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被稱作改革元年，許多針對國情抑制腐敗簡政放權的改革深受人民歡迎，而今年則是改革攻堅年，所謂"攻堅"在某些改革頂層設計者的理念中，概括地說，就是新的一輪國有企業股份化，市場化，高管持股化和引入外資，漸進性變相私有化的土地確權制，以及政府去職能化等有如壯士斷腕大手術般的改革，其核心指導思想就是世界銀行前些年依據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原理為中國改革頂層設計的《中國2030》的翻版。
仔細推敲這些攻堅克難的改革舉措不難看，出新一輪改革所採用的這些手段不是什麼新鮮理論，全都是25年前西方為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而用過的辦法，只不過在中國強大的“反改革”阻力下，重新包裝，動作幅度有所收斂而已。
改革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源泉，放眼冷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翻天覆地變化的二十五年，世界最直觀的感觸是，不戰而勝的西方國家，由於缺乏改革動力，開始盛極而衰；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創造了舉世震驚的人間奇蹟，蒸蒸日上；而西方為蘇東量身打造頂層設計的改革是不是也推動了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社會進步呢？
蘇聯土崩瓦解後形成的15個國家，以及14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休克療法”的頂層設計下，集體實現了所謂憲政及私有化革命。轉眼1/4世紀過去了，蘇東加上前蘇聯衛星國蒙古多達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日子過的怎麼樣呢？他們地覆天翻般的社會變革是改革良策還是“顛覆性錯誤”，應該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及啟示，本是一個足以提供當前深化改革借鑑的大課題。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如此重大人類社會的大變革在中國理論界，特別是改革頂層設計圈裡成了許多人刻意迴避的話題，和改革決策層完全忽略的政治議題。為什麼呢？
1990年到2011年間，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中表現最好國家之一的波蘭改革的紅利是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19%，然而比起中國改革釋放出來的改革紅利就顯得微不足道了。1990年中國GDP總量1.866萬億，2010年GDP增至39.798萬億，為1990年21.33倍(>2100%)。中國在航天、衛星導航、超級計算機、高鐵、網絡技術、信息技術、造船、軍工、工程設備、核能、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從80年代中國傳統產業遠遠落後西方和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到現在幾乎所有產業同西方發達國家並駕齊驅，眾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正全面趕上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反觀曾經領先中國很多的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過25年的西化改造，如今除了軍工產業還在吃受西方高科技封鎖國家傳統市場的老本外，其它產業除了賣資源外，幾乎都成了西方現代產業的附屬殖民地。曾經享譽世界的俄國、波蘭重工業如今自主知識品牌產品已萎縮的無影無蹤，專利發明、文化事業、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顯然，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旁觀者還是當事國，世界普遍認為蘇東改革是失敗的。蘇東的改革之路是不可取的。
當全世界都看好中國，蜂擁擠入亞投行的時候，最不看好中國、對中國現有改革無比失望的卻是中國改革頂層設計的專家們。中國理論界有一股自我妖魔化、自我貶低的歪風，不顧中國和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成敗對比鐵一般的事實，無視中國幾乎所有行業技術水平和盈利能力快速提升，技術進步水平舉世無雙，和從全民醫保、專利申請名列世界前茅、到免費義務教育這些巨大社會進步的現實，硬要把健康發展的中國經濟醜化成中國經濟單純靠投資拉動粗放式發展無以為繼，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國企，貶低政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資源調配中舉世無雙的積極作用，極力否定有中國模式的存在，打擊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並通過教育、理論研究和輿論平台強加給人們中國必須“體制改革”的“共識” ，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改革的進程。深化改革如果按照這種思路頂層設計，中國將有可能重蹈蘇東國家“休克療法”改革的覆轍，犯下傷及中華民族根本利益，難以逆轉的“顛覆性錯誤”。

