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２月２９日的《西线观察》刊登了颜敏如先生大文《在错误的时间去错误的地方》，介绍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的“反恐战争”集中营，提到：

　　关塔那摩基地上，不逼供、不刑求，以杜绝他们只说美军想听的，容易发生　　误导的情报。

　　笔者当时读了不禁莞尔。颜文所谓的“不逼供、不刑求”，显然引自美军官方的陈述。就是在伊拉克虐俘丑闻爆发之前，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在虐俘丑闻之后，更令人回忆起袁木先生在六四事件后的有关言论。意识形态挂帅的政权，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报载美军在伊拉克转移俘虏以欺骗国际红十字会调查，与去年非典危机前期北京转移病人来应付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如出一辙。

　　记得文革中有过“好人打坏人应该”的说法，这一看法，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特别在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刑求合理论”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美国主流舆论，从哈佛法学院大牌到《华盛顿邮报》，都公开表露刑求逼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美国上层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去年十月号居然以长篇专文讨论此事。

　　美国在关塔那摩等地对“恐怖嫌犯”进行各种形式的刑求逼供，也早就不是秘密。例如《华盛顿月刊》去年１２月就报导：著名的“基地”上层人物Ｋｈａｌｉｄ　Ｓｈｅｉｋ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在巴基斯坦被捕移交美国后，在“强迫方式”审讯下提供了大量情报。

　　关塔那摩基地代表了美国政府一个广大的“古拉格群岛”（《纽约时报》语），其中的黑暗内幕，可能要许多年之后才会全部大白。从已有各种报导看来，美国除了采用货真价实的肉刑（直至当场殴毙），其他主要手段是剥夺睡眠、剥夺饮食、化学药物刑罚和各种心理精神折磨。

　　剥夺睡眠是极其残酷有效的刑罚，多年前笔者曾经耳闻目睹过其奇效，此处暂且不论。化学药物刑罚是西方科学的新创，关塔那摩基地的许多囚犯入狱之际先受“蒙汗药”收拾，只是冰山的顶端而已，这决不亚于武侠小说对各种奇毒和点穴折磨的描述。至于心理精神折磨，则更是五花八门。

　　这一“古拉格群岛”效果，不仅见于关塔那摩基地监狱的大量“心理疾病”，更为短短一两年中几十起自杀未遂事件所证实。美国在世界各地固然滥抓了不少无辜穆斯林，大多数“恐怖”嫌犯应该还是“罪有应得”的回教极端分子，，而且属于“怙恶不悛”类型。一句话，不是省油的灯。这些嫌犯们在关塔那摩纷纷寻求为《可兰经》明确禁止的自杀来了断（注意这种窝囊的自杀，绝非“烈士”行为），可见美国“古拉格群岛”综合应用各种肉体和心理刑求手段，置大批嫌犯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地。

　　另外，美国还有“外商承包刑求”这一有效手段，获得“承包合同”的甚至可以是美国正式列名涉及“恐怖主义”的专制政府。这方面加拿大某软件工程师在叙利亚的著名经历是个极好的例子。更有甚者，按照《华盛顿邮报》老牌国际专栏作者侯格兰，华盛顿甚至可能利用伊拉克“反抗武装”来承包“谋杀代理”，消灭美国不再需要的“盟友”。

　　伊拉克虐俘事件，除了上述背景，也反映了若干美国内政特点和外交趋向。

　　首先，伊拉克虐俘事件的规模，体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传统。虐俘事件最早曝光，是美军士兵拍摄的各种“留念”照片。美国之外的传媒，马上提到几十年前美国以私刑处死黑人照片作为明信片的传统。虐俘照片上俘虏被迫戴上的头罩，令人无法不想到三Ｋ党。法国《世界报》的漫画中，虐俘主角穿着标明“ＢＵＳＨ　ＫＬＵＸ　ＫＬＡＮ”的三Ｋ党服装，颇为传神。

　　黑人士兵在美军中大大超过实际人口比例，众所周知。可是虐俘照片中得意洋洋的美军士兵，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意味深长。再进一步说，虐俘行为的主角，许多是所谓“白色垃圾”，即来自美国贫困地区的白人，其余也多是保守的“红脖子”白人。这两者是美国种族歧视最顽固的阶层。

　　另外，使得美国政府和军方万分狼狈的虐俘调查报告的主持人，是菲律宾裔的塔古巴少将，也绝非偶然。美国和菲律宾媒体因此纷纷指出，这一调查报告大有可能为塔古巴少将自身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

　　虐俘事件曝光之前，英国驻扎伊拉克的军官已经批评美军将伊拉克人视为“劣等民族”，这里“劣等民族”是纳粹当年使用的种族主义词汇Ｕｎｔ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还有美国占领当局在伊拉克雇佣的“非作战人员”，大批是原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用来镇压黑人的特殊军警，其中居然包括证据确凿的“人道罪犯”，如今却在伊拉克如鱼得水。身为黑人的鲍威尔国务卿称主张伊拉克战争的五角大楼新保守主义分子为“盖世太保”，极有深意。

　　虐俘事件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宗教，代表美国基督教右翼对伊斯兰的极端蔑视和强烈敌意。克林顿总统的“高参”Ｓｉｄｎｅｙ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近日撰文，指出以“我的上帝比你的上帝大”出名的“基督教将军”博伊金在伊拉克监狱系统中起的“枢纽作用”，发人深省。近日揭露伊拉克监狱中的大量宗教迫害，诸如迫使阿拉伯俘虏吃猪肉、禁止回教徒祷告、侮辱回教徒信仰的上帝等等，无不和“我的上帝比你的上帝大”的主题合拍，更说明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虐俘行为，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恨”。

　　这里引发的一个问题，便是“白色垃圾”、“红脖子”保守白人和基督教右翼，正是布什在美国社会中的“草根”基础。英语《亚洲时报》最近报导，布什长大成人并成为“重生基督徒”的德克萨斯州西部，不仅是基督教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还是“美国最后一个承认种族隔离违反人权的地方。”２０００年总统大选时，９０％以上黑人反对布什，决不是盲目与共和党作对。

　　出于内政需要，布什显然在虐俘问题上作出了“宁可我负国际民意，不可美国保守白人负我”的决策，而死保必须对此负直接责任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社论这种形式正式要求拉姆斯菲尔德下台，不仅遍布“左翼”自由派媒体，居然还包括了坚决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伦敦《经济学家》周刊，和美国保守媒体中坚ＦＯＸ电视网大老板墨多克在澳大利亚的“旗舰”《澳大利亚人报》。

　　虐俘事件大曝光的最重要国际影响，无疑是美国道德权威的大破产，英国《卫报》称之为“道德滑铁卢”。固然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美国的道德权威早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但是虐俘照片图像为宾拉登和其他回教极端组织起的招兵买马作用以及未来的后果，还是难以估量。

　　美国道德权威破产最严重的后果，恐怕在于欧洲。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个人政治悲剧之外，虐俘事件不仅使得欧洲民众对布什个人的厌恶达到无可救药的程度，更使得欧洲朝野彻底看穿美国“民主改造大中东”计划的伪善。英国《卫报》甚至称美英政府从此丧失了“在西藏问题上批评中国”的权力，可见一斑。

　　因此可以预言，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政策，将会日益失去“民主”和“道德”的光环，而凸现其“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的本色。

　　另外，随着伊拉克乱局和“文明冲突”的深化，北京正在成为九一一和“反恐”战争的最大赢家。布什自以为“受命于天”，美国基督教右翼也认为布什出任总统，是上帝所赐。从国际局势看来，布什总统不仅是美国之福，也是上帝对北京政府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