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西安事变”中显露了绝密身份

2007年01月23日 来源：北京日报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然而，第二天(12月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 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1928年5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负有某种重要使命。1951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

1957年11月，那时的她还不是中共党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小平坐在右边。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指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拘蒋有引发大内战危险的看法。
(黄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  
2009年05月28日 09:21:0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
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这封信中提及蒋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间承诺的条件，主要是指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

    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载了蒋介石当时对周恩来的三点承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事情发生后的稍后不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发表了讲话，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允诺的条件。随后，《纽约时报》分别于 1937年1月8日、10日、17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1937年1月 16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一位美国女人，活跃在西安的共产党人》的报道。

    共产国际获悉这些情况后，十分震怒，1月 19日，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共“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电报认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37年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解释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由此可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中共的许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莱抵达上海，1935年初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见了几次面。

    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康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说，出版反帝机关报的计划已经落入警察手里，“此外，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建议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报的计划；并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第二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作出决定，通过了米夫等人的建议。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做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曹树君摘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