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和布林肯在一起
儘管直到G20峰會上，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仍然向他們的全球同事們表示將繼續同他們合作下去，但隨着總統交接日的臨近，早早宣布“當選”總統的約瑟夫·拜登已經啟動了“組閣”，其中國務卿的最熱門人選是曾任奧巴馬政府的代理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常務副國務卿的安東尼·布林肯。
進入候選名單的還包括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克里斯·墨菲、威廉·伯恩斯、蘇珊·賴斯等。
作為呼聲最高的國務卿人選，安東尼·布林肯是一個典型的建制派：長期浸淫於華盛頓政治圈子裡，從基層慢慢成長起來，閱歷豐富，思想敏銳，但又不失低調、圓滑。
他的政治起點非常高，在繼父的推薦下進入杜卡基斯的總統競選團隊，之後受委為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規劃室主任、高級主任，成為其“御用筆桿子”，2020年民主黨敗選後，一度進入智庫任職，但不久就成為參議院外事委員會共和黨首席委員拜登的幕僚，待到奧巴馬＋拜登組合贏得大選後，他先是擔任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換屆後轉任奧巴馬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曾代理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職務，隨後升遷為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
在常務副國務卿任上，布林肯比較突出的與中國打交道的經歷，包括2015、2016年兩次訪華，在後一次訪華期間，與中國外交部的常務副部長張業遂，共同主持了中美戰略安全對話，可以說他親歷了中美建設性接觸關係的最高潮階段。
無論誰擔任擬議中的拜登政府內閣首席部長，都必須首先將其施政建立在總統的外交原則之下。
拜登關於中國有一段經典的表述：中國只是競爭對手，俄羅斯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要與中國進行競爭，但在該合作的領域——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和健康及核擴散等，必須與中國展開合作。
在近日接受採訪提問，他會不會懲罰中國的經濟行為時，拜登說，“這不是關於要懲罰中國，而是要讓美國回歸國際多邊組織”。
與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傾向相比，拜登選擇與盟友開展更多的合作，他認為，“我們占全球經濟的25%，我們需要與其他25%或更多的民主國家結盟，這樣我們才能制定規則，而不是讓中國和其他國家來決定結果”。
總的來看，“拜登+布林肯”或者拜登與任何一位潛在的國務卿候選人的組合下的美國外交，將會顯著收斂特朗普式的外交鋒芒，回到更注重施壓、說服、妥協以及聯盟等外交策略的傳統軌道上，比起特朗普政府，要更理性、更務實、更可預期，但也更着力長期的戰略效果。
在中美關繫上，拜登政府的外交風格將有助於結束特朗普任期推動的大刀闊斧、“狂飆突進”的中美關係戰略轉型，減少兩國之間逐漸加深的敵意和爭鋒相對的“交戰”，使兩國關係實現“階段性的戰略緩和”，部分恢復雙方關係的“建設性”和“穩健性”，但同時將在全球和地區兩個層面圍繞中國，擴大盟友和夥伴體系，建立更密、更持久的遏制網絡，使中美“戰略競爭”進入聯盟化、制度化、機制化、常態化和長期化，為兩國關係新模式的可持續推進，奠定一個新基礎。
特朗普在全球政治大轉型的緊要關頭，領導美國政府推動了內政外交領域的諸多建樹，形成了獨特的以美中關係戰略轉型——從建設性接觸融合向全面戰略競爭——為核心的外交遺產，深刻地影響了國際社會，世界新秩序已經發軔並在形成之中，因此開啟了“特朗普時代”。
拜登擔任總統將首先在“後特朗普時代”由其前任所締造的外交遺產的巨大陰影下——它們至少得到美國一半人民的支持，因此不可忽視，拜登必須要在其執政中貫徹人民第一的原則，比起任何前任民主黨總統更像特朗普那樣“迎合人民”，並由此展開施政，他會“廢棄”特朗普的某些施政舉措，開啟部分“回群”，但不管他願不願意，特朗普主義的“陰魂”將在其施政中揮之不去。
拜登是由美國建制派共同推出的“最不壞的”對抗特朗普的人選，因此其施政將同時兼顧黨內舉足輕重的大佬、建制派各類利益集團及華盛頓政界建制派中堅的影響。
我們將見到一個迥異於歷任民主黨政府、與特朗普主義存在本質的精神聯繫和繼承關係、在革新派和保守勢力之間備受擠壓的拜登新政權，直到其結束任期，為下一個開拓型總統讓路。
對於中國來說，相比較特朗普的極限施壓、不按常理出牌以及長期以來對華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意見，老套風格的拜登政府相對好打交道，但弱勢政府所造成的權力分散及美國內在特朗普任期已經形成的華盛頓新共識，將在中國內外形勢的共同驅動下，持續不斷地對中美關係造成困擾，使兩國關係最終仍不免朝着敵意的方向，緩慢演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