什麼是中國可能面臨的“顛覆性錯誤”？
新加坡學者日前一篇《中國十大可能的“顛覆性錯誤”》引起輿論關注。文章例舉“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為“顛覆性錯誤”作註解。那麼何謂“顛覆性錯誤”，一般認為，如果把中國現代化進程比作在軌道上奔馳的列車，顛覆意味着列車脫軌翻覆，國家發展進程被迫中斷。

1. 中國近代不可逆轉的顛覆性錯誤
慈禧鎮壓清末維新改革、在面臨外敵虎視眈眈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卻挪用巨額軍費修頤和園供自己享樂，導致中國長期積貧積弱、被動挨打，其本人也被洋人追打的如喪家之犬，致使中國因此失去現代化的最好時機；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拱手把東北讓給了日本，助長日本侵略中國，進而稱霸世界的野心，招致險些亡國滅種的災難，這些都算得上是當時政府所犯的，招致國破家亡的“顛覆性錯誤”。
“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是“顛覆性錯誤”嗎？顯然言重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樣的重大錯誤應該算是中國在現代化探索的道路中摔了個頭破血流的大跟頭而已。拍打掉灰塵，擦乾血跡，中國仍然在現有體制框架內繼續前行，並因此為後來的快速崛起積累了豐富可貴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民族更加成熟，因而避免了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那樣政治上的幼稚而導致不可逆轉，造成民族災難的“顛覆性錯誤”。
蘇聯土崩瓦解後形成的15個國家，以及14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休克療法”的頂層設計下，集體實現了所謂憲政及私有化革命。轉眼1/4世紀過去了，蘇東加上前蘇聯衛星國蒙古多達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日子過的怎麼樣呢？他們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是改革良策還是“顛覆性錯誤”，應該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是一個足以令當前深化改革借鑑的大課題。
任何人要避免犯“顛覆性錯誤”，首先要汲取自己和他人的失敗的經驗教訓。如果無先人經驗可借鑑，就需要小心謹慎地去實踐、“摸着石頭過河”。中國的改革就是通過開辦“特區”、“試點”、“推廣”這麼一步步走過來的。然而中國理論界卻要摒棄“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要效法蘇東“休克療法”那樣的頂層設計，在中國營造一種氣氛，即像蘇東那30國當年一樣，期望着柏林牆倒塌，走西方之路就會自然而然進入天堂，輕率地相信和推進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所謂頂層設計。轉眼25年過去了，蘇東的改革是釋放出巨大的紅利，還是造成了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非常值得中國頂層設計及政治經濟學者們，出於對民族和社稷負責、對歷史和人類未來負責的態度，深刻探究蘇東那場變革對人類歷史正面和反面的深遠影響。

2. “休克療法”始作俑者為後社會主義國家失敗改革的無力辯白
回首當年柏林牆倒塌，無數人曾欣喜若狂，從東柏林到烏蘭巴托，人民洋溢在幸福的憧憬之中，西方民主和繁榮似乎近在咫尺。然而這項人類歷史上範圍最廣、最宏大的社會實踐結果卻出乎幾乎所有人預料，嚴重背離了西方經濟學原理的預期，不僅沒有釋放出改革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反而不久就開始給改革設計者和參與者迎頭潑了一盆冷水。25年的痛苦經歷，使得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普通百姓都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是，除了諸如愛沙尼亞和波蘭這樣的少數國家可以稱得上有所進步外，後社會主義國家普遍被認為是失敗的，經濟停止、倒退，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福利縮水，寡頭政治和新興獨裁者烏煙瘴氣的民主政治使百姓喪失了原有的民主激情，從前南斯拉夫到車臣以及如今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東部，槍炮聲打破了歐洲大陸四十多年的脆弱和平局面，那裡的人民終於體驗到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的惡果。曾經的波蘭報紙編輯及反共異見人士亞當&＃8226;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嘲諷說，“關於共產主義的最糟糕事情”，“都是隨後發生的”。
