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以暴力冲突中，“报复”是使用最频繁的字眼之一。
６月２８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起了代号为“夏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起因是，２５日，几名巴武装人员借助一条长８００米的地道，潜到一个以军哨所外面，打死了两名正在值勤的以军士兵，又把另一名士兵挟为人质。在经过４８小时等待之后，以总理奥尔默特下令，发动了他就任总理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军坦克隆隆开进加沙，摧毁电子设施，加沙城一片黑暗，８０多名哈马斯阁员和立法委员被抓，总理哈尼亚在加沙的办公室被炸成一片废墟。

就算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首先挑衅，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也似乎太过夸张了。但，这一点也不奇怪。　　

“你打一拳，还你十拳”

说以色列人的报复心强，一点都不过分。人们常说，你打以色列人一拳，它往往要还你十拳。身为犹太人的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说，以色列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总是做出强烈的反应。以色列出手之狠，常令人咋舌。

说起以色列人的报复，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其对制造慕尼黑奥运会惨案的巴勒斯坦“黑九月”激进分子的拼死追杀。１９７２年８月，第２０届奥运会在西德慕尼黑召开。９月５日凌晨，八名全副武装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劫持了九名以色列运动员和两名教练作为人质，要求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２５６名巴勒斯坦政治犯。由于谈判未果，以色列在营救人质的行动中，虽击毙恐怖分子，但九名以色列运动员也全部遇难。惨案发生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很快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经过几年的追杀，参与慕尼黑行动的“黑九月”分子被一一除掉。

不要给以色列人以口实。这是巴勒斯坦人在几十年与以色列人对抗中总结出的血的教训。因为一旦被以色列人抓住口实，他们往往会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力量进行报复和反击。正在进行的“夏雨”军事行动就是一例。

还有，２００４年上半年，为了报复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以色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和兰提西。这一举动也让不少人瞠目。

一个输不起的国家

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一名以色列高级将领在做动员时说：伙伴们，如果我们打不赢，我们已没有地方可退。

有人说，以色列在建国后的历次战争中只要输过一次，今天的以色列国将早已不复存在。此话不假。早在今天的以色列国建立之前，国际社会曾提出过几个建国方案，包括在今天的乌干达建立犹太人的独立国家，但均被犹太人拒绝。犹太人坚持要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应许之地”。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以色列国建立。

根据以色列的版图形状，人们把它比作插在阿拉伯脊背上的一把尖刀。从此也开始了阿以两个民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死较量。

以色列建国之初，与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对比之悬殊，让人感到它简直不堪一击。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大兵压境，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国，没有军队也没有武器，许多回归的犹太移民刚刚下了船，经过两天的军事训练，就扛枪上了前线。最终，以色列扭转了颓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后几十年间，以色列军队在世界军事史上创造了“战无不胜的神话”。倒不是因为以色列军队着力追求这样一种战争境界，而的确是因为它输不起。

这样一种心理，也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历届政府决策的基础。不管是当年的沙龙，还是现在的奥尔默特；不管是被称为鸽派的工党，还是以强硬著称的利库德集团。以色列政府的任何决定，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利益为基本判断标准，而不管它是否符合国际法、是否符合联合国决议。以色列开国之父本—古里安就说过：“不要怕联合国做出什么决议和国际舆论做出什么反应；一切的一切不是取决于联合国说什么，而是取决于以色列做什么和怎么做。”

在以色列肆无忌惮的报复和强硬政策背后，是其顽固坚守的一个国家信条：生存安全第一。因为，以色列输不起。

难以摆脱的忧患意识

生物有基因，文化也有基因。文化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如果说现实的生存威胁使以色列总是感到危机四伏，那么５０００年漫长历史中的种种不幸遭遇所铸就的难以摆脱的忧患意识，沉淀为一种文化基因，在犹太民族中代代相传。

犹太民族历史上有几次大流散；几度失去家园，流落他乡；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遭人白眼，蒙受耻辱，并遭受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种族大屠杀；在建国的第二天，就受到战争的威胁，本—古里安总理的建国宣言，成为了战争的动员令；处于阿拉伯世界包围中，阿拉伯人宣示要把犹太人赶进大海、让以色列国在本地区消失。

