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黨的組織原則不容踐踏——兼述西路軍西進究竟奉誰的命令

高戈里

【本文為作者高戈里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指出：

【“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1]】

半個世紀後，中央政治局這一歷史決議被推翻，史學界和輿論界關於西路軍為“獲取國際援助”“從渡河、成軍、命名到進退行止，都經中央軍委指示或批准”之結論成為主流，一些冠有“軍史專家”名號者甚至借黨報公開替“張國燾路線”翻案。[2]

以下，先展示翻案結論如何違背史實，再展示翻案風踐踏組織原則的要害。

一、命名西路軍並批准其西進，是中央迫於既成事實的追認

1936年9月11日共產國際電示：

【“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後，將給你們幫助”。[3]】

9月27日又電告：

【“蘇聯已經決定從外蒙提供援助，（中國）紅軍應當迅速奪取綏遠定遠營，並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4]】

據此，中革軍委制定了寧夏戰役部署——先“集中三個方面軍……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5]，制止南面敵人對我軍的尾追和夾擊，再以主力攻占寧夏，站穩腳跟後，派支隊依託根據地穿越戈壁，北上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巴彥浩特鎮），接取共產國際援助的武器裝備。

10月下旬，本來中央只批准了紅三十軍一個軍西渡黃河，但張國燾由於“畏敵過右”，在戰役第一階段尚未“擊破南敵”之時，對中央“先打南敵，後攻寧夏”的寧夏戰役部署[6]釜底抽薪，以“朱張”一五八號電令[7]，批准紅四方面軍總部關於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的提議，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認紅四方面軍總部率主力已經西渡黃河的既成事實。

11月2日，紅四方面軍首長致電中央，提出了與共產國際交貨地點背道而馳的西進方向[8]，由此表明其西進的核心意圖並不是為了“獲取國際援助”。對此，徐向前1982年8月14日曾坦然承認：

【“過河後，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9]】

11月3日，共產國際來電將交接武器裝備的地點從北面的定遠營改到了西面的新疆哈密[10]，補給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的理由，也給幾十年後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製造西路軍戰史“陰謀論”者留下了一個可以瞞天過海的“根據”。

11月4日，“徐陳”（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張”（朱德、張國燾），再次提出西進請求，而對毛澤東、周恩來日前要其保持東返餘地的重要指示[11]，未作隻字應答。

11月5日，“朱張”致電“徐陳”，批准其西進請示，並強調了“獨立”、“不受一切牽制”、“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12]。

11月6日，“徐陳”按此電示，擬定並上報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還致電中央請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之“獨立”行動的“名份”。

直到11月8日，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來電改變接貨地點並未同意——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

【“從哈密輸送物資的辦法對於我們主力紅軍已沒有用處了，這個改變已經大遲了。已經過河的紅軍有大約21 000人，我們可以命令他們向哈密方向前進，但要通過5 000餘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們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1 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13]】

11月11日，鑑於共產國際物資援助接運地點又東移到了甘北安西，鑑於“徐陳”率部西進已既成事實，中央正式為紅四方面軍渡河西進部隊授名“西路軍”，並批准其西進請求。

幾十年後，一些冠有“軍史專家”名號者倒打一耙，指責“最高統帥部一連串錯誤指揮”“六誤西路軍”，其中“西路軍一誤於渡河後奉命滯留不進二十天，貽誤迅速西進的良好戰機”[14]，完全無視這二十天共產國際援助物資的交貨地點在哪兒！

西路軍西進，本來是中央迫於既成事實追認的，卻被當代“軍史專家”硬說成是“奉中央的命令”。如此著史，不是史學迷糊，就是史學欺騙。

二、聲稱西路軍西進是“奉中革軍委的命令”，也是瞞天過海偽造的

一些權威軍史作品說到西路軍西進，雖然由“奉中央命令”改稱“奉中革軍委的命令”，但不出示直接依據，因為讓批准“徐陳”西進請示的“朱張”代表中革軍委，底氣不足。

史實如下：

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當選為中革軍委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當選為副主席。

1935年6月，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

草地分裂後，張國燾1935年10月在另立中央的同時，又另立中央軍委並自任主席。

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決定：軍事工作由毛澤東負責；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15]

1936年6月，張國燾被迫取消偽中央並宣布：

【“軍委、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等組織仍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仍以朱德任軍委主席、張國濤[燾]、周恩來、王稼薔為副主席。”[16]】

同年9月19日，賀龍、任弼時等致電中央：

【“建議馬上以軍委主席團集中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岷縣朱、張，陝北周、王，應迅速親臨前線會合工作。”[17]】

9月21日，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並紅二、四方面軍領導人：

【“我們完全同意任、賀、劉、關四同志之意見，以六人組織軍委主席團指揮三個方面軍。恩來因準備去南京談判，此間軍委以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線與朱、張、陳三同志一起工作。”[18]】

