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陈焕仁先生的《红卫兵日记》，明报以「我为什么要整理出版《红卫兵日记》」为题，摘录若干章节「与读者一起思考、一起反省，以及，一起哀悼」「文革结束四十年」。为「显其实」，附上了「日记」手稿的影印本。作者在「亲撰的出书始末」中称，对「日记」「原汁原味地进行了整理」。
   
    然而仅从明报连载两天的《红卫兵日记》看来，有理由相信，该日记是经过作者大大的「整理」，称不得「原汁原味」。
   
    这段日记记于1970年1月，此时北京的大学生已开始「毕业分配」离校，欢天喜地地领取「干部」级的工薪了。虽然在新环境「继续革命」「斗、批、改」，但是由于「红卫兵」「造反派们」们刚从硝烟弥漫的派性战场上下来，满脑瓜都是「天派、地派」的思维，不是对对立派的不服气，就是对驻校解放军、工宣队的偏袒某派的不满，思想活跃的，已在对「文化大革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产生着朦胧的反思（宋永毅、孙大进>香港田园书屋，497页：「……一九六八年后的中国青年运动的走向已由狂热的革命造反转换成冷静的『地下读书』和自觉半自觉的『社会调查』。而一九六九年后中共中央所发动的……等镇压民众的运动，正是把这一代觉醒中的青年人作为『异端』和他们主要的打击目标之一的。」），这一切并没有在出身于北大「哲学系」和「红卫兵」「造反派」的陈焕仁先生的私人日记中有丝毫的反映，这可能吗？
   
    细细咀嚼一下「日记」，一个凡事「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小乖乖的形像跃然而出，颇有「雷锋日记」的影子。然而凡是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打过「派仗」的人都明白，此时此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不管在工厂，还是在农村）对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指示」，充其量也就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有利于自己的，或自己所属那派的，就敲锣打鼓，大肆颂扬，「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反之，就偃旗息鼓，文过饰非，尽量把「指示」往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方向去解读。总而言之，七十年代初的红卫兵一代对毛的权威信仰已非昔日可比，「文革中『造反有理』的精神深入红卫兵一代人的骨髓，他们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不能盲目服从，反权威主义是这一代人在文革后的普遍倾向。」（徐有渔>中文大学出版社234页）；但在《红卫兵日记》，给人的感觉是作者的思维钟摆似乎在文革前一刻停顿了，与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前夕「雷锋」、「王杰」、「欧阳海」等「革命偶像」的「革命日记」一样，通篇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党的驯服工具」言行举止，和动不动拿自己的一点鸡毛蒜皮「过错」，用毛泽东思想「狠斗狠批」的心路历程，看不出作者有过、并一再强调的「名牌」（聂元梓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经历、烙印，甚至些微的影响。
   
    不可否认，那年头，不论其出发点是什么，是有不少满纸「豪言壮语」、或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革命日记」，专门写给那些喜欢到学校宿舍、军队营房查抽屉、翻枕头底以了解和控制人的「思想动态」的党政干部去「发现」的；是不是应该从这一意义上去诠释陈先生的这几篇《红卫兵日记》？
   
    即便这样，也解释不通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七十年代初，文化革命方兴未艾的当儿，时时刻刻叨念着「解放全人类」和「把台湾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红卫兵，能如此娴熟地使用八十年代才从台湾传入中国大陆的「关爱」一词，去撰写自己的日记？（《红卫兵日记》1月20日：「……就可以报答祖国和人民，报答父母兄弟们的关爱……」）别看「关爱」与「考量」、「亮丽」等词汇现在是中国大陆文人学者、电台主持人、歌星影星的口头至爱，当初「前卫人士」们从港、台「引进」该词的时候，在国内文化界可是引起过不大不小的争论乃至威权性的讨伐呢，这是有案可稽的。称这几篇《红卫兵日记》为「回到未来」的文字版，也许不算夸张罢？
   
    笔者以为，陈焕仁先生的《红卫兵日记》，若不是按一个既定的，囿于政治环境或政治需要的模式而编纂的文学作品，就是经过伤筋动骨「整理」的「历史资料」，它辜负了中文大学出版社和明报「与读者一起思考、一起反省」十年文革浩劫的良苦用心。
   
    不错，《红卫兵日记》有意无意地凸显了那个年代政治氛围的荒唐，认知的沉沦，以及人性的未泯，让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红卫兵运动的人看起来确像那么一回事。但用虚假的的资讯去批评一个虚假的革命，不是一样荒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