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微軟官方發布公告，表示此前收購Tik Tok的邀約已被字節跳動拒絕。如此一來，有意競購Tik Tok的美國企業，就只剩下甲骨文（Oracle Corporation）一家。

　　雖然又有最新消息指出Tik Tok事件的最終解決方案並不是特朗普當初揚言的“完全收購”，而是僅僅將涉及美國用戶隱私數據的管理交由甲骨文處理，主要業務仍歸字節跳動所有，雙方為“技術合作”關係。不過我這篇文章並不想再贅述Tik Tok事件的始末或預測走向，而是着眼於為何字節跳動最終選則與甲骨文合作？具體原因自然是複雜的，但要說幫助甲骨文“笑到最後”的法寶，一定少不了美國政治中最核心的一項技能——遊說（Lobbying）。

　　甲骨文創始人埃里森與蓬佩奧會面

　　（一）

　　與一眾美國信息技術（IT）企業相似，甲骨文創立於美國計算機和互聯網產業爆發的80年代，稍晚於微軟，但早於谷歌和亞馬遜。同樣地，在本世紀之交的那數十年時間裡，甲骨文和IBM、惠普等企業一樣，靠着在服務器、數據庫、存儲等方面的業務，大賺特賺，長期享受着高額的利潤。就1989年，我國也對甲骨文開放了市場，行業涉及金融、電信、能源，甚至是政府機構，令其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

　　2000年，甲骨文市值一度衝到最高點，每股達到45美元，甚至略高於當時的微軟（約40美元）。二十年後的今天，微軟的市值過萬億，每股超過200美元。而甲骨文的股價，只有不到60美元。谷歌、亞馬遜、臉書等企業，更是後來居上，紛紛進入“萬億市值俱樂部”。最近十年，由於中國互聯網公司和雲服務的崛起，甲骨文更是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地盤被新興公司蠶食。2013年，甲骨文在中國的大裁員，還曾掀起不少的波瀾。然而就是這樣一家止步不前，甚至有些倒退的老牌企業，卻在遊說上，出手大方。

　　據紐約時報數據，2019年，市值僅1700億的甲骨文，在聯邦遊說上，花費超過821萬美元。相比之下，市值1.5萬億的微軟，花費1030萬；市值1.03萬億的谷歌，則花費1278萬。在支持特朗普連任上，甲骨文公司以及高管們，也通過各種渠道，向特朗普“獻金”大約70-120萬美元。要知道，大多數硅谷公司和華爾街企業，可都是特朗普的“敵人”，政治獻金也基本都流向了他的對手拜登和其所在的民主黨。

　　既然花了這麼多錢“搞關係”，甲骨文自然是得到了特朗普和國會的“雙重讚賞”。上個月，特朗普還曾在一次講話中，稱甲骨文是一個“偉大的公司“，其創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也是一個“優秀的人”，特朗普還相信甲骨文可以“搞定”Tik Tok問題。最近，美國衛生部更是將疫苗數據收集和分析的“搶手業務”，交給了甲骨文。

　　這樣一個“明日黃花”的公司，為何對遊說如此大手筆？甚至比互聯網巨頭們還要大方？這是因為遊說，是美國政府和商界互動的最核心技能，只有用好這項技能，才能發財。

　　（二）

　　美國的遊說文化，從美利堅合眾國成立那天起，就已經存在了。各式各樣的企業，為了自己的產品和業務能得到政府的審批、推廣或肯定，一定是需要向當權的官員和政客們“推銷”的，畢竟“酒香也怕巷子深”。久而久之，除了企業自身的公關團隊，職業說客（Lobbyist）團體應運而生。這些職業說客，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整個團隊。他們遊說的對象，可能是某位特定的官員，也可能是幾十上百位國會和地方議員。

　　甲骨文公司的頭號說客，是其公司副總裁肯·格呂克，此人曾任民主黨參議員喬·利伯曼的助手。而利伯曼，則擔任參議員一職長達24年，也曾兩度角逐總統和副總統寶座。利伯曼雖然是民主黨人，但一直以“獨立派“人士自居，他還曾是共和黨人小布什政府幕後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伊拉克和以色列等重要問題上，都曾參與決策。這樣一位“兩黨通吃”的大佬，其助手的關係網一定是十分強大的。

　　2016年12月，肯·格呂克（左一）被拍到出席特朗普的科技圓桌會

　　靠着參議員的關係，甲骨文公司的59名說客們，在格呂克的帶領下，曾在一個十分冷僻的版權問題——反壟斷和濫用消費者數據等問題上，對互聯網巨頭谷歌窮追猛打，使對方毫無招架之力。此外，由於甲骨文公司的指控，亞馬遜曾被迫放棄一份價值100億美元的軍方訂單。老牌互聯網公司微軟也難逃其手，在格呂克的不斷“努力”下，比爾·蓋茨曾不得已接受國會質詢，不少業務也受到了聯邦政府的限制。

　　不少人可能都注意到，美國政客下台或退休後，並不會立馬歸隱山林，多是謀求事業第二春。身居高位的總統們可以發揮寫書和演講這類傳統藝能，其它官員和議員們很多就選擇了成為職業“說客”。中美恢復建交的主要推手，美國的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退出政壇後，便成立了一家名為基辛格聯合公司的諮詢企業。為美國運通、可口可樂、韓國大宇、愛立信等一眾知名企業，都曾提供過遊說服務。而這家公司，也吸引了美國前國務卿、中情局局長、外交官、州長、國安顧問等許多退休官員和政客繼續“發光發熱”。臉書網的首席說客凱特琳·奧尼爾，就曾是現任眾議員議長佩洛西的幕僚長，谷歌也曾聘請小布什政府的助理檢察長肖恩·麥克勞林為自己在國會和政府遊說。據說，這些“手眼通天”的說客們，年薪輕而易舉就可以超過百萬美元。

