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4月13日晚叙利亚上空这场“爆燃”的交火冠之以“战争”多少有些夸张，但其造成的战场之外的影响甚至比真正的战争还要引入瞩目。交战双方各执一词，大马士革、莫斯科、德黑兰谓之以“可耻的侵略失败”，就像笔者在不久前的另一篇专栏文章（《叙利亚，大国利益核心区外的新冷战试验田》）所预测的一样；而在华盛顿、巴黎和伦敦，“入侵者”同样高调宣示了自己的胜利，尽管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叙政府军在空袭第二天就恢复了对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据点的围攻。

　　那么空袭的军事意义到底在哪儿？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除了破朔迷离的战果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鼓吹的“智能导弹之战”，也许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观察的维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纯粹用上百枚巡航导弹发起并结束的“战争”，就像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被称为第一场纯粹用空中力量担纲的战争一样，具有可供渲染的“里程碑”意义。

　　当然，“巡航导弹战争”的胜负至今仍是个谜。如果俄国人宣称的70%拦截成功率更接近真实，那么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被树立近30年的巡航导弹神话就足以宣告破灭了；假如美方所说的105枚导弹全部命中更接近真相，“4·13之战”也足以引起相关国家对巡航导弹战略价值的更深入认知。事实上，比起有限的实际战果和“无限”延伸的政治影响，进攻方对巡航导弹新的技术和战术试验更值得关注，而防御方同样如此。

　　这也是我们下面将重点探讨的问题，它的实际军事意义显而易见。

　　低门槛战略武器

　　当德国菲施勒兵工厂的工程师们在1944年不断完善V-1导弹性能时，他们几乎无法设想其创造性工作对未来战争构成的深远影响。自1944年以来，巡航导弹的防御一直令各国军方极为头痛，而其战略价值在冷战期间就已有充分体现。甚至有人认为，美军在B-52战略轰炸机上大量部署的AGM-86B（加上同期部署的BGM-109陆基巡航导弹）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针对美军的举措，苏联国土防空军当时部署了大量造价高昂的米格-31重型截击机、苏-27重型战斗机、S-300P轮式防空导弹连、S-300V履带式导弹连及相关辅助设施。由于苏联通过部署上述武器系统对抗美军相对数量较少的空袭武器，导致苏联国土防空系统的建设预算增长在80年代彻底失控。迄今为止，在研究如何采用技术不对称手段对敌方经济体系造成大规模战略性破坏时，该案例仍是重要的参考。

　　巡航导弹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具备较远的防区外射程，从而使发射平台能够规避绝大部分（即便不是所有）防空武器的攻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防御方很难探测、跟踪和击毁体积较小且通常飞行高度极低的巡航导弹。隐身技术使这一问题更趋复杂，例如美军上世纪90年代研制的AGM-137通用防区外导弹（TSSAM，该项目已被取消）和后来的替代型号AGM-158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真正具有隐身性能的武器。与全尺寸的飞机相比，巡航导弹更容易在设计上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因此欧洲、俄罗斯、中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巡航导弹肯定也会考虑隐身因素。

　　对于所有类型的巡航导弹而言，其主要缺陷一直是效费比问题。巡航导弹的弹头重量通常低于弹体总重量的50%，而其采购成本也通常相当于制导炸弹的50倍以上。复杂的制导和推进系统是巡航导弹的主要成本构成因素。美军在一场空中突袭中一般至少会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如果是类似于伊拉克战争这样的行动则会一次性发射数百枚，这样的消耗（单枚“战斧”的采购价格在150万美元以上）即便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来说也是很难承受的。正因如此，目前美军正在大量采购“低成本”的JASSM（单价约50万美元）等智能弹药，而巡航导弹将主要用于打击敌方防御严密的高价值目标。

　　但是，GPS系统、环形激光陀螺仪、第三代微处理器和单片式微波集成电路等技术的“商业化”正在让巡航导弹变得更廉价也更容易拥有，这种情况对当今巡航导弹的技术扩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新技术不仅能降低制导装置的成本，而且能够打破以往只有美国和苏联/俄罗斯能够大规模制造和使用巡航导弹的技术壁垒。同时，美国和俄罗斯也利用相关技术改装了大量冷战期间制造的巡航导弹，如美国为核装药型“战斧”和AGM-86B的弹体改装常规战斗部。

　　随着亚太与中东地区巡航导弹技术的扩散，各主要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类似于30年前苏联面临的挑战，只是规模有所区别而已。如澳大利亚北部和中国西部纵深地带的地理特征类似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即人口聚居区、军事基地和工业设施分布极为分散且相距遥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面防御敌方巡航导弹打击的难度会非常大。同时，尽管传统巡航导弹的常规战斗部威力一般，但其针对天然气/石油基础设施的毁伤效应也会因目标自身的爆燃性呈几何级增长，从而让巡航导弹的攻击在某些情况下具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效果。

