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還是站街？

 

按理說，香港“占中”是個沉重的話題，但鑑於參與者的普遍素質不高，不乏輕鬆搞笑之處。先說幾個關於“占中”的笑話。

笑話一：人至賤，則無敵

早在今年“七一”就有港獨分子扛着米字旗跑到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嚷嚷，“香港當年回歸中國是個錯誤。我們應該留在英國，爭取成為蘇格蘭一樣的民主地區。”

別人問他，“英國人統治香港157年都不給選票，會讓香港民主？”

他說，“以前不給不等於將來不給。”

別人又問，“知道蘇格蘭人在幹什麼嗎？在鬧獨立，要脫離英國。”

他愣了一下，說，“那更好，把位置空出來留給香港。”

 

笑話二：大水沖了龍王廟

“占中”前，某“學生團體”赴美英兩國尋求“政治支持”。先到美國，瞻仰華盛頓紀念館，學習“華盛頓精神”。可到了紀念館，導遊對他們說，“華盛頓精神就是喬治·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趕走英國殖民者，不做大英帝國奴隸的反抗精神。”學生們聽後決定提前離開華盛頓，直飛倫敦繼續尋求“政治支持”。

 

笑話三：無知者無畏

為了營造“回歸17年，我們受夠了”的氣氛，“占中”分子不找大學生，偏找個17歲的中學生當“領袖”，帶領同學衝擊特區政府機關。警察攔住他問，“你來幹什麼？”那孩子說，“我來爭取民主，要回我的選票！”

警察又問，“你多大了？”

孩子說，“17歲。”

警察說，“回家去！你還未成年，哪來的選票？”

 

笑話四：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占中”者對大陸遊客說，“只有香港敢占領中環，敢爭取民主。大陸太專制了。”

陸客問，“怎麼專制了？”

“你們當年搞文革，紅衛兵衝進劉少奇的官邸，逼他下台。劉少奇拿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他是合法的國家主席，要下台不由紅衛兵說了算。紅衛兵卻說，‘去你的狗屁《憲法》！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簡直無法無天！”

陸客問，“那你們為什麼要‘占中’？”

“占中”者說，“我們要梁振英下台。”

陸客問，“他不下呢？”

“占中”者說，“我們就衝進他的官邸，逼他下。”

陸客問，“你們不怕他拿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說他是合法的行政長官，要下台也不由你們說了算？”

“占中”者說，“去他的狗屁《基本法》！民主無罪，‘占中’有理！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占中”者荒唐，借“占中”炒作，妄圖在港製造“顏色革命”的西方媒體更荒唐。BBC拍了“占中”者用雨傘抵抗警方“87枚催淚瓦斯”的照片，命名為“The umbrella revolution（雨傘革命）”。老英殖民香港157年，雖說從沒給過港人選票，也不大了解香港民意，但至少應該了解香港的“娛樂業”的一些行話。畢竟駐港英軍不像解放軍那麼規矩，他們頻繁出入“娛樂場所”，應該知道“雨傘”在當地“白話”里的另一個意思是“保險套”。很快，“傘傘革命”被社交媒體惡搞成了“套套革命”，說“警民共練《葵花寶典》。催淚瓦斯射射射，一人一傘頂不破。練此神功，香港自宮！”這不是黃段子，而是黑色幽默，充滿了原創者對香港未來的擔憂與無奈。如此亂法，香港豈非“自宮”、“自殘”、“自殺”？

當香港經濟繁榮時，銅羅灣、旺角一帶的“娛樂業”很發達，“站街女”為數不少。如今因為“占中”，百業蕭條，街上穿着暴露的女人少了，穿黑衣、戴黃絲帶的男人多了。女人拼經濟，男人搞政治；女人賣弄風騷，男人高喊口號。其實都是“站街”，哪是什麼“占中”？

 

一、“站街”事出有因

改革開放前的香港借新中國被封鎖之機，成為大陸與西方世界唯一的“通商口岸”，又坐享大陸廣闊的市場和龐大的資源，還利用在華人世界，尤其是兩岸同時擁有的人脈，一躍崛起為亞洲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製造業基地、電影基地、旅遊勝地，甚至“娛樂天堂”。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經濟實力雄厚，被譽為“東方明珠”。雖然港人在政治上是不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二等公民”，但在“又窮又土”的大陸同胞面前卻自視高人一等。這種“優越感”直到改革開放後很長一段時間仍然存在，香港繼續享受前30年積累的經濟紅利。那時，港人最津津樂道，“引以為豪”的有兩件事。一是1962年大陸因經濟困難出現大批民眾“逃港”謀生，向港人乞討。港人把“優越感”轉化為“慈悲心”，不遺餘力地幫助、接濟這些“難民”，並帶動了香港慈善事業的發展。二是大陸第一座經濟特區建在深圳，只為“毗鄰香港，跟着沾光”。港人就自以為“要是大陸1980年就收回香港，就用不着建深圳了，直接收香港的稅就行了。”在他們眼裡，香港是被親生父母從小過寄給有錢人的孩子，雖在養父家無名份、無地位，處處遭人白眼，卻也好過在老家挨餓受窮。後來長大了，有錢了，親生父母又來爭“撫養權”，其實是想讓這孩子帶錢回家養老人，盡“贍養義務”。1997年回歸祖國時，他們既不反對，也不情願。因為政治上不想做“二等公民”，所以不反對；因為經濟上怕被“削凱子”，所以不情願。

