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損兵一半張國燾被迫北上乃是走投無路，眾叛親離， 而不是因為所謂的斯大林的聖旨與林育英這個欽差。 張國燾根本不鳥林育英。 雙石鐵流提供的證據確鑿，無可否認。

鐵流雙石也證明張國燾北上路上就打定主意要去西北建立獨立王國， 與他南下四川的目的基本相同。 張國燾被迫北上之後，毛澤東勸其去陝北而張國燾可以篡改北上為寧夏甘肅。 

本文也證實張國燾陰奉陽違，指揮軍隊西征的時候，朱德，劉伯承，賀龍都先後去勸阻張國燾不要一意孤行。 所以，西征根本不是奉毛澤東的命令，也不是斯大林的命令， 而是張國燾自己要逃到西北建立獨立王國。 張國燾西征不但違背毛澤東黨中央的命令，還強迫共產國際修改物資口岸到5000里之外，荒無人煙的新疆。

西路軍將士之死乃是張國燾軍閥割據思想的受害者。西路軍將士英勇犧牲值得尊重，但是借西路軍將士的鮮血替張國燾翻案那是萬萬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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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鐵流 雙石：一腔酸腐氣，滿紙荒唐言——說說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的謬誤]， 原文考證嚴格，證據鏈完整，所以較長。

張國燾走投無路，被迫北上是別無選擇

　　東夫先生之所以不顧自相矛盾，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自己的主觀臆斷來解讀或者迴避這些史料，其目的也很明確，就是想為張國燾開脫歷史罪責，同時往中共中央身上潑髒水。

　　事實上，張國燾並沒有因林育英帶來共產國際的消息而低頭，反而是對林育英11月底的第一次來電，在12月18日的第一次回電中展現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派頭，一方面大肆指責他所謂的“毛周路線”，另一方面處處都要端出他的“臨時中央”，“我主力紅軍在黨中央直接正確領導下，堅決向南進攻，”、“臨時中央主張在最近時期召開中國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四方面軍在中央直接領異下盡力反對毛周路線。”、“望他們立即接受中央正確領導，反對毛周路線。並要求林彭聶李立即與中革軍委和總司令部發生經常關係，恢復紅軍的指揮統一。”[25]……

　　林育英12月22日給張國燾的回電，語氣仍然十分和緩，不但表達了要求黨內團結的願望，並提出了可組織各地中央局的辦法。張國燾沒有理由繼續強硬下去，只能請出朱總司令來作為緩衝。[26]12月30日，朱德總司令署名致電“毛、彭、李、林、聶並轉林育英同志：”，電報內容非常簡短，表示希望雙方互通情況。但從收報人的排名可以看出，這份電報還是經過張國燾之手的——由中央紅軍的指揮員轉達電報，不與中共中央直接對話，還是不承認中共中央![27]

　　36年1月1日，毛澤東個人署名給朱德總司令回電，除通報各方情況外，還傳達了兩個重要信息：1、“我處不但對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繫，對國際亦有發生連繫，這是大勝利。兄處發展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不可愈[逾]越軌道致自棄於黨。”——在組織原則上，中共中央不會讓步的;2、“國際除派林育英來外，又有閻紅雁同志續來，據云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塞維克化，全蘇歐、全世界都稱讚我們的長征。”——共產國際派來的並不僅是林育英一人，這就意味着，共產國際對陝北的中共中央，有着更多的信息溝通。[28]

　　此後，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又有過一次電報往來，張聞天一方面指出張國燾依據某些不實情報做出的錯誤判斷，一方面重申了林育英電報中堅持組織原則的內容。而張國燾在此後的回電中，不但堅持自稱“黨中央”，而且還無中生有地指責中共中央的北上“對川陝赤區的沒有幫助和指導，影響到蘇、紅在西北的發展，……”[29]

　　1月16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即表示共產國際派他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被後人指為是“矯旨”那份電報。這份電報很簡短，除表示自己代表國際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外，僅僅再次表示自己負有溝通共產國際與陝北方面聯繫的職責。[30]而張國燾卻更是不買賬，回電的口氣甚至更為囂張：