一心想在中國推動股份化、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專家學者們自然對蘇東國家令人失望的改革沒有興趣，甚至有意忽視他們的失敗，只強調、誇大和營造新自由主義在西方成功的虛幻氛圍，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人再現柏林牆倒塌時期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迎接西方民主和繁榮的心態，讓中國人在幻覺中認定中國只要推動他們頂層設計的改革，中國就將像美國一樣富有。但從來不敢告訴人民，他們實際上採用當年蘇東改革類似的方法，這種頂層設計的改革有可能把中國變成美國，但更有把中國帶到同烏克蘭一樣糟糕困境的可能。
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經驗教訓，中國沒有進行過大規模地、系統深入地調查研究和總結，但西方人一直在做，作為“休克療法”頂層設計參與者，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1991年到1997年間擔任俄羅斯政府經濟顧問的安德烈&＃8226;施萊弗不久前在美國《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正常國家——東歐後社會主義國家25周年回眸》的文章，從維護和辯解其頂層設計改革的角度整理了這些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發展的脈絡，力圖為那場失敗的變革找回點面子。施萊弗教授認為包括15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繼承國家、14個前東歐共產黨國家和前蘇聯衛星國蒙古在內的後共產黨國家的改革貶斥為失敗是一個錯誤，關於後共產主義世界，廣泛流傳的悲觀描述大都是不正確的（顯然並沒有在中國廣泛流傳）。施萊弗教授的研究表明在整個前東歐陣營，人們的生活已有極大改善。自從體制轉型以來，這些後共產黨國家增長迅速，今天，它們的國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長壽，也更愉快。在大多數方面，這些國家現在看上去只是非常像其他任何經濟發展水平相仿的國家。它們已經成為正常國家——並且，在某些方面表現更加優異。
儘管施萊弗教授極力反駁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失敗論，然而他例舉的數據卻是蒼白的。即使他選擇蘇東動盪GDP嚴重下跌的1990年作為基準，“1990年到2011年間，就增長而言，處在中位的後共產黨國家(烏茲別克斯坦)的擴張要稍快於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中位國家(挪威)。這些年間，挪威的人均GDP增加了45%，而烏茲別克斯坦上升了47%。波斯尼亞的國民收入增加了450%以上，其增長率在那一時期排名世界第三;阿爾巴尼亞排名第16，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34%;波蘭排名第20，其國民收入增加了119%”。然而，施萊弗教授所例舉的30國中表現最好國家的改革紅利，充其量達到和西方國家相當的“正常國家”，其它大部分則是他不忍言及的非正常國家，而中國以及效仿中國改革的越南所釋放出來的改革紅利才是驚人的。1990年中國GDP總量1.866萬億，2010年GDP增至39.798萬億，為1990年21.33倍（>2100%）。上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的經濟總量曾達到中國的10倍，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約為日本的兩倍。中國在航天、衛星導航、超級計算機、高鐵、網絡技術、信息技術、造船、軍工、工程設備、核能、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傳統及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眾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正全面趕上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這絕非所謂“投資拉動，粗放發展難以為繼”所能歪曲的。反觀曾經領先中國很多的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過25年的西化改造，如今除了還在吃受西方封鎖國家傳統軍工產業市場的老本外，其它產業除了賣資源外，幾乎都成了西方現代產業的附屬殖民地。曾經享譽世界的俄國、波蘭重工業如今自主知識品牌產品已萎縮的無影無蹤，專利發明、文化事業、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這都是施萊弗教授研究報告故意迴避的議題。
令人費解的是中國理論界盛行自我妖魔化、自我貶低的歪風，不顧中國和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成敗對比鐵一般的事實，無視中國幾乎所有行業技術水平和盈利能力快速提升，技術進步水平舉世無雙的現實，硬要把健康發展的中國經濟醜化成中國經濟單純靠投資拉動粗放式發展，極力否定有中國模式的存在，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國企，打擊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並通過他們控制的教育、理論研究和輿論平台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改革的進程。
