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德·特朗普執政的後果將會是未來幾十年人們一直討論的話題，但對中國領導層而言，其後果已經相當明確。中方認為，過去四年表明，美國正在迅速衰落，這種衰落導致華盛頓更加喪心病狂地試圖阻撓中國崛起。特朗普的貿易戰、技術禁令，以及將自己的抗疫不力怪罪到中國頭上都印證了中國政治精英們的看法，即美國一心想打壓他們的國家。
可以肯定的是，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國試圖牽制和遏制中國的看法就在中國官員中廣為流傳。許多美國人認為，現在出現的許多破壞性後果都只應歸咎於特朗普政府，但對中國的當政者而言，他們早就對美國將執行什麼樣的政策做了最壞打算，這些後果不過就是深刻印證了他們之前的看法而已。
但特朗普的出現已將北京視為長期的風險轉變為眼前的危機，這就需要北京緊急動員整個體制進行應對。特朗普政府一直試圖削弱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控制，迫使中國開放由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並阻止中國獲得技術霸權。然而，在這場博弈持續了將近四年之後，特朗普的政策似乎在每個領域都產生了反效果。
華盛頓需要制訂一項中國戰略，這項戰略不僅能評估中國的能力和目的，還能充分考慮到中國領導人認識美國的思路和應對特朗普政府的方式。這一戰略還必須抵制那種廣為流行但並不準確的觀念，即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支不可阻擋的力量，正沿着一條不可動搖的路線向前推進，不會對外部壓力和激勵措施做出任何反應。為了制止中國最有問題的行為，美國可以制定一項更有效的戰略。但要做到這一點，華盛頓必須努力顛覆中方的設想，即美國正在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特朗普執政時期動輒制裁中國“狼來了”
幾十年來，中國領導人和決策者一直認為，美國的力量正在走向衰落和美國一直試圖阻止中國崛起。毛澤東喜歡預測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正在走向沒落，他稱資本主義世界是在“苟延殘喘”。他經常抨擊西方試圖破壞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譴責“反動派試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這些思想在毛澤東去世後仍未消失，儘管在中國開始市場化改革和蘇聯崩潰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後這些想法有所動搖。
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只有中國相對毫髮無損，這讓中方開始懷疑，毛澤東所預言的資本主義衰亡是否真的到來了。他們從馬克思扭曲的歷史大勢觀出發，期待這一前景能導致毛所說的垃圾反動派會像“夜以繼日”一般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也就是說美國領導人無論怎樣打壓中國，最終都只會徒勞無功。
許多中國精英現在認為，特朗普執政時期將這一緩慢進程推進到了一個無法逆轉的急劇惡化新階段。這位總統退出了各個國際條約和組織並藐視美國的傳統盟友，中國精英正估量着這些行為將產生怎樣的後果。他們還見證了美國的國內政策是如何加劇了美國國內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趨勢，排斥了移民和削減了用於研發的聯邦資金。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吳新波在2018年認為，特朗普政府“不明智的政策”正在“加速惡化（美國的）衰落趨勢”，“大大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由北京支持的《大公報》在今年早些時候發表評論，認為“美國正在從‘衰落’走向‘加速衰落’”。中國在升級其對美戰略時把這一信念當作核心前提。
中方把美國的急劇衰落與美國加緊遏制中國的努力聯繫在一起；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從一個潛在的、長期的威脅變成了一個（套用中國官方愛用的字眼）“全面壓制”、百般阻撓中國崛起的總禍根。
2018年，特朗普對價值數百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並對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和中興發出禁令。特朗普離職和在職顧問的言辭，如彼得•納瓦羅（他的作品包括《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和《死於中國之手》）和史蒂夫•班農（他呼籲“更迭北京政權”）的言辭，有助於印證中方的想法。
特朗普的行為和言辭加深了北京方面的印象，即現在的美國正在不懈努力，想要快速打壓中國。中方還認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都有意打壓中國，因為國會幾乎一致通過了與中國相關的立法，而像議長南希•佩洛西這樣著名的民主黨人也批評了中國。去年7月，中國官方報紙《環球時報》的一篇社論指出，“中國必須接受美國對華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一現實。”
很顯然，中國精英階層的觀點已發生了轉變。據中國前高級貿易官員魏建國所言，北京的主流觀點是“貿易戰的本質是美國想要摧毀中國”。高級外交官傅瑩在6月宣布，美國現在的對華目標顯然是“通過打壓中國來減緩中國發展速度”，這是一場衰落超級大國“輸不起的戰爭”。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8月宣布，美國“早已不是大國”，美國領導人決心“努力壓制中國，因為他們害怕中國發展”。這些觀點在中國官員和專家的聲明中，在中國共產黨出版的雜誌和報紙上，以及在整個中國社交媒體圈中廣為流傳。