但回歸後的歷史發展卻和他們想象的大相徑庭。《基本法》賦予了香港太多的自治權力和優惠政策。經濟上，香港不僅未被“削凱子”，而且連稅都不用交。經濟出現任何問題，中央都負責到底。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只有1000多億外匯儲備的大陸豁出血本跟索羅斯火拼，死保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隨着內地經濟的崛起，香港的製造業被轉移到珠三角；航運中心被上海、天津等取代；金融中心也逐漸向新加坡、上海轉移；電影產業完全內地化，所謂“港片”的製片、拍攝、放映和票房全靠內地市場支撐，“港星”紛紛到內地走穴；甚至“娛樂天堂”也被東莞取代。唯一的優勢產業還剩下旅遊。2003年大陸開放遊客赴港自由行，每年上千萬人次的遊客量和上千億人民幣的消費量勉強維持着香港的經濟繁榮，保住了幾百萬港人的飯碗。按說港人該感恩戴德，但他們放不下曾經的“優越感”。想當年“陸客”逃港是去要飯的，去被香港養活的，如今“陸客”是去消費的，去養活香港的。港人身份暴跌，從大陸的“衣食父母”變成了“啃老一族”，由“暴發戶”淪落為“低保戶”。嚴重的心理失衡使某些港人尋機發泄，對“陸客”橫挑鼻子豎挑眼。什麼地鐵里吃東西、當街換尿布、大聲喧譁之類的公德問題被反覆炒作，煽動陸港對立情緒。這些還說的過去。可“擠公交的都是陸客，港人沒位置了。”“醫院裡都是大陸產婦，港人生孩子都要排隊。”“陸生太多，分數線越來越高，香港人讀大學難了。”就屬“制度性”“結構性”矛盾了，陸客在港坐公車、生孩子、讀大學一不違法，二不違反公德，只是為了維護香港繁榮，客觀上消費了香港的一些公共資源。何況當年開放陸客赴港是特區政府聯合本地旅遊業界主動向中央申請的；第一例大陸父母在港所生子女落戶當地是立法會修改司法解釋通過的，強化香港公民身份的“屬地原則”。中央當年還反對這樣做，說“此例一開，後患無窮”，卻攔不住“高度自治”的香港立法會一意孤行；陸生的成績普遍優於香港本地學生，而隨着產業轉移，香港人才流失嚴重，陸生去港深造才能保住香港的人才優勢。偏偏這些說到底對香港有利的事情統統被“泛民主派”炒作成“大陸壓榨香港”“犧牲香港民生”“用香港資源為大陸經濟埋單”，罵陸客是“蝗蟲”，製造香港被“削凱子”的假象，伺機引爆社會不滿。

政治上，港人不但不做二等公民，反成了“特殊公民”。陸客赴港要持護照，要辦《通行證》，要限期離港，港人回內地的手續卻非常簡便，行動自由；大陸的互聯網管理相對嚴格，網民只有微博、微信，香港卻能使用Twitter、Facebook；在大陸被依法鎮壓的民運、法輪功、台獨媒體在港可以合法落戶，大行其道，而親大陸的媒體卻遭到“泛民主派”的打壓，很難聽到他們的聲音。在如此寬鬆的新聞管制下，香港逐漸形成了反共反華的“主流輿論”，為“占中”大造聲勢；甚至大陸還沒有的政治權力在香港都率先放開，包括直選最高行政長官。港人也因此被慣壞了，真把自己當成特殊公民，稍不滿意就上街鬧事，逼中央政府就範。中央以前對他們也是一忍再忍，能牽就就牽就，以為這樣就能息事寧人。可“泛民主派”不知好歹，把中央的忍讓當成軟弱可欺，一再抬高要價，居然要求“按照民主國家標準的推動普選”。這就太把自己當根蔥了！“民主”可以，但香港是“國家”嗎？一個特別行政區憑什麼“按照民主國家標準”？何況就算最高行政長官是“國家元首”，全球有幾個“民主國家”是一人一票直選元首的？美國選民只能選“選舉人團”，再由這些人到華盛頓開會間接選出總統，與香港現行的立法會選舉特首如出一轍；香港“前宗主國”的首相則是純粹由議會選舉產生，所謂“大選”只是工黨、保守黨、自民黨等主要黨派爭奪下院議席的選舉。只有全國人大常委通過的2017年香港直選方案充分保證了港人的選舉權。回歸不到20年，香港就由一個毫無政治權利的殖民地升級為享有高度自治權，公民一人一票直選特首的特別行政區和“民主示範區”，可謂“一步登天”。“泛民主派”卻糾纏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權限大做文章，以“港人的被選舉權被架空”為噱頭連續炒作，發動“占領中環”。一旦中央不買他們的賬，他們就耍起潑皮，賴着不走。還變本加厲地要求“全國人大收回政改決議”，甚至“梁振英下台”“香港獨立”。

