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新聞》5月24日刊發題為《安保法制和外交力》的文章，作者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佐佐木毅。文章稱，日美關係被冷戰後的陰影包圍，安保問題似乎是此種現象的沿襲。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繼1997年後再次進行修訂，而此次修訂的契機無疑是中國的崛起。冷戰後的世界正出現新的格局，一方面存在着既定秩序，但也存在着試圖打破現狀的動向。

文章說，冷戰後的世界最初呈現出美國一極的狀態，但雷曼危機使情況發生改變。由於雷曼危機是經濟領域中樞華爾街的自毀行為，因此歐洲等開始對作為基礎貨幣的美元感到擔心，世界經濟的主要成員也從八國集團擴大到了二十國集團。這體現了西方國家在經濟領域相對地位的下降。

二十國集團是既成勢力與新興勢力的混合體，後者當中積蓄着打破現狀和建立新秩序的能量，不時會有勢力嶄露頭角，其具體體現就是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世紀60年代，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日美作為主要出資國在其中有很大影響力。考慮到這一點，可以認為亞投行提案是對亞開行的挑戰。這個問題是一次涉及日中美的國際金融機制重大事件。但是，在日中之間自不必說，即使在日美之間也幾乎未聽聞進行了何種討論。與安保法制相比，亞投行問題在日本政治中的影響要小得多。

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57個國家成為了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僅就此而言，中國就收穫了巨大的外交成果。這些國家就銀行組織的應有狀態進行了活躍討論，這反映了冷戰後世界的現實。安倍晉三後來表示要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上千億美元，這可以理解為目前日本不加入亞投行的一種暗示。另外，美國主導推進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走到了最後階段。中國倡導的國際新銀行和美國倡導的貿易體系正在相互競爭，這就是現在的國際關係狀態。

文章稱，建立國際組織或規則是平時外交的重要手段。TPP或亞投行的實際主角是美中兩國而非日本。平常也沒怎麼聽說過日本在此類事情上取得成果。這就反映出日本外交力的實際狀態。最近提出的上千億美元計劃和安保法制，都不外乎是老一套做法，即用資金或人員來彌補外交力的不足。此次安保法制討論的難以理解之處就是，日本已經擁有個別自衛權，卻要進一步放開自衛隊的活動，這就再次對外交提出了“將走向何方”的問題。對此，僅靠“積極和平主義”似乎是難以作出充分回答的。我們歡迎國會對法制進行討論，但更期待基於外交戰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