　　育英兄：

　　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為何不將國際決議宣告？我們一切都經黨中央同意，假冒黨中央或政府機關名義發表重要文件，此間有公開否認之權。為黨的統一和一致對外，望告陝北同志，自動取消中央名義，黨內爭論請國際解決。盼立復。

　　燾

　　一月廿日[31]

　　看看張國燾這是個什麼態度吧：首先對林育英的身份表示懷疑，接着宣示自己所謂“黨中央”權威，然後威脅說自己有公開否認“假冒”之權，最後直接要求陝北“取消中央名義”——林育英的“矯旨”，張國燾何曾放在眼裡!

　　在張國燾的這種強硬態度下，中共中央才於1月22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作出決定，向中央委員會內部公布政治局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上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

　　1月23日，以朱德署名致張聞天的電報，提出了“黨內急需統一，黨的爭論和組織問題，應由國際解決，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要，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這樣解決組織關係的方案。[32]可以看出，這一方案是張國燾以朱德名義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核心還是要在組織關係上與中央討價還價，要求雙方同時取消中央名義(張國燾1月20日電則是要陝北單方面取消中央名義)。結合張國燾的電報，可以看出張國燾在發出強硬電報時的色厲內荏。

　　1月24日，張聞天給朱德回電，表示“兄處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係，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組織關係照舊，對內對外均無不妥。”[33]——同意張國燾方面暫時直屬國際代表團領導，與中共中央建立橫向關係，但不同意陝北方面取消中共中央名義。

　　同日，林育英也致電張國燾和朱德，告知“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34]，並重申張聞天電報中表達的組織意見。

　　東夫先生則將對林育英的這個電報做了偷梁換柱的解讀，先將林育英電報的時間篡改為1月22日，然後將“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歪曲為“中央決定與張國燾最後攤牌，1936年1月22日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嚴斥張國燾此舉‘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並將一直秘而不宣的‘俄界決議’在黨內公布。同日張浩致電張國燾、朱德，稱這一決定是經共產國際批準的（？？？）”(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將“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歪曲為“俄界會議決定”，企圖營造出張國燾被共產國際強力壓服的虛假畫面。實際上，就在張國燾表示“服軟”的1月27日電報中，他仍然在堅持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要求中共中央與他同時取消中央名義。這份電報東夫先生也是引用了的，怎麼就不肯說出這一點來?

　　關於雙方同時取消中央名義，中共中央從來就沒有同意過。在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朱德、張國燾的電報中，就再次明確了這一點。而張國燾仍在堅持以所謂的“黨中央”名義向下發布各種文件，拒不承認中共中央。直到5月30日，張國燾還給林育英張聞天發電，堅持要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中共中央改稱北方局。

　　直到6月6日，張國燾在所謂“中央縱隊活動分子會”的報告中，才不得不取消他的“臨時中央”，恢復一年前一四方面軍會師時軍事指揮體制，同時卻對下仍舊採取矇騙手段，聲稱是自己與陝北方面同時取消了中央名義。而事實上，中共中央從來也沒有同意過張國燾的這一方案，從來沒有改稱北方局，沒有同意過“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

　　36年2月間，紅四方面軍制定《康道爐戰役計劃》，被迫向康北地區轉移。張國燾的本意，還是堅持其南下戰略，企圖打擊康定的敵李抱冰部，爭取“擴大南下勝利”[35]。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電朱德、張國燾，該電除明確表示不同意張國燾要求陝北取消中央名義的內容外，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行動的戰略方針，給出了三個方向的建議：1、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陝甘，此是上策；2、紅四方面軍在現地鞏固發展，將蘇區迫近岷江，“不失時機將主力躍入堡壘線外”，二、六軍團在雲貴川交界地區建立根據地，與紅四方面軍相互呼應；3、紅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金沙江，與紅二、六軍團取得近距離配合，甚至轉向雲貴發展。[36]

