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达到了防治腐败的最高境界！　　

———毛式反腐的精典历史遗产之一！　　

　 　

　　

彭  振  华　　

（原中共兰州医学院纪委书记）

　　

　 　

防治腐败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使官员们做到：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这三个“不腐败”，既概括了防治腐败的三大任务，明确了防治腐败的三道防线，体现了防治腐败的三个层次，又圈定了防治腐败的三种特定官员人群。　　

　 　

毛泽东时代，官员们做到了：　　

多数人不想腐败、少数人不能腐败、个别人不敢腐败！　　

　 　

毛泽东时代，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领导人到最基层官员，都做到了无财产、无私产，真正的一代无产阶级。　　

毛、刘、周、朱等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生前无私产，身后无遗产，这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唯中国独有的一种政治现象。　　

　 　

80年代初，甘肃省召开的批判文革的控诉大会上，一位省委副书记老伴述说，文革中老头子打倒了，全家被扫地出门，她与子女们借了一辆架子车，拉着家当，离开了宁卧庄（省级干部家属院）。一架子车的家当，这就是，当年一个省级干部的全部家产，真实的反映了一段历史，记载了一个时代。　　

　 　

思想道德建设，防治腐败的第一道防线　　

防治腐败首先从思想建设做起，从“不想腐败”的道德防线开始。　　

不想腐败，使官员们不想腐败，是防治腐败的最高层次，属于教育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上层建筑领域解决的范畴。　　

　 　

不想腐败，靠思想道德建设，打造思想领域的反腐防线，属于软件建设，是虚拟的，可是一旦成为思想和信念，不想腐败的精神武器，就会变成官员们的自觉反对和抵制腐败并为之斗争的力量和行动。　　

　 　

在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出现官场清正，官员廉洁，就是因为靠思想道德建设，因而使“不想腐败”的官员占大多数。　　

　 　

不想腐败，这个层次所针对人群，为官员中高素质的人群，是各级“反腐”的领导者和依靠的中坚力量，这个特定人群的多寡，与人数所占比例的大小，直接反映了社会腐败或清廉的程度。　　

　 　

不想腐败的官员人数，与社会腐败的状态成反比，当不想腐败的官员人群，成为多数，成为主体，成为主流的时候，必然是社会“廉政”最好的时候，反之，不想腐败官员成为少数时期，也是“腐败”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时期。　　

　 　

不想腐败，靠思想信念、精神、道德的保证与支撑。　　

毛泽东时代，着重培养和扩大“不想腐败”的官员人群，使官员们拥有追求高尚、奋发向上的境界和情操。因而实现了，官场的清正廉洁。　　

　 　

打造思想道德领域的反腐防线，是毛主席成功反腐的最大亮点，成为留给世界的反腐败的精典历史遗产！　　

　 　

制度建设，防治腐败的第二道防线　　

　　

不能腐败，要让那些“想腐败”的官员们，不能够腐败，靠制度建设，加强管理，不留漏洞，广泛监督，无机可乘。属于硬件建设，规章、制度层面的、纪律层面的，监督、管理层面解决的范畴。　 　

腐败，经济腐败，是政治权力主导下的犯罪，主导者为权力，对象为经济，运作方式为隐蔽的非阳光下的“操作”，同其它经济犯罪有不同层面、不同方式的区别，但具有共同的特征，规章、制度是可以监督和约束的，依靠阳光下的监督可以解决。　 　

对腐败的监督，是社会层面、实际层面、群众层面的具体问题。腐败，与监管的强化或弱化的细节有关，与国家层面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无关，无直接关系！　　

　 　

那些鼓吹依靠“多党制”可以消除腐败，“腐败问题是政治体制造成的”等等论调，是在反“腐败”的大旗下，将腐败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绑架在一起，除了为掩盖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目的之外，对真正的“反腐败”起到一种转移视线和误导的作用。　　

　 　

香港，新加坡的廉政范式，主要靠制度建设，严格管理实现的，由于刚性的监督与管理，使那些“想腐败”的人，不能够腐败。　　

　 　

不能腐败，这个层次所针对的人群，为官员人群的大多数，这个官员群体，受社会主流思潮的引导。有机会可能“顺手牵羊”，无机会不会主动抻手。如果社会主流思潮发生偏差，一些人可能会下滑至第三类人群。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达到防治腐败的最高境界？　　

由于思想境界的提升，制度的规范，使许多官员从“不能腐败”的人群，上升为第一类——“不想腐败”的人群。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环境和导向，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　　

　 　

法律严惩，治理腐败的最后一招　　

不敢腐败，靠法律对腐败分子的严惩来实现的，给那些正在腐败分子和准腐败分子，用以法律的打击和震慑，这也是古今中外通用的一种措施与方法。　 　

毛主席，从1932年至1976年，45年间，共处死六个贪官。①其中包括建国前，谢步升、左祥云、肖玉壁、唐达仁4人，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当时的厅、局级官员。　 　

改革开放30年，共处死六个贪官。其中包括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搜狐博客《官桥小院》收录这30年来，90个被判刑的副省级以上官员。　　

　 　

法律严惩，是防治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招，也是最狠的一招，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讲，也是社会付出成本最高的一招。　　

　 　

法律严惩，起到三方面作用：对腐败分子直接进行毁灭性打击，甚至家破人亡，使其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对周围同伙、同类的震慑和警示作用；使腐败者以至亲属几代人可能不敢再腐败的威慑作用。　　

　 　

从国家史、家族史记载中，我们看到一种现象，那些历史得以延续下来的大家族，可谓清官、明臣、武将常常涌现，没有一个贪官们后继有人，贪官辈出的家族。　　

　 　

不敢腐败，这个层次所针对的人群，为少数敢铤而走险、敢挑战法律的人群，也是产生“腐败”分子的高危人群。　　

　 　

要重点监管高危人群和产生高危人群的鬼谷：　　

产生“腐败”分子的敢铤而走险、敢挑战法律的高危人群。　　

产生“腐败”分子的职业、行业、岗位的高危陷阱和鬼谷。　　

　 　

不过，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法律严惩，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是很有限的，选择性打击的范围和受打击的比例，威慑的地震波的范围和强度存在很大空间的制约。　　

　 　

当然，最终解决腐败还要靠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与推进，国仕，在《论中国的廉政建设》中，已有全面的论述。②　　

　 　

毛泽东时代，官员们做到了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实现了官场清正，官员廉洁，达到了防治腐败的最高境界！　　

　 　

毛主席“仁慈”反腐，为何事半功倍？　　

毛主席，创立的低成本、高成效的“仁慈”反腐模式，是留给世界的又一个反腐败的精典历史遗产！　　

　 　

　 　

①、通常有个说法，毛主席，先后处死七个贪官，应更正为：毛主席，先后处死六个贪官。1937年10月，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被处以死刑。此人，不应归入贪官之列。　　

②  、见人民网 国仕《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探索》博客　　

　 　

　 　

　 　

彭振华 ：　　

中国发明协会会员　　

原中共兰州医学院纪委书记　　

《中国●单层人车无交叉立交桥》发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