴勒斯作家穆罕默德·库尔德（Mohammed El-Kurd）的座谈而遭到抵制。

3名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现任（前任）工作人员表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协助角色，在这家发展援助机构内部引发愤怒。虽然今年3月，该机构的一名巴勒斯坦员工在未经审判或遭到指控的情况下被以色列方面行政拘留，但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一直没有就这场冲突公开表达过立场（这与该机构在反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问题上的强硬表态形成鲜明对比）。消息人士称，至少两个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发起抵制。

一名工作人员形容，该机构内部充斥着“专横”的工作氛围，导致一些员工不敢发声或是选择离职。这些匿名人士将德国政府的行为描述成：“你一边支持轰炸（加沙），另一边又向他们施舍一丁点援助，以体现你是个人道主义者。”

为了保持低调、保护当地员工与合作伙伴，许多在中东开展工作的德国对外援助机构都悄悄地取消了公开活动，推迟报告的发布日期，或是从援助项目上移除自己的机构标识。数名消息人士担心，如果与他们机构有关联的人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以色列，德国媒体或政府可能会以“反犹主义”为由头怪罪他们的机构或当地合作伙伴。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为约旦的年轻人与叙利亚难民提供手工业职业技能培训 图自：GIZ官网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负责资助与指导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以及各党派基金会的海外工作。该部门表示，将“严格审查”有过合作的组织是否存在任何“反犹主义”、否认以色列生存权或支持BDS运动的言论。随着德国政府削减国际援助与发展计划的预算，该部正同德国外交部一道推进将近15亿欧元的预算削减计划。

去年12月，当埃及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的负责人签署了一封谴责以哈战争和支持BDS运动的公开信后，德国政府中断了对该中心一个支持人口拐卖受害者项目的资助。在10月7日之后开展的审查中，德国取消了对3个巴勒斯坦人权组织的资金援助（以色列在2021年将它们标记为“恐怖组织”，但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做法予以谴责）。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今年2月向《法兰克福汇报》透露，该部门定期与以色列讨论相关审查的进度。

一些地区合作伙伴也开始抵制德国。今年1月，位于黎巴嫩的“艺术家避风港”（Haven for Artists）组织拒绝了来自德国社会主义左翼党（Die Linke）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提供的3.5万美元资助，因为该基金会的一名董事会成员批评埃及政府没有接收逃离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而这个黎巴嫩的组织认为，上述言论等同于支持种族清洗。

黎巴嫩的一家德国对外援助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形容：“现在当地文化界的人不想与德国基金会扯上任何关系。”同样是这位消息人士认为，如果资金上有余力，会有更多的文化工作者加入抵制以色列的运动中。他们还补充说，许多人曾经将柏林视作欧洲的阿拉伯文化中心，如今则大失所望。

最近几周，德国同美国一道，对以色列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态度。朔尔茨与贝尔伯克现在反复呼吁实现更持久的停火，并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以缓解饥荒的风险。他们还警告内塔尼亚胡应叫停全面入侵拉法的军事计划。在3月中旬访问以色列期间，朔尔茨没有再提“国家理由”，而是谈到了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苦难，以及仅靠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

然而，4月底，德国驻巴勒斯坦领土的首席代表被抗议者赶出了拉姆安拉的拜耳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这种事放在几个月前都是不可想象的。那位在黎巴嫩的德国机构工作人员说，德国政府自去年10月7日以来的言行“击碎了这里关于德国的幻想与一种信念”。

作为阿拉伯世界公民社会最大的西方资助者之一，德国将继续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那些政治色彩更淡薄的工作，比如支援当地的基建项目与开设语言课程，基本上没有受到以哈战争的影响。

然而，德国政府在许多议题上的道德优越性以及德国作为一个自由、友好社会的形象，可能很难在中东地区恢复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