　　接到電報的同一天，朱德張國燾組織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召開靈關會議，討論這三個方案——實際上也是討論《康道爐戰役計劃》是否繼續執行。如果要繼續執行，是否有必要明確戰役目的?究竟是要“擴大南下勝利”，還是按黨中央三個方案中的“上策”而作準備?討論結果是：繼續執行《康道爐戰役計劃》，但目的已不再是什麼“繼續擴大南下勝利”，而是要準備“會合紅二、六軍團繼續北上”!不但與會的絕大多數人擁護中央提出的“上策”，就連張國燾本人，也不得不違心地對此方針表示同意。[37]

　　這就是紅四方面軍戰史中的“靈關共識”。由此可見，當時紅四方面軍高層大多數人，都已在事實面前開始質疑和反對張國燾的南下方針，主張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此後，徐陳等人就不斷在各類軍事計劃等文件中，違背張國燾的意圖，用各種方式表明“北進”的目標，向張國燾施加了很大壓力，最終在戰役計劃的執行過程中，形成了新的《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將張國燾原定的戰役目標“決取康定”，轉變為“相機取康定……以開通將來主力北進之路”。[38]

　　其實自南下失利以來，紅四方面軍在川康地區進退兩難，處境日益惡劣，紅四方面軍內部懷疑張國燾南下方針的情緒就在日漸增長，加之朱德、劉伯承等人多方面的工作和影響，紅四方面軍高層領導人中，主張北上的呼聲越來越高，包括張國燾所倚重的徐向前陳昌浩等人的態度轉變，直至明確反對張國燾的意見，這一切才是迫使張國燾不得不轉變態度的最大壓力。林育英帶來共產國際支持中共中央的消息，只是促使張國燾不得不取消“臨時中央”、尋求北上出路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

　　東夫先生對林育英、張聞天2月14日電報，則僅僅引用一句 “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對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戰略方向的3個建議則隻字不提。東夫先生的目的，是混淆中共中央所主張的北上，與張國燾所不斷摻雜“私貨”的北上之間，事實上存在着重大差別，以便繼續為張國燾的歷史錯誤尋找推脫的理由。

　　中共中央主張的北上，是北出陝甘與中央紅軍會合，張國燾把北上篡改為北出甘肅、青海，仍舊企圖在更西邊的地方繼續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

　　東夫先生在引用林育英4月1日給張國燾的電報時，為了往中共中央頭上潑髒水，再一次對史料採用了斷章取義、割裂文字的卑劣手法：

　　但延安方面突然改變了主意，4月1日張浩回電，表示“堅決不同意”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要他們繼續留在雲、貴；也不同意四方面軍北上，稱四方面軍“已失去北出陝甘的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軍事科學院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居然要四方面軍再次南下！(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東夫所引用的這份電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中其實並沒有收錄，而且東夫在引用時，又刻意做了掐頭去尾的手腳。這份電報的內容，原本是這樣的：

　　甲、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

　　乙、二、六軍團在雲、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

　　丙、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出陝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勿使敵在打箭爐以南造成困難局面，失去南下機會，務乞考慮。

　　丁、一方面軍已組織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目前階段在山西造成根據地，正勝利前進。民眾擁護如潮湧，近日擴紅近萬。[39]

　　此前的3月26日，隨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的林育英曾經發來過一個電報，在通報了東征的戰況及相關統戰情況後，表達了希望紅四方面軍“向川陝甘三省之間及陝南行動為宜”的意見。[40]很顯然，張國燾在3月26日以後4月1日以前，應有給林育英的一份回電，林育英4月1日的電報，就是回復張國燾這份電報的。結合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給朱德張國燾電報中提出的三個戰略方向，很容易就可看出林育英的這份電報中心意思是什麼，再從這份電報的具體文字上，更可以看出所提出的反對意見，顯然是針對張國燾回電中的某些意見，而不是無中生有地突然“不同意四方面軍北上”。

　　首先，紅二、六軍團若進入西康，目的只能是一個：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共同北上，而不是為了和紅四方面軍一同留在西康!在戰略上，西康是一塊死地，紅四方面軍因張國燾的誤導在這一地區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這已經為事實所證明。若紅二、六軍團也和紅四方面軍一樣滯留在這一地區，對紅軍來說，後果必然更為嚴重。因此，林育英自然要反對紅二、六軍團被張國燾引入西康。