自我妖魔化理論正極大影響國企的股份化、私有化、外資化改革，並且不擇手段地推進農村土地的私有化或變相私有化進程，鼓吹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釋放農村改革的紅利。可悲的是在這種理論風氣的影響下，不少人迷信西方經濟學理論，不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放不下身段去河裡摸摸石頭，真實地考察、探討一下那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私有化的經歷。
中國人不願做的事很久以前美國的教授已經捷足先登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俄羅斯、東歐問題專家，傑西卡 阿麗娜-皮薩諾撰寫的《後蘇聯時代的波將金村：黑土政治與產權》從一個側面揭示俄國和烏克蘭土地私有化的災難。從1997年到2006年，傑西卡花費十年時間考察由著名蘇聯中央黑土帶經濟區分割而來的俄國黑土地區和烏克蘭黑土地區的土地私有化問題，其中俄國部分面積大到有澳大利亞國土面積那麼大，烏克蘭部分則相當於德國的面積。十年間傑西卡無數次考察、採訪、收集各種報刊資料和統計數據，挖掘改革背後的內幕。結論是不管兩國在改革的時程上，兩國私有化形式，權利架構，以及集體農場遺存的內涵或外延有多大不同，可以確定的是兩國農民所面臨同樣的厄運是既沒有成為土地的擁有者，也沒有成為假定產權的受益人。
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我們才知道，改革20多年過去了，擁有如此廣闊肥沃私有化黑土地的俄羅斯每年還要進口大量農產品，夢想中的改革紅利到哪裡去了呢？
然而經過多年的灌輸，不少國人宗教般的迷信西方理論，自欺欺人地罔顧後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現實，不是去總結弘揚光大中國自己改革積累下的寶貴財富和經驗，而是一味推動模仿西方的夢想，走蘇東後社會主義國家失敗的老路，實在是一件發人深思的問題。

3. 中國“市場換技術”旗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反思
當前中國改革最需要防範的是為改革而改革的急躁症，摸着石頭改革就是要揚長避短，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當前特別因該重視痛定思痛、認真反思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從失敗中汲取經驗教訓，比如避免再犯像汽車“市場換技術”這樣顛覆性錯誤。
上世紀80年代共和國長子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以及二汽、上汽等大型國有企業，打着“市場換技術”旗號開始史無前例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這些企業挾國企的雄厚實力，長期技術積累，無限的市場資源，開風氣之先，大膽與國際接軌，按照新自由主義原則率先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30多年下來，可悲的是整個汽車行業技術沒換來，市場卻丟失殆盡。曾經實力強大的國有汽車製造企業，白白給外企打了30年工，至今一款像樣自主品牌的汽車都沒有，這是典型的產業政策和改革的“顛覆性錯誤”。
改革出現失誤在所難免，是中國改革“摸着石頭過河”，用實踐檢驗真理不可或缺的過程。重要的是要及時發現問題，糾正錯誤。然而中國汽車行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帶來的嚴重問題無人反思，糾正，倒是不少人把矛頭對準“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聲言中國的改革開始進入“攻堅”階段，以往30年“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已經過時，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摸着摸着，摸不着石頭了，嘲笑中國改革缺少理論。其目的就是要為他們“理論”指導下的頂層設計改革掃清障礙。其中就包括改革“攻堅”的矛頭之一，把那些還沒有股份化私有化的國企，像汽車企業一樣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在他們看來，儘管汽車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沒有達到市場換技術的目的，但是它符合西方經濟學理論，所以不僅沒錯，還要在其它國企改革中推廣。卻對把中國帶入高鐵時代，創造人類技術進步的奇蹟的的中國國企，一而再再二三地抹黑、妖魔化。一位著名經濟學“權威”不惜用《高鐵危言》這樣聳人聽聞、歪曲事實的理論打擊國有企業，罔顧火車票十幾年不漲價，為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穩定物價承擔巨大基礎作用，卻抹黑鐵路高額債務，靠投資拉動，粗放發展難以為繼，攻擊中國鐵路國企壟斷沒有活力。卻視而不見被他們認為 “充滿活力” 的美國私營鐵路事故不斷，效率低下，僅2015新年以來短短不到兩月已經發生數起重大交通事故，更對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落現狀充耳不聞。
