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美國為什麼“恐懼”中國

來源：聯合早報網    

2015-08-25 09:43:27

中美是今天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家，這兩大國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決定了世界範圍內的和平與戰爭問題。但近年來兩國的互動經常導致人們不能確定，兩國是否有能力逃避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大國之間的爭霸戰爭。

有觀察家已經指出，出現這種情況的癥結在於中美雙方的互相恐懼，即美國恐懼於中國要推翻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而中國恐懼於美國要推翻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中國政治秩序。中美之間對兩種秩序的糾結也表明了，在國際層面，問題的核心與其說是中國要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倒不如說是美國恐懼於中國的崛起。

美國並不是不知道，中國並沒有任何意圖和計劃要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因為中國的關切點仍然是國內事務，在國際事務上一直僅僅處於“防守”的地位，以預防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預。更重要的是，中國認可並加入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那麼，仍然強大的美國為什麼會恐懼中國？這裡有物質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識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物質方面的原因，這裡關乎的是美國的硬實力。當今國際局勢的一個總體趨勢就是美國的相對衰落。美國儘管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不管怎麼看都處於一個相對衰落的階段。這裡至少有三個“相對”。

第一個相對是相對於美國自身。美國189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一戰期間開始捲入世界事務，然後一路向前向上，到二戰結束之後躍升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領袖；而在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更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一個多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是一個全方位的大國，從政治、經濟、技術、文化和軍事上都能顯現出美國的強大。在國際事務上，美國也顯現出了其解決國際問題的巨大能力。但現在則不是這樣了。美國除了在軍事上仍然是最強大國家，在其他方面，就很難說了，至少美國要接受來自其他很多國家的挑戰。美國儘管仍然主導着這個世界秩序，但其解決國際問題的能力大不如從前了。實際上，正如很多觀察家所指出的，今日世界亂象和美國的衰落密切相關。

第二個相對是相對於中國。美國從1981年到今天經歷了五任總統（里根、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中國在這段時間也剛好經歷了五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在這段時期，兩國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崛起的速度之快，超出了美國人的預期。中國從一個極其貧窮的國家躍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民所得儘管遠較美國低，但仍然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在國際事務上，中國也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美國呢？正如一些美國觀察家所指出的，美國除了發動了幾場戰爭、消耗了巨大的國內資源之外，在國內建設上並無建樹。當然，這些觀察家乃是謙虛，因為1980年代以來，美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高科技方面。但的確，如果和中國比較，美國的發展則是“相對”緩慢了。

第三個相對是相對於美國盟友對美國的“忠誠度”。在整個冷戰期間，因為存在着蘇聯這個頭號“敵人”，在國際事務上，美國總是能夠一呼百應，盟友出錢出力，為美國效力。但現在的情況則不同了。因為沒有了明顯的“敵人”，美國的同盟國總是對美國半信半疑。“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儘管有充足的理由加以回擊，但美國的盟友（主要是德國和法國）就公開反對，其它加入美國的意願聯盟的國家也是半心半意。從反恐開始，美國的外交開始盛行單邊主義。即使是亞洲的日本，很多年來對美國是否靠得住產生了極度的懷疑，因此追求和美國平等的地位，即國家正常化。日本民主黨鳩山首相和現在自民黨安倍首相所做的，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前者被認為是“親”中國（因為其提倡東亞共同體）而後者則相反，公開把中國視為是“敵人”。同時，近年來，很多美國的盟友被認為正在靠向中國，至少在經濟方面。一些美國的盟友已經和中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議，而更多的美國盟友已經加入中國所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美國“中國認知”的錯誤

不過，儘管有上述物質方面的原因，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和其知識界和政策界對中國的錯誤認知，有更直接的關係。物質方面的因素往往很難直接影響到中美關係，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畢竟沒有像往日的美蘇之間那樣進行赤裸裸的競爭；相反，中美之間的合作是主流的。而美國知識界和政策界的“中國認知”，則能夠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而是中美關係。為什麼說美國的“中國認知”是錯誤的呢？

長期以來，在美國的知識界和政策界，就中國問題，主要流行着如下幾種主流的觀點。

其一，中國共產黨難以生存和發展，不久就會解體，而一旦作為政治主體的共產黨解體，中國也就自然解體。儘管美國的中國研究在當今世界是最密集的，但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學者寥寥無幾。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策界，或者是因為沒有意識到中共的重要性，或者是因為對中共的偏見，很少有大學或者基金會願意資助對中共的研究。今天美國對中共的研究遠不如在冷戰期間，不僅對中共的研究少而又少，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對中共難以超越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偏見。