　　其次，在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三個戰略方向建議中，紅四方面軍若不北上，紅二、六軍團原本就應該在雲貴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形成相互呼應的局面，而不是進入西康與紅四方面軍一起滯留在當地，所以林育英自然會認為紅二、六軍團在雲貴件創建根據地是正確的。這個正確的定義，顯然也是針對“進入西康而不北上”而言的。

　　最後一點是最為關鍵的，也恰恰是東夫做了手腳的。該電報中的丙項，原文是“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出陝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勿使敵在打箭爐以南造成困難局面，失去南下機會，務乞考慮。”——原文表明了紅四方面軍“先機南出”的前提，即“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出陝甘機會”!

　　原文的意思非常明確：既然紅四方面軍已經失去了北上出陝甘的機會，那麼就應該考慮先機南出，不要令敵人占領了打箭爐(即康定)以南造成紅四方面軍向南的困難局面。

　　原文中所言的“四方面軍既失去出陝甘機會”，顯然是根據張國燾的電報所述情況而言的。東夫先生對原文故意刪去了一個“既”字，於是成了斷章取義後的“已失去出陝甘機會”一句，電報的原意，就被他篡改成是中共中央對紅四方面軍態勢的判斷——東夫把林育英電報原文的意思，改成了“你們已經失去出陝甘的機會了”!

　　東夫先生歪曲歷史的手法竟然是如此地卑劣!

南下不成就西進，總而言之躲起來——這就是張國燾路線

　　雖然張國燾表面上也不得不同意北上，他仍然在北上的決策和行動過程中，不斷製造事端，一再阻撓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後來整編為紅二方面軍)北上與中央紅軍的會師，這一點在東夫的敘述中，就被完全掩蓋了。

　　1936年6月25日～30日，紅二、六軍團陸續在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3日，紅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就開始踏上共同北進的征途。

　　7月5日，紅二、六軍團依照朱德總司令依照黨中央意圖下達的命令，正式改編為紅二方面軍。[41]

　　而張國燾在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和兩軍共同北進的過程中，仍然一再地搞小動作製造事端，企圖改變北進與中央紅軍會合的大方向。

　　張國燾一直阻斷紅二、六軍團與中共中央的直接電訊聯絡，還拒絕中共中央與紅二、六軍團取得直接電訊聯絡的要求;6月10日，張國燾改變“靈關共識”，致電陝北中共中央，告知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後，北進的目標是“向夏、洮西北行動”[42]。6月19日，中共中央回電，明確表示“關於二、四方面軍的部署，我們以為宜出至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並詳細闡明了理由。[43]

　　會師時，紅六軍團先到，張國燾就趁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和紅二軍團尚未到達之際，向紅六軍團散發詆毀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小冊子，企圖在部隊中製造思想混亂;任弼時到達後，張國燾則告知任弼時，他是西北局，陝北是北方局，黨中央職責由駐國際代表團行使，為任弼時所反駁;張國燾還向任弼時提出，要召開“兩軍高幹聯席會議”，以便“政治上首先一致”，亦為任弼時所拒絕。

　　兩軍開始聯合北進後，張國燾就如同一年前在阿壩秘密派人調查從齊哈瑪杜黃河西進青海的路線一樣，又私下派人遠到甘孜調查經德格進青海的路線，企圖把部隊拉向青海、新疆方向，但調查結果是“大部隊走不通”……

　　7月22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建議“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待你們進至甘南適當地點時，即令一方面軍與你們配合”。[44]

　　7月27日，黨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8月5日，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當時稱救濟寺，就是一年前紅一四方面軍分裂的地方)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張國燾又一次提出了西渡黃河去青海的方案，但被與會的大多數人否決。此後，張國燾還曾私下裡再次向任弼時提出召開兩軍高幹聯席會議(這是張國燾慣用的手段)，再次被任弼時拒絕。