可悲的是創造高鐵跳躍式發展奇蹟的國企改革經驗沒人去總結，發展，弘揚光大，反倒是逼着國企一窩蜂地走“市場換技術”國有汽車企業走過的股份化、合資化，並被證明失敗的的老路，在憲法中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國家經濟制度的基礎和主體的中國，如此深化改革，豈不是咄咄怪事。
蘇聯人民25年前是如此急迫地擁抱西方，然而25年換來的卻是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如今普京的高支持率和戈爾巴喬夫的沒落表明俄國人民痛定思痛最終認清西方理論給蘇東國家帶來的災難，而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們至今仍然自欺欺人，不敢面對頂層設計大面積失敗的現實：曾經比中國經濟技術水平高許多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家，經過私有化、股份化改革1/4世紀過去了，那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一家被譽為“充滿活力”的私企創造出可以和中國高鐵國企比肩的業績，沒有一國產業能像中國眾多產業一樣實現令人矚目的技術飛躍，沒有一國創造出類似中國崛起這樣的輝煌。相反他們的工、商、金融業大都被西方跨國公司所控制，傳統產業嚴重萎縮。難道改革攻堅，壯士斷腕，就是希望中國沿着蘇聯的經歷再走一遍。俄國如今還有資源可賣，屆時中國除了人口，恐怕沒有任何老本可吃。
其實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像美國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公司這些世界最大的企業，經過08年金融風暴破產重組後，仍然積習難改，許多從中國移民美國在三大汽車工作的人的最大感受就是，美國三大汽車（以及美國許多大型企業）就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國企大鍋飯一樣沒有生機和活力、人浮於事、管理混亂、質量低下，缺乏競爭力。然而憑藉着“大到不能倒”，憑藉相對壟斷地位，即使面臨08年那樣的經濟危機，在政府的救助下仍然能活下去。事實上，任何形式的企業都有好壞優劣之分，都可揚長避短，都有提升管理水平的空間，絕不應該厚此薄彼，不給國企成長的機會。當下中國許多盲目崇拜西方的經濟學家眼裡，公有制就是原罪，在他們的理論價值體系裡，即使苟活在破產邊緣的美國三大汽車仍然是中國國企改革的樣板。全然不知大部分中國國企比美國三大汽車管理好多了的事實。

4. 貶低“摸着石頭過河”為推動西方理論控制的頂層設計掃清障礙
過去幾年理論界、輿論界流行嘲笑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已經過時，潛台詞卻是只有西方教科書中的經典理論永不過時，骨子裡認為理論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並且是所謂“頂層設計”不二的理論依據。
長期以來通過高等教育和理論宣傳不斷製造的一種壓倒性輿論氛圍，也常被公共知識分子們自豪地稱作的所謂“共識”，越來越被大眾傳媒和決策機構所接受的所謂公認的“理論”，即公有制必然效率低下，國企壟斷市場、政府阻礙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導致中國亂象不斷，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甚至霧霾也是國企之罪。妖魔化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是以“高投資，高能耗，低效率，低技術進步”為特徵，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型增長，已經難以為繼。因此中國必須通過頂層設計回過頭來走蘇東國家20年前走過的股份化、私有化、市場化、去政府化的道路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高鐵危言》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代表作。
這些研究西方的所謂專家學者常常是不加研判地全盤接受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並為凡是進入高收入社會的發達國家都是實行憲政民主、私有制和自由市場國家的事實所折服。的確西方發達國家所創造的文明把人類社會帶到一個新的境界，然而西方文明也是通過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從不文明到比較文明，一個梯子，一個梯子，爬到今天這一步的。然而當西方推銷自己的價值觀的時候就忘記了自己原先所走過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互磨合的痛苦曲折經歷，而要求不管什麼發展水平的經濟體，一律把梯子都拆了，一步躍升到歐美現行政治經濟模式。並給世界劃了一張大餅，只要按照西方推薦的辦法進行民主改革，就會過上西方一樣幸福的社會。且不論理論上地球的生態食物鏈能不能供養那麼多富裕國家和人口。