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台湾3.20公投的前前后后，观察纷纭复杂的现象，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当台湾方面提出公投的主张后，招致美国的反对，大陆扬言动武，出人意料的是台湾方面的立场并没有后退，陈水扁多次重申举320大选同步举办防卫性公投的决心，他甚至扬言，在当选和公投之间，如果只能择其一的话，他宁愿选择公投。看来公投的决心已定，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当然，在个人的政治生命方面他也没什么退路了，如果他撤回自己倾心劳神的政治主张，他将在公众的眼中成为一个没有意志的政治人物。他已经投入太大的成本，他不能承受这样的损失。

　　但这种决心和执着决不仅仅是政治家个人因素所致，它的背后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这毕竟是在美国反对下的公投，我们都知道美国对台湾安全的重要性，但陈水扁居然向美国说不。周边环境对这次公投也给予严重关注，表现出了阻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种决心是靠什么力量的支撑而如此顽强？

　　我们也许应该跳出“战、和”、“统、独”、以及“政治权术”这样的窠臼，采取一个新角度来进行观察研究。本文将把台湾的这次选举和公投决心放到二十世纪回荡全球的民主化进程中来加以探究，从而解读这种现象背后的秘密。

　　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进行的民主化进程中，美国政府的人权及大力襄助民主政治的对外政策在推动民主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全球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出现了民主体制。然而民主化带来的某些结果可能是出乎美国政治家预料之外的，即获得民主化的国家仿佛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了，它们既不是仰仗美国人鼻息的可怜虫，也不是事事听从美国教导的小学生。在新生的民主国与它所谓的“宗主国”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民主化后反而没有以前受美国监护的威权时代融洽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实例。

　　二战后，菲律宾一向是美国的“势力范围”。1986年，在菲律宾民主进程的关键时刻，布什政府命令军机飞向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诺；在菲政府与新菲人民军等判乱组织进行的战斗中给菲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但这些并不妨碍随后出现的菲律宾民主体制关闭美国驻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巴拿马是另外一个例子。巴拿马民主政权几乎完全可以看做美军事行动的结果，然而，收回运河主权这种结局表明，巴拿马民主政体按自己的逻辑运作，体现的是巴拿马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美国的国家意志。

　　在东亚，韩国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是与军人**政权的倒台，民主体制的确立同步的。它也使韩国由昔日军人**时期的仆从形象一变而成与美国平等的伙伴。在韩国这种讲儒式人际关系的社会中，韩国的民主人士就个人而言曾受惠于美国，象金大中曾被军政权判处死刑，而美国（对此）进行了干涉。在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中，美国对韩国军方进行了约束。而金大中当选韩国领导人后，韩国政府反而与美国拉开了距离，并日益表现出我行我素的特点。美国在与韩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如果有任何有损韩国利益的事，都会立刻招致韩国的反击。在国际事务中如果需要韩国的合作，它必须通过协商而不是指令韩国怎么服从，这一点，从韩国向伊拉克派出维安部队的风波中可以看出来。

　　那么，是不是民主政体更自信，更体现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决定内部事务这一特点呢？可能是这样。

　　民主政体的自信之一是因为它建立在法理的合法性上，民主的信念在这里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因此，它的基础异常坚固，除非你摧毁人类的理性，否则你很难摧毁它。

　　民主政体自信的第二个原因，我想应该是与领导人的国家观念有关。专制、个人**或威权政体将国家权力视为私有，他们的心理负担更大，更容易以个人私利出发而患得患失，权力即国家，政体与权力共生共存，失去权力即失去一切；相比之下，民主政体的领导阶层仅将自己视为国家的管理者，他们尽法定的义务，而不是扮演阿拉伯神话中拴在洞中看守宝物的老龙角色，他们与人民共荣辱，而不是与权力共荣辱。

　　民主政体是由民意产生的，它的事务性运作也由民意肘制，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体的自信，体现的实际上是人民的自信。

