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讓我們假設，1945年後以美國為主導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已經開始鬆動，崛起的中國將接管地球；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安，主要源自這種艱難的過渡；大國與大國的權力交接，通常會伴隨着暴力衝突。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傲視群雄。但腳下也是屍橫遍野。

讓我們再假設，人類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並把這種牽強的假設進一步推演下去。那麼人類肯定是要避免又一場大災難的發生。僅僅興高采烈地談着世界如何高度連通是不夠的。在這日漸縮小的星球，以眾人福祉為名的開明自利會戰勝一切的夢想，不過是20世紀末曇花一現的幻象。歸根結底，美國與中國是否有能力避免致命的誤會，才是至關重要的。在一種對彼此茫然不解的狀態下，利益的衝突會升級。

中美兩國距離相互的理解還有多遠？在聽取了前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的看法後，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清晰的判斷。他提出，美國在他看來是一個宣教大國，滿懷着正義的信念，認為自己必須將自由和民主推廣到全世界，而中國是一個反宣教大國，它從自身受外人統治的苦澀經歷得出結論，對他國事務採取不干預的態度是一種必要的尊重。楊榮文認為，這根本不是中國在毫不真誠地宣傳有利於自己的觀念，它選擇不對他國事務說三道四，從根本上是其自身歷史的反映，是一種對正義的追求。西方認為中國秉持的是霸道、殘忍的重商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

楊榮文是個極有才學和頭腦的人，對中國有很深入的了解，也對美式生活有充分的體驗。在去那些或獨裁或民主的地區採掘資源時，中國樂此不疲，但等到要制止埃博拉病毒或那伙自稱“伊斯蘭國”的殺人兇手時，他們又不願意像美國那樣出力，這種差異讓我很難不心生質疑。我敢肯定，美國再一次捲入中東的衝突，在中國的習近平主席看來是正中下懷。但是楊榮文的話讓我陷入思考。宣教式思維能否開始理解非宣教式世界觀，甚至接受這種各從其類的分別？

核心問題是例外論的兩種形式，美式的和中式的。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國家，也是一種理念。即使在害怕戰事、只顧自己的當下，美國人也毫不懷疑自己的這個國家是人性的燈塔。奧巴馬總統的外交政策之所以不受歡迎，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公眾是想暫時休整，他卻把這種願望解讀為只要擊出一壘安打，不要被三振出局就心滿意足了。那是一個非例外論國家的態度，永遠不符合美國對自己的設想。

而中國的例外論的強悍之處也不遑多讓。它認為中國是一個千百年來秉承着某種獨有的非擴張性特質的大國，用儒家闡述的“仁”來構築和諧——和掠奪成性的西方站在對立面。本着“和平崛起”的信條，中國共產黨將中土之國的思想引入進來，對其意識形態構成了有效的支持。正如《亞洲如何崛起》(How Asia Works)一書作者周博(Joe Studwell)在給我的一封郵件中所說，中共“由於社會主義已經指望不上，轉而通過復興儒家來實現中國例外論”。而西密西根大學(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副教授王元綱(Yuan-kang Wang)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寫道，這樣做的結果是讓人們普遍相信，“有着輝煌文明的古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將絢爛與和平的文化播向四方。”

無論以何種形式，例外論一定是根深蒂固的。你可以試試對藏人說中國熱愛和平的文化，對伊拉克人說美國對自由的篤信。但信念自身的矛盾和錯誤並不會削弱它們。我仍然相信美國力量在整體上是善的，相信人的靈魂中有着對自由的根本嚮往，也相信美國對那種嚮往的獨有認同。習近平對互聯網的壓制，掃清腐敗的努力（儘管腐敗盛行是一黨制國家的必然），他在南海的擴張行為，以及香港那場頑強的民主運動給他帶來的困難，這些在我看來都是一種中國體制下“和諧”與“和平”的內在矛盾的體現，這種體制帶來了繁榮，但對致富的人民展開的公開辯論，也會進行越來越嚴厲的打壓。

經歷了20世紀的創傷後，歐洲人會認為例外論的一切形式，無論宣教與否，都是同樣危險的。為了平靜的生活，他們降低了要求。在可預見的未來里，美國和中國是不會那樣做的，因此看待兩國關係勢必要帶着一種謹慎的悲觀。戰爭給人類帶來的苦難，是不存在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