現代史實是美國為首的西方曾經用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理論為中南美洲改革做了詳盡的頂層設計，那些國家無比虔誠地接受了美國主導的改革，30多年過去了，結果是他們集體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90年代美國為蘇東後社會主義國家精心頂層設計的“休克療法”，結果是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相當一部分國家休克過去，至今都沒有恢復到改革前的水平。布什推動的大中東改造計劃，無論是面上的，還是美國人大力培育的樣板國家，沒有一個拿得出手，至今連美國自己似乎都忘記有過這麼一個計劃。儘管戰後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國家中，現行的是和歐美一樣的憲政市場體制，但是以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為例，它們在發展最快的階段都不是西方所標榜的純正的憲政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因此，憲政、私有制及自由市場並非經濟社會發展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
以中國改革開放30年與同期的憲政、自由市場體制的其它國家對比，包括老牌的民主國家印度、墨西哥、菲律賓，以及那30個社會主義國家演變而來的新興民主國家的發展誰優誰劣，一目了然，也都十分說明問題。
任何社會變革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文化，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有幸的是在迷信西方，鼓吹“普世價值”無所不能的宣傳甚囂塵上的時候，歷史再次眷顧中國，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採用號稱“普世價值”西方理論，徹底推行股份化、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為中國的改革做了大樣本，多樣化的實驗，中國只要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全面地考察研究評估這三十國25年的實踐成果，看清這些國家在西方理論頂層設計指導下是走上了一條振興之路，還是沒摸着石頭就直接翻到溝里去了，汲取經驗教訓，必定有助於中國深化改革揚長避短，避免犯“顛覆性錯誤”。

5. 深化改革必須維護憲法的嚴肅性，以確保改革的大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已經煥發了活力，同時不可否認也存在着許多問題需要繼續深化改革解決舊的和新出現問題。客觀地講，絕不能因為出現問題就全盤否定國企和以往的國企改革，甚至藉機把一切問題都推到體制上，要把國企改革推到重來，走後社會主義國家曾經走過的失敗道路。國企有國企的難處、私企有私企的困境，都需要在改革中進步。中國私企大都是家族傳承式，一旦創業一代離去，家族還能夠富幾代是個未知數，而國企選賢、選能任期制相對更加穩定。特別是從社會公平公正的立場出發，國企承當更大的社會責任，在推動社會公平，保衛國家經濟安全，有效合理分配社會資源方面有私企無法替代的功能，特別是國家出現重大危機時政府有權直接調動國企的資源。而私企，即使老闆把在國內賺來的不義之財成億地捐給外國大學，最需得到救助的中國貧困學生也無緣置喙，因為一旦變為私有財產就神聖不可侵犯，但要是國企要把利潤捐給外國就是絕對不可以的。中國的富人攜資外移現象，特別是國家有困難的時候外逃，從全社會投入產出的角度看，私企一定優於國企的命題對民族利益，社會公平，對社稷安危有何助益呢。
近些年來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許多日本大企業不約而同的衰落，難道它們也都是公有制嗎？顯然不是，妖魔化使得中國國企處在一個極為不公正的輿論氣氛里。事實上除極少數國家外，世界其它國家的企業絕大多數都是股份制或純私有制，包括日本、歐洲國家、印度的企業近年來普遍比中國公有制企業更有生機和活力嗎？這些私人企業主導的國民經濟就比中國發展的更好，社會更公平和諧嗎？花點力氣考察一下，互聯網上搜索對比一下不難得出答案。
事實上無論中國的投資效率還是國企的管理水平不僅大大高於那些後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均高於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認為股份化、私有化才是解決國企“困境”唯一途徑，土地私有化才能解決13億人的吃飯問題，恐怕不止是幼稚。
令人擔憂的是謊言重複一千遍，在許多人、甚至決策層那裡便變成“真理”和共識。由於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理論在學界和理論界“聖經”般的灌輸，一大批受過專業訓練，包括政界、工商界、學界在內的許多人下意識地認為，中國的現行“體制”必須“轉方式、調結構”，不加思索地張口就是中國投資拉動的粗放經濟難以為繼，潛意識裡埋下的是只有私有化才是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唯一出路，他們骨子裡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理念正在自覺不自覺地把中國深化改革引入歧途，這無疑可能成為中國重蹈蘇東國家“休克療法”改革的覆轍，犯下傷及中華民族根本利益，難以逆轉的“顛覆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