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奥巴马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似乎存在两点矛盾。一是在实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时已感力不从心：10年内缩减1万亿美元军事开支的立法规定与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军力迅速增长的评估难以平衡，在亚太地区与中国进行的经济领域博弈也受到国内经济低迷的困扰。在这种背景下，在欧洲东部与俄罗斯进行的大规模地缘政治较量，冲击了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

　　二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和国际作用的评估大幅调低。2009年7月副总统拜登访问乌克兰时称，俄罗斯的人口在缩减，经济在衰退，银行和金融体系可能无法撑过未来15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奥巴马在今年3月的核安全峰会上谈到，俄罗斯只是一个虚弱的地区大国。既然如此，美国为何以阻止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为契机，对俄开始新一轮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围堵？

　　实际上，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放弃“重启”的对俄政策，重返遏制，决不是简单的机会主义，而是基于对俄罗斯的外交文化与国际定位的基本认识。正是在这些涉及民族性或国家性的深层次因素上，美国的对俄和对华政策表现出很大差异。

　　第一，美国政府认为俄罗斯作为沙皇俄国与苏联的继承国，具有扩张主义和支配主义的国家传统，而中国不具有这些传统。2009年美国开始实行“重启”美俄关系之前，美国一直阻止俄罗斯以沙俄或苏联的方式控制独联体国家。而在2011年10月普京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路线图后，美国政府认为这是恢复苏联的计划而表示坚决抵制，这正是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推波助澜，力图推翻乌克兰亲俄政权，根除乌克兰加入欧亚联盟可能性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和中国立场的差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的表述很具代表性：“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策是隔绝苏联，其内部矛盾导致了内耗。近30年来，我们的政策是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来。”即使在美国开始实行战略东移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不认为中国方面的挑战是来自扩张和企图支配邻国。美国官方文件《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在列举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表现时指出：“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它谋求更多自然资源的外交和军事现代化，是构成一系列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因素。”因而，美俄之间外交对抗的尖锐程度，总是高于美中之间，而且前者更多带有遏制因素。

　　第二，美国政府认为俄罗斯一直具有挑战和取代现存国际制度的政策，而中国不具有这种意图，而且，中国自认为更多情况下是现存国际制度的受益者。近年来，虽然俄美关系因美国奉行“重启”政策而出现较大波动，但无论是2007年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要》，还是2008年版和2013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始终具有挑战和改造现存国际制度的意愿，这使得美国在战略重心东移的同时对俄罗斯的动向仍然充满警惕。

　　美国学者斯坦伯格与奥汉隆今年5月指出，即便是现在，美国战略分析界对中国是否要颠覆现存制度仍存巨大争议。因而，美国历届领导人都试图而且认为有可能将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体系。这决定了即使在战略重心东移的时代，美国对华政策除了遏制外仍有合作的意愿。而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则认为，克林顿时期美国对俄罗斯的援助和融合都是徒劳的。

　　第三，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前景和潜力的评估差异很大，对美俄经贸合作与美中经贸合作对美国意义的评估也差异很大。而且，美俄贸易额2013年为380亿美元;而中美贸易额同年数据是5820亿美元。因此，特别是在美俄能源合作日渐萎缩的情况下，美国会不顾忌对俄经济制裁对自身的伤害，但对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操作，都要比美国对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