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新思维—写在日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

日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关系又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国内舆论和民众无不义愤填膺，眼见得中日关系将迎来建交30年来的冰河期，中国对日外交的长期指导方针无疑将面临重大考验和重要转折。值此中日关系风雨飘零之际，窃为中华百年记，提一方略请诸位朋友指正。
日相小泉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即孔子说过“恶其罪，不恶其人”，所以他参拜靖国神社是“恶其罪，不恶其人”，希望中韩能够理解。其实，对中国来说，反对日相参拜的最好方法就是“彰其罪，显其丑”，并在其最看重的国际场合上，在其最为重视的美欧民间大为展览。展览的内容不是日本如何侵略中国，而是日本在中国实行的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将其千方百计遮掩、否认的罪恶暴露在最广大的人民之中，将其遮掩、否认的嘴脸暴于天下，让日本人羞于走出国门。既然这些事情曾经如此可怕的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使中国人经过了60年的岁月仍无法忘怀；既然日本毫不介意用这样的方法来刺激中国人的记忆，毫不介意在这种刺激之下中国人的反应，那么好吧，中国人来了，带着你们最喜欢的新思维来了，再也不会为鬼子隐恶了，直到日本真正能做到“恶其罪”的那一天。
观之中国这些年的对日交往的手段、手法实在令人有单调、单薄之感。昔日一味鼓吹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世代友好；今又愤恨于日本无悔罪之心，斥其为战犯平反、招魂。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真实情感，却有流于不了解日本而浮于表面之弊。我们固然强调同文同种乃是文化相近之意，而日人却刻意挑拨我有大中华之意，华夷之分。我们自然反对侵略战争、希望和平，而日人却信奉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要弱肉强食。故此，中国对日外交实在有些对牛弹琴之误。
坦率地说，侵略战争和正义战争的提法，人文色彩很强，对于政治外交而言，确是值得商榷。克劳塞维茨很早就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最后手段。这一断言，也已广被接受，而中日战争作为政治外交的最终结果，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而我们今天反对的并不是中日战争爆发的本身，因为新兴的帝国往往更有侵略性和扩张性，而古老民族救亡图存的生命力和爆发力也是令人震撼的，这两种力量的对决果然也是殊死的。用侵略战争和正义战争来描述这场战争，在教科书上是没错，但用在国际政治外交上，那就有一些教条了。
其实，中国指斥日本对侵略战争没有反省，在国际上也很难得到美欧主流社会的理解和同情。谁都知道今天的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把持在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的手中，他们哪个国家当年没有血淋淋的殖民史，谁有不是双手沾满了殖民地人民鲜血的呢？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奉行的就是弱肉强食的理论，他们是不会对中国这样的指斥感兴趣的。但是日本与其他殖民国家不同的地方是，在他长期的对外战争中，发生了大量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残暴对待占领区的人民和战俘，不但中国人民深受其害，而且美英盟军的战俘也同样遭到虐杀。这种反人道、无人性的行为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痛加指斥的，而日本对这种行为的蓄意掩饰和否认，也才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对日本这样的行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反对，要到联合国去反对，到美欧的主流社会中去反对，让世人都知道日本曾是这样一个残暴无行的国家，而日本现在又是这样一个粉饰历史，否认罪行的国家。要把东条英机的名字和希特勒联系起来，把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联系起来，把参拜靖国神社和认同希特勒联系起来，走出国，到美欧的大城市中去办展览，登广告，让这些事情做到家喻户晓，用西方社会民间的声音来促使主流媒体来关注和同情中国人民的遭遇和感受。要知道，日本向来自负又好脸面，自认为西方文明的好学生，一直是要脱亚入欧的，那我们就在他的老师面前戳去他似人的画皮，显出他野蛮人的本质，这恐怕是最令日人难堪和自容的了。
而所有这一切，中国只宜民间做，官方不要干预就好了。
这样，一方面中日关系留有回旋的余地，因为中日两国是不可能永远互相仇视下去的，中日关系终有好起来的一天，否则那就只有战争一途了，而那是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总是由政府来引导这些事，那就会给人以政府操纵民意的话柄，要相信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放手给民间做，人民才是最有智慧的，若真的发生了一些过激行为和违法行为那就依法办事，该处罚的处罚，该判刑的判刑。果如此，中国的人民有了法制的概念，而中国的政府有了相信民众、依靠民众的信心，这对中国来说，这才是比日相参拜靖国神社重要一千倍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