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印度之前，讀到作家庫斯旺&＃8226;辛的這句話，仿佛是對印度一系列舉世震驚的強姦案的最佳註解。多元的文化、複雜的信仰、邊界的衝突及緩慢的發展步調——印度是混亂、熱切、滾燙的。它是世界上參與人數最多的民主試驗場，又是諸多神明的子宮。

走在新德里街頭，我並沒有感覺到女性獨自身處印度的緊張感，人們也並沒有討論任何有關強姦案的事情。就像是我們不能用簡單粗暴的概念去理解中國一樣，印度也有一套專屬自己的“印度節奏”。

印度不像是大部分歐洲國家一樣已經處於“完成時”，印度新總理莫迪於今年的5月26日正式宣誓就職，吸引了多方目光。不少媒體把這位出身貧苦的總理稱為“印度的鄧小平”，期待着他帶領人民實現印度經濟社會的包容性發展，而莫迪上台之後能不能複製他在古吉拉特邦的“莫迪模式”呢？

初到印度，一出首都德里的火車站，撲面而來的人聲、汽車喇叭聲、買賣聲猶如暴雨打在木頭和鐵皮屋頂上，整個城市都沸騰在煙塵和空氣中。

慌亂中趕忙上了一輛tutu車，只想趕快逃離小販們的包圍。然而開着開着，司機卻在半路停住，“小姐，我只能送你到這裡了。你要去的地方太遠，如果要去那家旅店，要多收150盧比才行。”

“什麼？剛才不是說好了100塊送到旅店門口？”“多加150塊，否則只能到這裡。”他配以當地經典的搖頭動作，語氣很堅決。

這時候正是下午兩點，初到一個新地方，我緊張交迫。正午的太陽在頭頂炙烤着，機動車在身旁飛奔而過，如果不是買了一個月以後的機票回國，那一刻真想頭也不回的轉身回大廳里，坐飛機回國去。

大部分行者初到印度，都會多多少少遭遇不順：摩托車在神牛身邊輾轉騰挪令乘客驚叫連連；當地人裝扮成警察給遊人指向錯誤的旅店；滿街飛舞的蒼蠅令人掩鼻…但隨着時間的增加，我意識到在印度，得先認輸才能贏。開始迎接面臨所面臨的一切，你會驚奇地發現，在印度的每一天都是嶄新的，這個國家充滿了矛盾的活力。

後來到了瓦納拉西聖城，空氣里則透露着其他現代國家不曾有的氣味：香料的味道，節慶的歡欣，以及瀰漫着焚燒、祭祀、幾千隻動物、睡覺與排泄的味道，讓人不禁想到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執政時提出的“廁所先於神廟”的口號。

儘管這句口號在莫迪正式當選總理之後被媒體一再傳播和放大，可他主張使用大規模投資，改變大城市衛生條件落後局面的舉措的確發生了實質作用，和前幾任領導對於印度基礎設施投入力度不大的局面形成了鮮明對比。

莫迪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的14年間，大力鼓勵外商直接進入任何行業，鼓勵增長、扶持企業和縮小政府的規模。莫迪在經濟上大刀闊斧的改革讓媒體聯想到中國的鄧小平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本人也被冠之以“超級CEO”的頭銜。

把莫迪比喻為“印度的鄧小平”其實有些言過其實。莫迪所領導的印度帶有中央層面的權力集中特色，但是這個國家現實的困境遠非一個領導人短時間內可以改變。官僚機構效率低下、宗教信仰紛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掌控力不強…種種問題都阻止了印度的發展。

最使莫迪政府感到頭疼的恐怕就是政府效率低下。印度地方官僚機構臃腫龐大，不但極大程度拖延了辦事效率，也造成財政赤字不斷擴大。舉例來說，一項基礎設施項目的批准，需要得到19個部門的56個許可才可以進行。這些“繁文縟節”使上一屆印度中央政府的投資項目陷入停滯。

而從莫迪這屆新政府的構成來看，在上院以及印度各邦，印度人民黨及其聯盟只有26%的席位，而國大黨及其聯盟則有超過38%的席位。反對黨可能也會對莫迪政府推行的改革造成阻礙，依舊會存在決策困難、執行乏力的情況。而作為印度十幾億普通人民，也很難快速體會到莫迪上台後的變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的社會、經濟發展有着很大的慣性，印度想要在莫迪的領導下有“突變”，確實很難。這個國家，這個民主系統，永遠都處於“India on the go”的狀態。

中國和印度都是亞洲極為重要的兩個大國，但與印度相比，中國是一個內部相似性比印度高很多的國家，兩國運行方式極為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文明社會本質。

中國經濟從1978年開始成長，而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比，印度市場直到1991年才實現了自由化。無論政治體制如何，自由市場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印度的領導者花了整整四十年時間才體會到了這一點。

印度政府於1991年7月開始進行全面經濟改革，放鬆對工業、外貿和金融部門的管制，1992至1996年經濟年均增長率為6.2％。九&＃8226;五計劃（1997至2002年）期間經濟年均增長率有所下降，為5.4％。2001-2002年度，繼續深化第二階段經濟改革，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實行包括農產品在內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銷售自由化，改善投資環境。

以2007年為例，印度和中國兩國的經濟增長率不相上下，印度是10%，中國是11%，然而兩國的基本的經濟樣態卻不相同。中國選擇在城市核心部分投資，壯觀的基礎設施之下隱藏着鄉村的貧窮；而在印度，中央和省政府相對弱勢，在公共設施方面沒有太大投資，因此即使是班加羅爾這種大城市的基礎設施也仍舊不夠完善，大部分經濟發展是依靠遍布全國的小企業。

