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父親的口述整理）

                                    顛沛流離， 溯長江而上

      你問我在安江的陸軍醫院做什麼。我記得其中一些事情。那時我很喜歡書法，畫畫和英語。自己常常練習英語書法，也就是寫得像藝術字那樣的。你知道藥房都掛有藥品毒性等級的標識表，有劇毒的，微毒的和無毒的。我們藥房的那個標識表是院長的表弟用老報紙做的，時間一久都褪了色，變得模糊不清。我就自己在宿舍里重新畫了一張，用了紅藍兩種顏色，拉丁字也寫得很有藝術性，拿給他們看，他們覺得真不錯，就把老的換了下來。掛上去後，傳到院長的耳朵里，那幾天裡他特意跑到藥房裡看了好幾次。後來院長要蓋一個房子，需要設計圖。他找到我要我畫，我哪裡畫過，他就口述房子是什麼樣子的，門在哪裡，窗子在哪裡，我按照他說的，畫了出來。呃，他真就照着我畫出來的樣子把房子砌好了。再後來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我們醫院那時和美國醫院合併在一起了，要開一個悼念羅斯福的大會，大廳里需要掛一張羅斯福總統的畫像。院長又找到我，要我畫。我從來都沒有畫過人像，沒有辦法，就去翻報紙，只找到了一張他的版畫，照着版畫的樣子畫了出來，掛在那裡還真像。 我們那時的工作除了正常的本職工作，年輕人包括女兵都幫美國人消毒用過的紗布，棉簽什麼的，卷棉簽什麼的，大家和美國人在一起唱歌講笑話，都很開心。

    好，再回到我們往上海開拔的事。 等到我們往上海開拔時，我已經成了醫院的主力了，負責押運藥品。光藥品就有三大卡車。我們整個車隊先是到了長沙。長沙大火後，整個城都燒光了，找不到住的地方。長沙呆不下，我們只好繼續走。到了漢口， 在漢口的郊區一個叫橋口的地方落腳，住在那裡。後來我們走水路，藥品裝了兩大木船，我和一個勤務兵押送。從漢口順長江而下去南京，從江西經過時，其中有一條船不知怎麼沒有跟上隊。那時共產黨在江西的勢力很大，我以為它在九江被共產黨俘虜了。結果一天后，它又跟上來了。就這樣我們到了南京。把所有醫院的物品轉運到了停在火車站的火車廂里，我們就住在車廂里，大概這樣南京住了很長時間，大約一個多月。那時車站也繁忙得很，深更半夜還在調車皮和裝卸貨物，我們經常從睡夢中被車頭掛車廂時的“空攏”猛撞撞醒來，你問我這些藥品是怎麼裝卸的，從車上裝到船上，從船上運到火車車廂里是不是手上有資金可以僱人搬運和付車船費？這個我不記得了，但醫院自己有十幾個兵，由他們裝卸。

   之後我們就到了上海，這時那個勤務兵死了，是被打點滴打死的。那時我們醫院自己生產藥品，藥是我配的，配好了以後醫生拿去打。那個醫生也是不負責任，剛配好的藥還滾燙的，他也不等冷卻就打進了他的血管里。你說那滾燙的水打進血管，那血豈不是凝固了，就這樣，勤務兵死了，大約四、五十來歲人，非常厚道老實。

    在上海時，我們住在眉州路的聖心女子學校，學校停辦了，是一棟五層樓的房子，建得真好。日本人占領上海時，曾把這裡作醫院。日本投降後，把它交給了我們。我們在那裡住了很長時間，總有兩、三年吧。後來換了院長，那個時候國民黨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院長對我說：“原來這個院長要走了，你如果有地方高就，你就去高就吧……” 聽他這麼說，我也知道他是要我走，我就得想辦法謀出路了。當時也有很多沒有事可做的人，他們到醫院對面的戲園子看戲。我想看戲有什麼好，又學不到東西，我得去學些技能。看到我們醫院的對面有一所學校，晚上開辦英語班，我去參加學習英語，但是那個英語班已經學到蠻高的程度了，我感到自己跟不上。然後我就去學打字，學的也是打英文，更覺得自己跟不上，學中文打字，也有點吃力，只好作罷，就這樣處於無事可做的地步。於是我就決定玩遍全上海城，也不枉到上海一趟。那時我穿着軍服，乘坐什麼都不要錢，我常常從起點坐到終點。其實也是太膽小了，我經常從八路軍辦事處門前過，看到掛有牌子，不見裡面有人。那時國民黨也常常宣傳共產黨八路軍是如何之壞，我又穿的國民黨軍服，就不敢進去。要是硬着頭皮進去了，也許會是另外一種命運吧。

   有一天我去一個公園看菊花展，不記得是哪個公園了，第一次看到菊花從烘罩樣的花架里長出來，球形的非常漂亮，也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照相。回來的時候已經天黑了，剛好碰到了醫院的軍需主任，姓梁。他問我：“你怎麼還在這裡？” 我答：“我沒有地方可去啊。” 他說：“他們都去了南京。” 我說：“我不知道呀。” 他說：“火車可能還沒開，你快去。” 原來是他的表弟帶着一幫閒下來的人投奔南京。我馬上跑到大姐家，找她要了28元錢，把衣物裝進自己做的一個鐵皮箱，來到了車站售票口。售票廳亂鬨鬨的排了很長的隊，我着急起來，恐怕買不到票趕不上那些人了。正在此時，前面亂了起來，有人吵架，排着的長隊亂了套，擠來擠去的。那時憲兵很厲害，立刻趕來維持秩序。我就趁機跑到隊伍的前面，擠在一個看似當官的人的後面。其他人以為我和他是一起的，也就都沒有做聲。就這樣我買到了票，趕上了那趟火車。同伴們看到我也來了，都很高興，因為那時我在醫院裡的人際關係很好，大家都喜歡我。我告訴他們，我身上沒有帶證明，有個司書（那時沒有打印機，文件抄寫都靠司書）給了我一張身份文件，可是那上面有他的名字，這也不好辦呀。記得他的名字叫王若林，我靈機一動，不妨把那個“林”字上面加一個“木”字，變成“森”字，如果碰上憲兵查詢的話，就說我倆是兄弟。其實一路上倒也沒碰上憲兵，很順利地到達了南京。到南京後，王若林沒有停下來，繼續走了，不知去了哪裡。

   原來是成立了一個“新七旅”，不記得是屬於哪支部隊，是國防軍訓練新兵的，提出的口號是“不打內戰”，我們醫院的醫務主任已經帶了一幫人去投奔，其中有醫生，護士什麼的，剛好就缺一個司藥。他看到我來了很高興地接納了我。後來他要我給他造一個藥品清單，但是所有的藥品他其實已經消耗盡了。這不是造假麼，我就不肯，他說沒關係，你造就是了。我還是不肯，這造假的事我不願干。幾次三番後，他就生氣了，指着我說：“你難道非要我發脾氣不可才肯做？” 我看他話說到這個地步，心想我本來就是來找工作的，算了，其實這類事情也很普遍，只是我不適應而已。這樣我幫他造了，他也很開心。

   在南京招到了不少人後，我們一起登上了去四川的輪船。那時軍隊乘坐輪船公司的船，屬於公差，免費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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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嵐，2015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