　　我们再回头看看台湾的现实。民主化进程激发了台湾民族主义——今天的台湾浮现出新的国家认同。东南亚和西方的一些媒体，最近深入台湾社会内部，就这一问题做过调查，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阶层广泛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这种新的国家认同感是真实存在，不容忽视的，将对今后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产生深刻影响。

　　这种现实实际上对中国和美国都发出了挑战。

　　对中国来说，这种新的认同感排斥本就日趋淡化萎缩的旧认同，它使台湾向独立国家的方向迈进，从而与中国的统一目标背离更远；对美国来说，这是台湾自我意识的开端，台湾注定要走上一条更具自我意识、而非充当大国利益棋盘上棋子儿的角色，台湾将逐步走出美国的阴影，而美国对台湾的影响能力只会受到削弱。台湾正试着表现出自己独立决定重大事务的意图，它将在台海乃至亚洲的安全格局中扮演一个有自我意志的角色，它要步的是韩国、菲律宾的后尘。

　　长久以来，台湾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与两个大国的紧张关系基础上，安全是台湾内外政策核心。一面是巨大的、足以毁灭台湾的对手，另一面却是一个虽然实力强大，却不能视为提供绝对可靠安全保证的盟友。

　　问题也许就出在这儿。1979年以前，台湾和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台湾只需与美国加强关系即可。中美建交后，这个条约被废除，尽管以后的美国历届政府承诺保护台湾，但因为没有条约的约束，这种承诺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了。美国后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但这只是美国国会的作品，是美国国内法律而不是国际条约，虽然美国政府有义务遵守这个法律，但给具体执行台湾政策上留下灵活空间，即它可以积极地去保护台湾，也可以消极地保护台湾。而台湾除了道义上的要求外，失去了法律上要求美国提供保护的权利。

　　台湾可能不得不经常相当委屈地与美国打交道，无奈地屈从美国的压力，以因应、抵消大陆这方面带来的生存压力，这种屈辱感在台湾人普遍具有民主意识的情况下，总有一天会变得难以忍受，因为民主还诱发文化上的自尊与自傲。我们不难想象，台湾的领导人也许做梦都想使自身的实力更强大，并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实际上，台湾曾做出危险的努力以实现自己的力量梦想。这就是台湾的核武计划。其实核武器并不是什么合用的战争利器，但它的存在本身意味着改变力量对比，而它对台湾的真正意义也许在于减少台湾对美的依赖。因此在八十年代，美国一经发现这个苗头，即果断地终止了台湾在这方面的努力。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也许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心同此愿。

　　今天，所有问题依然存在，而台湾已经悄然实现了民主政治，它将按照民主的政治逻辑行事，它决不会满足于做美国势力下的一个被动角色。断言台湾会摆脱美国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它终会走上一条与美日拉开距离的道路，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已经有了预兆。

　　这是一种真正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它向解决台海问题的努力发出挑战——但也未必不是机会，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思维看待它。

　　如果我们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定位在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个唯一的原则上，则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也许不是统一或独立这样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台湾纳入我们的利益轨道这样的问题。台湾面对着中国经济最富有活力的东南地域，很明显，我们的安全利益要求台湾成为一个屏障而不是敌人。要达到这个安全利益目标，并非只有唯一的一途。事在人为。有许多有利的因素能促成这种转轨，比如血缘一致，语言、文化相同，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追求最大利益的丰富资源。在解决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之后，两边将不存在彼此接近的任何障碍。台湾没有理由成为大陆的敌人，为安全计，它也更愿意消除与大陆之间的敌意，结束长期对立的状态。这也符合我们的安全利益。退一步讲，一个与美日保持距离的台湾，即使它不能增大中华民族主体的安全，它也不会象今天的敌对状态一样，使我们更不安全。今天的两岸敌对状态是最糟的状态。

　　将眼光放到50或者100年以后，看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不要胁迫太紧。它所受的压力越小，它将与美日越远。给台湾增大自由空间，它和我们的距离反而会更近。台湾决不会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利益损害者，相反，它将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最活跃、最具推动性的力量，而我们也将有更多的机会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

（2004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