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產主義解體之後，美國各方面盛行“共產黨解體論”，一波接着一波，從未間斷。直到現在，大多數研究者仍然尋找着可以導致中共“解體”的蛛絲馬跡，中國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大小，如股災、社會抗議、環保事件、精英政治等等，都可以導向中共的“解體”。儘管各種各樣的觀點並無多少科學道理，但很多人深信不疑。這種對中共的輕視甚至蔑視，可以說是美國恐懼中國的最主要原因。原因很簡單。事實上並非如此，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像美國所預測的那樣“解體”，而且得到了生存和發展，變得更為強大。

其二，中國是一個“空長城”。這裡主要指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而言。在很多研究者看來，無論從文化、經濟、政治、軍事等等方面，中國不足為奇。中國人常說“內憂外患”，就是說“內憂”在先，“外患”在後。從另一個側面也就是說，中國有太多的“內憂”，使得中國很難在國際事務上有所作為。簡而言之，中國簡直就是一個“空長城”，只能觀看，而內部無實質性的東西。儘管也有一些客觀的美國研究者，指出了中國在各方面的進步和所具有的實力，但這些人的聲音往往會被另外一些研究者，通過諸如比較美國的實力而消除。如果中國是“空長城”，美國就沒有必要花很大的精力來關切中國。今天，當美國人發現中國不是他們以往所相信的“空長城”的時候，恐懼心理自然而生。

其三，“中國會變成我們美國那樣的國家”。這是“樂觀派”，相信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中國最終會實現經濟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是說，中國會變成“像我們美國那樣的國家。”如果是這樣，美國沒有必要對中國在意。在這方面，美國自信有兩個基點。第一，一個民主的中國必然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而一個開放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可以加以影響的社會。第二，在國際事務上，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投入了巨量的人、財、物來研究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這種局面也與美國對中共的研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黨內精英政治到村民選舉、從大規模的社會抗議到幾個人的網絡抗議、從人權到環保，都是美國大學和基金會樂意資助、研究者們樂意研究的課題。很多預測中共會“解體”的學者，他們的結論與其說是來自對中共的研究，倒不如說來自對社會抗議的研究。他們簡單的思維就是：中共“解體”之後，就是中國的民主化，或者說，中國的民主化就是中共的“解體”。不過事實上也並非如此。3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自由化（中國稱之為“市場化”）有了長足的進步，而無論是黨內民主還是基層民主，中國也已經消化吸收了很多民主要素，但是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中國，而非西方美國。最近，一些從前的“樂觀派”轉變立場，走向了反面，這和他們錯誤的中國認知有關。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恐懼心理也不難理解。

現實主義成不了主流

應當指出的是，這三大所謂的主流中國觀點不僅僅是美國人本身的認知，也是海外大部分中國研究者的看法，包括那些從中國出去美國西方留學，並在學成之後繼續在那裡做研究工作的研究者，他們中的一些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從觀點上看，他們中的大多數屬於上述共產黨“解體派”和中國“空長城”派。當然，也不乏對中國友好的研究者，這些人大多持中國會“美國化”的觀點。簡單地說，美國西方本土學者和在海外的中國學者，他們的觀點互相強化，導致了上面所討論的局面。

就美國的中國政策來說，在這三派占據主流思維的時候，現實主義成不了主流。但現在的問題是，這三派差不多都處於破產狀態。這也是美國現實主義開始抬頭的原因。有美國觀察者說，美國已經被中國“欺騙”了數十年，現在應該醒來了。很顯然，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是被欺騙了，但這是自我欺騙，而非被中國欺騙。

對中國，美國變得更加現實主義了。不過，美國的現實主義裡面具有巨大的既得利益追求成分。美國的現實主義派中的很多人實際上並不“恐懼”中國，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實際能力並沒有構成對美國的“威脅”。不過，他們現在需要美國社會對中國的“恐懼”心理，去追求它們的既得利益。

美國的“中國政策”變得更具現實主義色彩了，對中國意味着什麼呢？如果在過去30多年裡，美國的“中國政策”是在美國被“欺騙”的情況下決定的，當美國不再想被“欺騙”的情況下，美國的“中國政策”又會如何呢？這對缺失國際話語權的中國來說，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