此事看似簡單，背景卻很複雜。說實話，就憑“泛民主派”那點資源和謀略，未必有實力和膽量這麼幹。但他們的後台老板很有來頭，是要借香港這把刀，直接砍向北京。

二、外部勢力干涉

幾年前就有境外和香港的反動媒體造輿論嚷嚷“占中”，還提前預演過幾次。如2009的“紀念‘六四’慘案20周年”集會，去年、今年兩次“七一”遊行，規模都很大，但持續時間短，未造成社會癱瘓。究其原因，“泛民主派”還不敢把事情鬧大，後台老板顧及“夫妻關係”，也暫不打算把北京逼急。可今年以來，國際風雲變幻，香港成為各大國全球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說重要，不是車、馬、炮，而是被逼過河，準備犧牲的“馬前卒”。

俄羅斯媒體日前爆料，美國策動香港“占中”早有預案，但一直未確定發動的時間。年初，烏克蘭危機爆發，普京先占克里米亞，後策動盧甘茨克和頓涅茨克脫離基輔。美歐聯合制裁俄羅斯，將其開除出“八國集團”，並要中國就此表態。而中國態度模糊，只強調同時維護中美、中俄、中歐關係，但實際做法卻是偏袒普京，不僅接受了烏克蘭東部的既成事實，還加強了中俄軍事、能源、交通合作。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俄石油貿易協定，並醞釀修建北京至莫斯科的高速鐵路。眼看“中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日異鞏固，美國的全球戰略卻不斷受挫，奧巴馬惱羞成怒，必須找個事情讓中俄難堪，既贏回利益，又挽回面子。鑑於普京的強硬，美俄關係又極度緊張，拿俄羅斯不好開刀，於是就想到捏中國這個“軟柿子”。又鑑於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對社會控制很嚴，想搞亂一個地方不容易，新疆、西藏正在強力維穩，台灣有《反分裂國家法》這把上方寶劍懸着，台獨鬧不起來，“太陽花”學運也不過芸花一現，波及不到大陸，唯一可以大做文章的只有香港這麼個對中國影響很大，又享受“高度自治”，維穩資源匱乏，中央奈何不了的“國中之國”和“化外之地”。地點選在香港，“占中”提前發動。

據國防大學拍攝的紀錄片《較量無聲》透露，美英駐香港領事館各有500名以上的工作人員，比兩國駐北京使館的人還多，美國駐港領事館甚至和“民主基金會”（中情局資助成立的“非政府組織”）聯合辦公，足見兩國對“香港問題”的重視程度。兩國都試圖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空子，在港掀起政治風波，發動“顏色革命”。

早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美國就利用內地親美“公知”和以南方係為主的右翼媒體炒作“普世價值”，教唆藏獨、疆獨鬧事，陰謀發動“革命”。奈何當時中央對社會輿論的控制力還有是效的，主流輿論和民心還是愛國的，使他們的陰謀胎死腹中。奧運會照常舉辦，中國的國際威望不降反升。2011年，借中東“茉莉花革命”之勢，美國又想在華故伎重演，策動一群親美混混在北京王福井非法集會，前駐華大使洪博培甚至帶着星條旗親往助陣，被愛國網友當場揭穿後落荒而逃，親美混混們也一鬨而散。原計劃“轟轟烈烈”的“北京之春”被搞成了“無人喝彩”“無人革命”。有了這兩次教訓，美國認識到在共產黨直接統治的中國內地發動“顏色革命”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中共影響力有限的資本主義香港才是理想的“革命”策源地。一旦香港“革命”成功，就會產生多米諾效應，波及大陸沿海城市，進而波及內地，徹底搞亂中國。為此，美國多年來不遺餘力地資助“壹傳媒”、《蘋果日報》等親西方媒體在港散布反共反華言論，煽動陸港對立情緒，並在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高校爭取“革命青年”，把戴耀廷等“學生領袖”直接空運美國接受“培訓”。鑑於學生運動對互聯網的依賴很大，美國還花重金開發了一款利用藍牙就可在現場信號被屏蔽的情況下把手機接入網絡的軟件；而同樣有“美國背景”的台灣“太陽花”學運更自稱是為香港“示範”，其“領袖”林非凡等人在美國的安排下屢次到港進行“指導”。台灣當局聽之任之。據此，美國從資金、輿論、組織、人才、技術等各方面為“占中”做好了準備。只待華盛頓一聲令下，“泛民主派”就可在港呼風喚雨，“大鬧天宮”。