新上任的印度總理莫迪曾先後四次訪問中國，將特變電工、山東電建和浙江龍盛集團引入古吉拉特邦，有人將古吉拉特邦比作為“中國的廣東”。從外表來看，中國的發展顯而易見，然而印度的發展卻很難令人察覺，它的城市依舊在沉睡之中，基礎設施依舊破敗不堪，即便在今天的城鎮，大型連鎖超市也不算常見。

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完全不同的發展理念和背景，中國和印度是非常不同的兩個國度，這使得“龍象之爭”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臆想。

與印度其他政治家不同，莫迪並不樂意展示自己印度教的宗教信仰。莫迪年輕時加入極端印度教組織“國民志願團”，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讓人懷疑他於2002年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對由穆斯林聚居的高德拉火車站血案引發的騷亂“視而不見”，該騷亂造成上千穆斯林的死亡。

然而印度的宗教問題由來已久，早在莫迪上台之前，印度就曾在2008年、2011年以及今年發生多起因宗教信仰衝突導致的恐怖襲擊，其根本原因需要追溯到半個世紀之前。

1947年8月15日午夜，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位總理尼赫魯站在新德里的紅堡發表獨立演說。也就是這一天，印度被一分為二，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時宣布獨立，整個國家立刻出現充滿暴力和恐懼的移民大潮，大約有五百萬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移往印度，同時有五百五十萬穆斯林向反方向移動，領土分割造成了一億五千萬人流離失所。兩國政府倉促建國，雖然在很短時間內安置了難民，確立了自己統治的權威和合法性，卻埋下了民族衝突的種子。

2014年11月5日，一個尼泊爾赴印度的進香團正在講學。 石玉/攝

在印度十一億人口中，北方藍眼睛的穆斯林有一億五千萬人，與南方黑皮膚的印度教和基督教徒之間常常有矛盾發生，而印度教對穆斯林的歧視常常演變成暴力衝突。

2008年11月，孟買十處地點發生爆炸，導致195人死亡，唯一一位巴基斯籍的武裝分子卡布薩被活捉，後續調查證明他與伊斯蘭激進組織——克什米爾武裝組織“拉什卡爾&＃8226;伊泰巴”（Lashkare-Taiba）有極大關聯。

在經歷了一年多的審理後，印度特別法庭宣判22歲的卡布薩犯有謀殺和對印度發動戰爭罪，宣布判處其死刑。這場恐怖襲擊事件加劇了印國內教派之間的仇恨及衝突，令印度經濟雪上加霜，旅遊業受到巨大衝擊。

2011年7月13日，類似劇情又在孟買上演。孟買市區在11分鐘內連發3起爆炸襲擊，至少造成20人死亡、113人受傷，而這一天，正是卡布薩(2008年襲擊案被抓疑犯)的生日。

就在我到達印度後的半個月，2014年11月 2日，巴基斯坦接壤印度的瓦格赫關口附近發生了自殺式炸彈襲擊，巴基斯坦警方指稱，一名 18歲青年在人群中引爆炸彈，由於關口剛完成關閉邊境的降旗儀式，有大量民眾剛剛看完儀式陸續離開，因此造成嚴重傷亡。共有 55人被炸死，過百人受傷。

儘管莫迪在競選中強調宗教信仰自由，但印度國內一億五千萬的穆斯林仍然對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右翼身份存在疑慮。在印度紛繁複雜的宗教信仰背景下，想要緩解宗教衝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莫迪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氣，推行激進的方案一定是不可取的，只能導致國內更多的對立和反抗。

除了政治、經濟上的實驗，印度更是諸多思想和宗教的起源地。儘管寶萊塢歌舞里呈現出的是一個現代、性感的印度，然而從整體來說，印度仍然是一個保守國家。在印度街頭幾乎不會看到青年男女親熱，在印度中部奧朗加巴德旅行的時候，外國人常常被當作新奇之物，被小孩子圍觀。

印度世俗文化的核心是“No problem”，這種奇特的處世態度是這個國家政府效率緩慢、環境差強人意的根本原因。

在印度，人們似乎並沒有抱着一種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態度去生活，“效率”以及“時間觀念”在印度人的頭腦中比較淡漠。隨便走進一家珠寶店詢問哪裡可以買到轉換插頭，店主會回覆你，“先進店來看看嘛，只看不買，沒問題的！No problem! ”

去火車站買票，售票員會告訴你，當天下午一點的票當天上午才會出票，當外國乘客表示擔心，他們會告訴你，“No problem！不要擔心嘛，上車前一定能有票，不然你怎麼上車呢。”

如果你將這些經歷講給當地人聽，試圖找到一個答案，印度人多半會用“No problem，this is India”來回應你所有的質疑。

“no problem”就是印度製造的印度態度，對生活的態度在樂觀中帶着一絲漫不經心，而這種思想成為了一套真正的哲學系統，善於在不同的情境和前提下進行演繹。叔本華在魏瑪時就認為印度人是比歐洲人更有深度的思想家，因為他寫道，“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出於外在與智識的。”

有時正是因為這些思想，印度對於時代的影響也就更加深層而秘而不宣。宗教在印度具有的政治意味較為單薄，更多是靈性方面的。印度教徒大多不在意環境、敢於在公共目光下展露生和死。

公元前三世紀，麥加斯提尼，這位希臘駐印度孔雀王朝的大使寫道，“婆羅門們不斷地用一種歡快的語調談論着死亡，對他們而言，生命是幫死亡預作準備的一種幻象而已。”這點即使在今天，依舊讓大部分人感到震驚。

年輕時在印度服役的丘吉爾曾說，“印度絕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那麼簡單”，當印度宣布獨立時，英國人曾經懷疑這個國家究竟能夠撐多久。政治，宗教，經濟…這個國家有太多問題在解決的路上。莫迪政府領導下的印度究竟是否能夠實現政治與經濟的雙軌發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