每年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以色列全国都要鸣笛三分钟，街上的所有车辆停驶，所有行人驻足，以此对死难者表示哀悼，让今人记住历史。纳粹将犹太人的记号烙在他们的身上，而大屠杀的惨痛却深深地烙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里。

每年的逾越节，犹太家庭总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无论老幼，共同诵读经书《哈加达》，重温犹太人在埃及被奴役的遭遇，以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历史。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少年时，父亲曾送给他一把刀作礼物，告诫他一是用于自卫，二是受人欺负了，用来报复。正是从这把刀开始，沙龙又拿起了枪，又发动了入侵黎巴嫩的战争，直到当上总理，一次又一次地下令对巴勒斯坦发起猛烈报复。

不顾一切的国家行为

如果说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带有单纯的复仇和情绪化色彩，以色列人的报复却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国家行为，涵盖着一个国家对局势和未来的长远战略考虑。正因为如此，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仅表现为在受到侵犯之后的反击，甚至是在仅仅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首先发动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消除一切潜在的威胁和隐患。其所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外界危险的极端敏感，还有置国际舆论于不顾的“胆量”。

１９８１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贝京坚定地认为，决不能让伊拉克拥有可以摧毁以色列的核武器，并做出大胆决定：轰炸并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６月７日黄昏前后，以空军的六架Ｆ－１５歼击机作掩护、八架Ｆ－１６战斗轰炸机携带炸药一起飞向伊拉克。机群沿着约旦和沙特边境低飞，巧妙躲过雷达的扫描，在两分钟内，把１６吨炸药全部准确投掷下去，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彻底炸毁，消除了以色列周边的一大隐患。

以色列人做事，历来只看结果，即使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也要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让国际社会慢慢接受。

以色列建国之初，耶路撒冷地位尚未确立。当时，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都赞成对耶路撒冷实行共管，这显然与以色列的意图相悖。于是，以色列不仅坚决地对共管决议投了反对票，而且毅然采取行动，将政府机构迁往耶路撒冷。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色列在国际上陷入严重孤立，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和驻以外交官都拒绝到耶路撒冷会见或拜访以政府官员。但精明的犹太人开始了多方周旋，最终打破了这一外交僵局。

借题发挥一箭几雕

犹太人有两大财富：金钱和智慧。在国家战略中，以色列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精明。它会及时而巧妙地利用一切机会，最大限度地维护或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以色列在决定报复时，也不仅仅是对单一事件做出回应，而是常常借题发挥，要一箭几雕、一举多得。

最近《耶路撒冷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比较了近年发生的两起极其相似的人质事件，以及前总理巴拉克与现总理奥尔默特做出的不同反应。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在以色列单方面撤离南黎巴嫩半年后，三名以军士兵被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绑架。时任总理的巴拉克决定军事上保持克制，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人质危机。三年之后，以色列用４００多名被关押的激进分子，换回了三名以军士兵的尸骨。现在，奥尔默特面临着当年巴拉克一样的选择。这一次，他决定放弃外交努力，而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而且，“夏雨”行动表面上是为了营救被绑架的人质，而实际上已演变成对巴勒斯坦发起的一次全方位打击行动。对此，以官员也不避讳。进攻加沙，更是为了摧毁巴激进组织的武器加工厂，使其陷于瘫痪；派战机飞越叙利亚总统府上空，是为了向叙利亚和流亡在大马士革的哈马斯领导人发出威胁信号；逮捕哈马斯政府高官和立法委员，轰炸哈尼亚总理的办公室，不仅是进行威慑，甚至可能要颠覆哈马斯政府。

报复自有报复的理由，而且也使以色列得到了暂时的战略优势。但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仍未得到它渴求已久的安全。再引用斯皮尔伯格的一句话：“我认为，以 ‘反应’来对抗‘反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造成了一种‘永动’的报复机制。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一片血的沼泽了。”这也是这位犹太电影大师在拍摄《慕尼黑》时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