　　9月初，紅二、四方面軍進入甘肅南部，任弼時回到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

　　但任弼時一走，張國燾很快又大鬧了一場。

　　這就是“甘南風波”。

黑白顛倒，是非混淆——東夫意欲何為？

　　9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寧夏戰役計劃，要求紅二、四方面軍提前與中央紅軍會師，三軍聯合攻取寧夏。9月16日，西北局在甘肅岷縣召開會議(任弼時、賀龍等二方面軍領導人沒有到會)，討論中央的寧夏戰役部署。張國燾在會上再次反對北上，主張西渡黃河去青海、新疆，也再一次被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與會者集體否決。會議期間，張國燾還以個人辭職相要挾，也沒有得逞。會後，張國燾雖然也在集體制定的《靜會戰役計劃》上簽了字，卻於20日當晚獨自趕往漳縣前線(行前部署電台人員不許為朱總司令向中央發報!)，到漳縣後，張國燾蠱惑、煽動沒有參加西北局會議前線軍事指揮人員徐向前、周純全、李先念、李特等人，推翻岷縣會議決議，擅自調動部隊向西開拔!

　　而且，張國燾這回是鐵了心!朱德總司令突破封鎖迭電勸阻不果，趕至漳縣勸阻仍不果，紅二方面軍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來電勸阻還是不果，中共中央迭電再陳利害仍然不果。更有甚者，張國燾在電報中聲稱，若無中央明令(這時候他開始稱陝北為中央了!)，部隊將繼續西進。而中共中央最後不得不直接下達命令反對西進，張國燾卻置若罔聞!

　　直到9月27日，四方面軍部隊已過洮縣，前方偵察表明，黃河對岸已大雪封山，無法渡河，徐向前等軍事領導人在事實面前，也在洮縣會議上改變意見，主張返回與中央紅軍會合。張國燾卻仍一意孤行，堅持要西進，主張“繞道而行”(又要走一次草地!)，還特別用“打到迪化（烏魯木齊），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裝備再打回來，再與一方面軍會合也不遲”的遠景，繼續蠱惑四方面軍的軍事幹部(看看張國燾的這番話，對比一下後來西路軍的目的，就可看出中央為什麼說西路軍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影響了)。但這次四方面軍的高級領導人，都不再支持張國燾，因為這次西進，造成部隊情緒波動極大，甚至出現了整連人員離隊的現象。所以，洮縣會議上張國燾空前孤立，最後不得不再次放棄他的西進主張。[45]

　　9月30日，紅四方面軍再次重新北上，前後耽誤了約兩周時間。

　　這就是歷史上稱為“甘南風波”的事件。東夫先生為了營造張國燾一心一意北上的假象，對這段重要的歷史事實，完全視而不見。

　　東夫先生還出於他自己的陰暗心理，煞有介事地編造了毫無根據的評判：“中央對四方面軍北上是抱有戒心的。可以想象，如果讓其集中到陝北，處理張國燾是有風險的。”這個結論顯然就是以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邏輯來詆毀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不想會師的是張國燾而不是中共中央!共產黨的原則是黨指揮槍，張國燾才是企圖以槍指揮黨，想靠軍事實力來左右中央，結果是造成了紅軍的分裂，給中國革命帶來了重大損失。依照東夫先生照搬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邏輯，張國燾本人怎麼就能一下子從上海“空降”到鄂豫皖中央局，成為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呢?能假黨的名義在鄂豫皖和通南巴蘇區大搞“肅反”?而後又不能一意孤行，而在包括徐向前、陳昌浩在內的紅四方面軍幹部的反對之下，被迫踏上再次北上之路呢?而包括徐向前在內的那些創建紅四方面軍的軍事幹部，對張國燾來說有什麼“風險”沒有?

　　東夫先生無視紅四方面軍也是黨領導的武裝這個最基本的事實，以他自己臆造出來的這個評判為前提，對歷史事實做了大量歪曲，又一次做出了非常惡毒的暗示：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央有意損耗張國燾的軍事實力，從而斷送了西路軍，才得以在延安開展批判張國燾。這其實是某些藉口為西路軍“正名”、實則詆毀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人，已經鼓譟了多年的陳詞濫調。東夫先生只不過是鸚鵡學舌，照抄那些人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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