　　有了這些資深政客們的遊說，美國公司在處理與政府關係當中，自然是如魚得水。就算不能搞定總統，搞定一些國會議員對他們來說還是輕而易舉的。眾所周知，美國政治實行三權分立，總統定下的法律，需要國會通過，大法官則可以隨時叫停。由於大法官通常不輕易出手，搞定國會，也就相當於搞定了美國政壇的一半。特別是當國會多數成員和總統不是同一黨派的時候，眾議員和參議員的話語權，就更大了。根據統計，2018年美國五大科技巨頭：臉書、蘋果、亞馬遜、微軟和谷歌，在政府遊說上的花費超過6500萬美元。曾經在遊說上出手闊綽的華爾街金融界，已經追不上這些科技企業，但美國排名前五大銀行，2018年還是花費了至少2600萬美元。

　　聊了這麼多，說客一職，說到底就是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幫助各行各業，在政府和政客之間“跑關係”。為了搞定這些美國政客，中國企業也難以逃脫遊說的套路。彭博社曾報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華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遊說費用高達180萬，全年共花費300萬美元。早在2012年，也就是華為上一次遇到類似危機的時候，也曾花費120萬美元進行遊說。危機解除後的幾年，該項費用逐年下降，2017年只有6萬美元，2018年則是16.5萬。同樣為行業巨頭的德國汽車企業大眾，從90年代開始，每年都穩定地支出100萬美元左右的遊說費用。與美國“亦敵亦友”的三星集團，從2012年的100萬美元開始，每年遊說費用都在增加，2019年超過340萬美元。

　　華為每年遊說費用（來源：美國政治捐獻數據庫，opensecrets）

　　（三）

　　企業或某個行業協會進行遊說，在官員和政客之間“跑關係”，比較好理解，畢竟做的都是大生意，政府隨便一條新政出台都可能令這些企業破產或發財，“花錢消災”的道理大家都懂。然而遊走在華盛頓特區的說客們，最大的客戶，其實是大大小小的海外政權或政治團體。

　　2015-2017這兩年間，中東“土豪”沙特，就“突擊消費”超過1800萬美元，僱傭140多位說客和25家顧問公司，遊說美國政府和國會。如此巨額的遊說費用，最終促成了沙特成為2017特朗普上台後第一個訪問的國家，奧巴馬政府留下的“冰冷關係”重新回暖。據美國智庫“響應政治中心（The Centre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統計，自2016年以來，在遊說美國政客上，日本政府共花費1.37億美元位列第一；韓國9800萬排第二；緊隨其後的是百慕大（8600萬）、沙特（8300萬）和巴哈馬（8000萬）。利比里亞、馬紹爾群島、以色列、愛爾蘭都名列前茅。這些國家大都是美國的盟友，或是與美國利益緊密捆綁的國家。與這些需要給美國“拍馬屁”的國家截然不同，我國政府在此項上的花費，據報道每年不到200萬美元。而俄羅斯，在此項的開支上據說更低。一些俄羅斯政府官員和專家認為，與其花錢去美國“跑關係”，不如將資金投在對外媒體運營上，例如“網紅”媒體：今日俄羅斯。

　　有意思的是，我國台灣地區，其政府最近幾年每年在遊說美國政客的花費也都在200萬美元上下，2017年更是達到330萬美元。如果算上具有其政府背景的機構（旅遊部門、貿易推广部門）以及黨派，台灣每年在該項目上的花費則在280-500萬美元之間。2016年12月，特朗普剛剛當選總統，還未走馬上任的時候，就破天荒的與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通了電話。當時有消息指出，這起事件的幕後推手，就是職業說客鮑勃·杜爾，一個曾經擔任美國參議員27年的共和黨元老人物。為了這一通電話，蔡英文政府至少支付了14萬美元。

　　從後來發生的事實看來，台灣政府每年在遊說上的“大出血”，不得不說，還是有一點效果的。相比之下，一般更注重政府間或官方外交的我國，自從特朗普上台後，也算是再次見識了美國政客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的本質。針對美國政治體制，上至總統，下至平民百姓的“全方位”交往策略，或許更加有效。

　　（四）

　　對於華為或字節跳動這樣的出海企業來說，在遊說或公關方面長期穩定的投資，比“臨時抱佛腳”可能更加有效。其實中國企業的產品早已經得到了美國消費者廣泛的認可，那企業要做的，就是持續不斷的，在美國民間和政壇，樹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不要讓個別對中國持有偏見的政客，帶偏整個市場。

　　對於國家來說，不僅和企業一樣，要積極在海外樹立“品牌”形象；同時，針對美國這樣“商業思維”濃厚的國家，要有針對性的，從謀求共同利益的角度出發，與一些政客建立穩定關係。例如前些年，因為與我國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一些華爾街大鱷就一直充當着“中國說客”的角色。現如今，美國社會和政壇高度分裂的局面已經出現，失去理智的美國政客似乎也越來越多，我們不能指望這些政客“親華”，但適度的遊說或公關策略，一定有助於扭轉那些被惡意“妖魔化”的國家形象，向大眾還原一個真實的中國。

　　隨着美國總統大選一天天臨近，特朗普政府一定還會為了轉移其國內矛盾，不擇手段針對中國做出更多無下限的動作。對於這些瘋狂甚至有些無厘頭的行為，我們自然不必過分放在心上。但無論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當選，中美雙方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是不會變的。理解和利用包括遊說在內的美國政治技巧，在解決國際問題、保護我國出海企業方面，或許都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