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形式上看，奧巴馬政府在烏克蘭危機中的政策似乎存在兩點矛盾。一是在實施戰略重心東移，亞太再平衡的戰略時已感力不從心：10年內縮減1萬億美元軍事開支的立法規定與美國政府認為中國軍力迅速增長的評估難以平衡，在亞太地區與中國進行的經濟領域博弈也受到國內經濟低迷的困擾。在這種背景下，在歐洲東部與俄羅斯進行的大規模地緣政治較量，衝擊了美國的戰略重心東移。

　　二是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政府對俄羅斯的國家實力和國際作用的評估大幅調低。2009年7月副總統拜登訪問烏克蘭時稱，俄羅斯的人口在縮減，經濟在衰退，銀行和金融體系可能無法撐過未來15年。烏克蘭危機發生後，奧巴馬在今年3月的核安全峰會上談到，俄羅斯只是一個虛弱的地區大國。既然如此，美國為何以阻止烏克蘭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為契機，對俄開始新一輪大規模的地緣政治圍堵？

　　實際上，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中放棄“重啟”的對俄政策，重返遏制，決不是簡單的機會主義，而是基於對俄羅斯的外交文化與國際定位的基本認識。正是在這些涉及民族性或國家性的深層次因素上，美國的對俄和對華政策表現出很大差異。

　　第一，美國政府認為俄羅斯作為沙皇俄國與蘇聯的繼承國，具有擴張主義和支配主義的國家傳統，而中國不具有這些傳統。2009年美國開始實行“重啟”美俄關係之前，美國一直阻止俄羅斯以沙俄或蘇聯的方式控制獨聯體國家。而在2011年10月普京提出建立歐亞聯盟的路線圖後，美國政府認為這是恢復甦聯的計劃而表示堅決抵制，這正是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中推波助瀾，力圖推翻烏克蘭親俄政權，根除烏克蘭加入歐亞聯盟可能性的深層次原因。

　　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對蘇聯和中國立場的差異，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9月的表述很具代表性：“在長達50年的時間裡，我們的政策是隔絕蘇聯，其內部矛盾導致了內耗。近30年來，我們的政策是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出來。”即使在美國開始實行戰略東移的時候，美國政府也不認為中國方面的挑戰是來自擴張和企圖支配鄰國。美國官方文件《2009年國家情報戰略》在列舉中國損害美國利益的表現時指出：“中美之間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它謀求更多自然資源的外交和軍事現代化，是構成一系列全球性挑戰的重要因素。”因而，美俄之間外交對抗的尖銳程度，總是高於美中之間，而且前者更多帶有遏制因素。

　　第二，美國政府認為俄羅斯一直具有挑戰和取代現存國際制度的政策，而中國不具有這種意圖，而且，中國自認為更多情況下是現存國際制度的受益者。近年來，雖然俄美關係因美國奉行“重啟”政策而出現較大波動，但無論是2007年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要》，還是2008年版和2013年版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始終具有挑戰和改造現存國際制度的意願，這使得美國在戰略重心東移的同時對俄羅斯的動向仍然充滿警惕。

　　美國學者斯坦伯格與奧漢隆今年5月指出，即便是現在，美國戰略分析界對中國是否要顛覆現存制度仍存巨大爭議。因而，美國歷屆領導人都試圖而且認為有可能將中國納入現存的國際體系。這決定了即使在戰略重心東移的時代，美國對華政策除了遏制外仍有合作的意願。而小布什時期的國務卿賴斯則認為，克林頓時期美國對俄羅斯的援助和融合都是徒勞的。

　　第三，美國政府對俄羅斯和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前景和潛力的評估差異很大，對美俄經貿合作與美中經貿合作對美國意義的評估也差異很大。而且，美俄貿易額2013年為380億美元;而中美貿易額同年數據是5820億美元。因此，特別是在美俄能源合作日漸萎縮的情況下，美國會不顧忌對俄經濟制裁對自身的傷害，但對中國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因此，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和操作，都要比美國對俄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加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