9月26日，朱德、張國燾等致電中央提議：

【“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西北局應如何組織和工作，軍事應如何領導，軍委主席團應如何組織和工作，均請決定指示，我們當遵照執行。”[19]】

為張國燾繼續自稱軍委投石探路。

9月28日，朱德、張國燾在電文中最後一次自稱中革軍委[20]；同日，自草地分裂後首次在電文中稱呼“陝北同志”為“黨中央”。[21]

10月10日，中央書記處致電朱德、張國燾並各方面軍領導人：

【“為着統一作戰指揮起見，擬請朱、張兩同志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後方聯絡。”[22]】

10月14日，自草地分裂後，朱德、張國燾致電中央時，首次在電文抬頭稱呼“軍委”。[23]

看看看看：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之時及西進之初，這中革軍委，連張國燾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自稱了，可如今，某些“軍史專家”卻硬說其代表中革軍委，並以此編造成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依據，荒唐！

需要說明的是，鑑於張國燾有封鎖朱德、“強姦式”署他人名字等種種劣跡，此間署名“朱張”的電報並不一定代表朱德。

三、讓翻案結論強霸史學、輿論陣地，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且迎合境外反共勢力

從組織原則上看，要否定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關於西路軍失敗原因的歷史結論，只能通過組織程序，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重作決議。改革開放後，黨內對這一歷史結論雖有不同意見，但中央至今並未行文重作結論予以否定，鄧小平同志對反映不同於中央歷史結論的意見之最後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檔”。[24]

可如今，否定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論調一統史書論述，強霸學術論壇，充斥主流媒體。被某些黨報、地方政府和主流媒體捧為“軍史專家”的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就公開鼓吹“陰謀論”，公然辱罵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像舊色政壇上那些厚顏的政客一樣，……最粗暴惡劣、最卑鄙無恥、最缺德失道、最傷天害理”。[25]

更為險惡的是，西路軍史學之爭如今已經演變成意識形態鬥爭——上述翻案“成果”已被收入張戎夫婦在境外出版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陰謀論”始作俑者還接受了張戎的採訪。該書廣告詞狂妄宣稱：

【“一本註定要改變歷史的書，摧毀中國製造之紅色神話，張戎新書透穿毛澤東魔障！”】

四、把反張國燾路線曲解為反西路軍指戰員是為張國燾路線開脫的政治陰謀

1937年3月31日《中央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早已堅決指出：

【“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鬥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幹部的鬥爭，把四方面軍的幹部同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當受到嚴重的打擊。”[26]】

可如今，夏宇立等“陰謀論”製造、傳播者，對抗中央政治局的嚴厲批評，繼續拿廣大紅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給張國燾及張國燾路線當擋箭牌，其“陰謀”昭然若揭。

對此，執迷不悟不僅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其邏輯也十分荒謬——遵義會議批判左傾路線，否定紅一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鬥爭了嗎？！

四、警惕翻案風為當今中央領導設置政治陷阱

2019年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時強調：

【“我心裡一直牽掛西路軍歷史和犧牲的將士，他們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貢獻，永載史冊。他們展現了我們黨的革命精神、奮鬥精神，體現了紅軍精神、長征精神，我們要講好黨的故事、紅軍的故事、西路軍的故事，把紅色基因一代代傳承下去。”】

本來，1937年3月31日《中央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辛）條內容與習近平總書記上述講話精神基本一致，但一些網絡大V卻曲解為“總指揮親自為西路軍定調正名”，鼓譟其翻案迎來了“春天”，為繼續顛覆西路軍史傳播“陰謀論”，進而妖魔化毛澤東等我黨領袖，開闢輿論通道。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主流媒體藉機繼續否定中央政治局的歷史結論，向受眾灌輸曲解了的西路軍史。

反擊歷史虛無主義任重道遠！

建議：參照1983年中央解決西北黨史問題的辦法，通過召開西路軍史座談會等形式，讓不同觀點的學者通過當面交換意見，明辨是非。

西路軍“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示意圖（）

附圖說明：

本來，共產國際的交貨地點在北面的定遠營（現阿拉善左旗），徐向前、陳昌浩“11·2”電報卻提出了“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的西進方向。幾十年後徐向前依然坦承“過河後，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然而，夏宇立卻把“11·2”電報曲解為“斷然沒有向新疆方向的意圖”，理由是民勤“與定遠營相距約120公里，徐陳認為這裡方便接運物資”，誣指徐向前當年給中央發電報口是心非。對此，我寫了《夏宇立惡語詆毀人民領袖卻唾天自辱——再談辨析西路軍失敗責任的“11·2”電報》，雙石寫了《不懂地理不辯地圖治史論史只能丟人兒又現眼兒》並附上圖，予以反駁。

2019年8月25日

【高戈里，察網專欄作家。】

朱德的角色存疑， 徐向前陳昌浩同張國燾是一個鼻孔出氣，不甘心回陝北接受毛澤東指揮而準備到新疆建立獨立王國，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