無獨有偶，英國末代港督彭定康也出來說“中國政府未忠誠履行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做出的承諾，阻礙了香港的民主進程。”中國外交部憤而回應，“香港在漫長的被殖民時代無任何民主權力，回歸後才開始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任何外國勢力無權對此說三道四，更無權干涉中國內政。”BBC更大肆炒作“占中”事件，進行歪曲事實的報道。不僅用宣傳顏色革命的口氣直呼“占中”是“雨傘革命”，還大膽分析“北京還能挺多久？”“香港的民主運動不久將波及到中國其他城市”“新疆、西藏等同樣要求高度自治的地區也會大受鼓舞”“中共對香港的政策及其歷史合法性受到最嚴厲挑戰”……一副唯恐香港不亂、中國不亡的露骨腔調，使人聽了既憤怒又噁心。

更噁心的是上述國家（地區）領導人在面對本國（地區）的類似動亂時，都嚴厲批評、堅決鎮壓。奧巴馬拒絕就“占領華爾街”運動中警察逮捕7000多名示威者，開槍打傷多人，組織者被判刑13年的事實發表評論，只說，“你去問警察局長吧。”而紐約警察局長卻說，“就算他們是99%，我只代表1%。可法律讓我帶槍執法，槍里有不止99發子彈。我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近日，又有示威者占領倫敦國會廣場，爭取民主權利，被卡梅倫出動數千警察驅離，多人被逮捕。倫敦警察局長也露骨地說，“這裡是倫敦，不是基輔，也不是香港。”西方政客對待“顏色革命”的雙重標準令全世界譁然。甚至馬英九在2014“雙十”慶典講話中也一邊批評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顛覆公權力”“破壞社會秩序”，一邊又大肆吹捧香港“占中”是“對岸民主的先聲”“將使香港成為繼台灣之後華人世界的第二個民主燈塔”。被海外華語媒體諷刺，“就憑馬英九的政治智商，2016年只能讓位給民進黨了。到時台灣只怕比香港還亂。”

儘管美英發動“占中”有些心浮氣躁，馬英九的政治智商不高，但北京在處理香港問題時還是很有韜略的，至今既不與“泛民主派”談判，也不出動武力鎮壓，只派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李飛赴港解釋中央政策，安撫一下人心，然後不理不睬，看你怎麼鬧。而美國要處理艾博拉、俄羅斯、ISIS三大燃眉之急，主要精力不在香港；英國和北約既要應對歐債危機，又要頂住俄羅斯壓力，吸收烏克蘭加入歐盟，更無暇東顧；已經被“民主運動”折騰十幾年，“維穩”方面自身難保台灣更管不了香港的閒事。對於“泛民主派”而言，這些外部勢力都是“遠水”，解不了“占中”一個多月，騎虎難下的“近火”。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買他們的賬，駐港部隊一級戰備，卻無命令不出營門。他們想在香港製造第二個“六四”事件的陰謀本就不現實，連當年民運領袖之一的王丹都對“占中”的前途不抱希望，實是懷疑“泛民主派”的能力。混了這麼多年，民運分子一代不如一代，時間越往後拖對他們越不利。他們能做的就是賴在中環、銅羅灣、旺角不走，打打麻將，涮涮火鍋，等着後台老板空投的資金和輿論支持。但APCE會議即將在京舉行，美國想讓中國增持美債；歐盟要加強中歐貿易聯繫，籌建借道俄羅斯的中歐高鐵；台灣也會派人來談“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問題。BBC、CNN和台灣東森近來對“占中”的報道明顯減少，或轉為較為客觀立場。這都說明外部勢力見“占中”大勢已去，對香港的態度在變。一旦斷了對“泛民主派”的援助，“占中”自然無疾而終，不了了之。這些“站街男”、“站街女”們該幹嘛幹嘛，還得學說普通話為大陸遊客服務，伺候自己的衣食父母。否則只能看着2017年的普選大業被他們葬送，香港在經濟上淪為二線城市，陸客不去了，他們失業後流落街頭，晚上睡在中環立交橋下也無人管，那才叫“占中”，如今只是“站街”。在2014年的大國博弈中，香港一度風生水起，現在只能黯然退場。“站街”男女們風光一時，卻始亂終棄，成了被犧牲的“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