　　发射技术挑战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巡航导弹一直由飞机和地面发射架发射，后者最初采用静止型发射架，此后又发展出机动型发射架。到50年代，水面舰艇和上浮于水面的潜艇也成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此后美苏两国又研制出可在水下直接发射的潜射型巡航导弹。美国近期一直在探讨在海上和空中分别使用伪装为民用货船或民航货机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如美国和英国分别提出了采用波音747和A340客机作为空基发射平台的建议。

　　对于防御方而言，上述每种发射技术都构成了不同的挑战。大型飞机（战略和战区轰炸机以及经过改装的运输机等）能够在数小时或数十小时内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以800公里/小时以上的速度携带大量巡航导弹实施作战。较大的航程和较高的速度为及时实施导弹攻击提供了灵活性。根据典型的飞行包线，巡航导弹载机通常会飞至计划中预先设置好的发射点，并用数分钟时间完成投射，然后返回基地。美军通过使用B-52或B-1B战略轰炸机执行此类任务，俄罗斯军方的图-95、图-160轰炸机也可以搭载经过改装的常规型Kh-55系列导弹实施类似攻击。

　　根据作为发射平台的飞机以及武器系统本身的性能，上述作战模式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战术。如俄军的图-22M“逆火”超声速轰炸机挂载Kh-22M一般采取高空超音速突防战术，在飞抵发射点后投放巡航导弹，而搭载AGM-86C导弹的B-52则通常会采用亚声速低空飞行方式进入发射点。总的来说，轰炸机越能有效接近敌方防御火力圈，机载巡航导弹的纵深突防距离就越大，根据敌方防御体系的已知情况选择飞行路径的灵活性也越强。

　　除轰炸机外，由加油机提供支援的战斗机作为发射平台是另一种选择。虽然战斗机本身的生存能力远强于速度较慢的轰炸机，但为其提供支援的加油机则缺乏自卫能力，且战斗机的载弹量远不如轰炸机。因此，从作战效费比角度考虑，空军大国仍倾向于使用轰炸机作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

　　美俄两国海军均广泛使用水面舰艇作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对于进攻方而言，如果希望水面舰艇在敌方防御系统外安全发射，就必须尽可能提高导弹本身的射程。

　　潜艇能提供水面舰艇无法比拟的隐蔽突袭能力，被认为是最佳的巡航导弹海上发射平台。在发射深度和水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潜艇可以在发射前部署于非常接近敌方海岸线的海域，由此减少敌方预警时间。

　　然而，即便发射导弹的潜艇平台足够“安静”，但在空中飞行的巡航导弹却很容易暴露潜艇的位置。且普通攻击型核潜艇或常规潜艇的带弹量有限，如果大量装载巡航导弹，就会影响到鱼雷的装载量，用鱼雷管发射巡航导弹的发射效率也较低。因此，当前的趋势是采用垂直或近垂直固定式发射管来发射巡航导弹。如美国海军为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巡航导弹垂直发射舱段（4月13日首次参战），还将4艘较老旧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改装成了巡航导弹核潜艇。这一解决方案为潜艇提供了固定数量的巡航导弹携载量，且发射效率也比鱼雷管高得多。

　　巡航导弹的第三种发射方式是采用陆基机动部署，通常使用大型轮式运输车或半挂式拖车。这实际上是冯·布劳恩博士在1944年采用的车载机动式A-4/V-2发射架的变型。目前，装备最多的现代化陆基巡航导弹发射系统是美军BGM-109G巡航导弹所使用的格里芬四轮平台，它于1983年部署，主要用于打击苏联的SS-20中程弹道导弹。印度部署的“布拉莫斯”，俄罗斯和中国部署的大量岸基反舰导弹也采用了地面机动平台。

　　如果在冲突开始阶段将陆基巡航导弹发射系统进行分散部署并加以精心伪装，那么它们将与潜射巡航导弹一样具有较强的突袭能力，但只要导弹发射出去，发射平台就会很容易暴露位置。与潜艇和水面舰艇一样，发射车较慢的转移速度也会对保持巡航导弹的发射强度（每一波导弹发射完需要转移发射阵地再次发射），以及在发射后成功撤离阵地造成困难。

　　换言之，海基和陆基发射方式虽然能够达成攻击行动的突然性，但是却缺乏机动性。空射巡航导弹的突袭能力相对较弱，但这种方式的机动性却很高，导弹载机的飞行速度一般相当于地面发射车和海军舰艇的10倍或更高，这让空基发射系统可以迅速撤离或转移坐标后再次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