長期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認為這種對抗可能會在未來某一天到來，但這一天到來的要比他們預期的快得多。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時殷弘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多年來，美國和中國都有人說狼來了，狼來了，但狼並沒有來。這次，狼真的來了。”
從旁觀者的角度看
在此觀念根深蒂固的情況下，毫不奇怪的是中國的反應會加劇本就分歧嚴重的中美體制衝突。儘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呼籲“與中國人民接觸並賦予中國人民權力”（這一呼籲在中國被廣泛解讀為要求更迭政權），但中國共產黨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國社會。
一些美國高層官員堅持特朗普政策的目標是迫使中國開放其國家主導型經濟體制，但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中國政府就判斷特朗普所要達成的目標是實用主義的——他只關心如何為美國做成一筆所謂的好買賣。作為回應，中方加倍依賴國有部門去應對中美衝突所引發的動盪。國有企業獲益於政府越來越優惠的政策和優先提供的銀行貸款。
在今年1月談判達成有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北京做出了一系列購買美國商品的承諾，但卻沒有做出任何進行重大改革的承諾。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甚至提出將國家主導型經濟模式提升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一——這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範疇，通常只保留給領土和主權要求。事實上，新冠疫情加深了很多中國人的印象，即這種模式具有優勢。新華社宣布，國有企業“一直是應對新冠疫情的重要力量和主力軍”。
黨團幹部在抗疫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圖片來源：新華網特朗普的行動非但沒有遏制中國努力獲取技術霸權，反而鼓勵中國加緊努力，減少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多年來，中國既想收穫中美相互依存的好處，又想避免自己在與這個世界最強大國家相處時吃虧，中國一直試圖在這兩者間保持平衡。中國把消解相互依賴的隱患作為首要任務，其措施包括通過“中國製造2025”計劃，爭取到2025年使中國在十項核心技術上實現70%的自給自足。
事實證明，中國願意以國家自主的名義犧牲經濟增長，眾多曾經支持融入世界的開明派官員和與政府有聯繫的專家現在也都開始同意這一看法。中國人民大學美國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慶思寫道，在2018年發生的“中興通訊”事件“使那些主張依靠美國發展自己經濟的人清醒了”，並使國人學到了這樣一條教訓——“中國必須發揚自力更生的傳統，減少對外依賴。”
北京現在發現自己很難加快自給自足的步伐，但方向是明確的。一個中國真正實現自力更生的世界就是一個美國對華影響力遠低於現在的世界。中國在許多基礎技術方面仍然依賴外國公司，包括從個人電腦、智能手機到人工智能系統領域全都需要的尖端半導體。2019年，在與美國談判期間，中方開始停止公開談論“中國製造2025”以緩解緊張局勢，但這一政策實質上一直存在，一位匿名的高級官員對一位美國記者表示，中共要實現該計劃的各個目標，在這方面它們“絕不會讓步”。今年早些時候，中方誓言追投1.4萬億美元，用於研發和部署先進技術設施，如5G無線網絡、增強型傳感器和攝像頭、自動化設備等。
中國也開始擔憂更多本國依賴美國的領域。最近，因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從使用美元到銀行間支付系統）而引發的緊張局勢變得尤為嚴重。即使本身是國際主義者的官員，也已經開始警告“金融戰”的風險，並認為美國“會盡其所能得使用欺凌措施和長臂管轄權對付中國。”
中國精英將新冠疫情引為證據，證明美國將在陷入衰退時猛烈抨擊中國。截至8月底，美國已有約600萬病例和近20萬人死亡，特朗普抗疫失利正好證明了中國觀察家所認為的美國正處於危機狀態。他們稱這場疫情為“美國領導集團的滑鐵盧”和“美國世紀的終結”。他們認為特朗普在選舉季發起反華活動（他稱新冠疫情是“來自中國的瘟疫”，並針對中國各實體單位發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和其它政策）是為了分散美國民眾對其治理失敗的注意力。
但許多中國主流聲音認為，無論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如何，美中關係的發展軌跡都將由“美國衰落”和“敵視中國”這些勢不可擋的力量所塑造。最近，中國國家安全部下屬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資深院長袁鵬發文，“即使拜登勝選……美國也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才能重獲其世界領袖地位……美國的對華政策只會變得越來越敏感、僵硬和傲慢，因為他們正在加倍努力地去遏制和打壓中國。”
中方推出的新政策正是基於這些預期。在今年春天，公布了一項經濟議程，旨在將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調轉向內，發展經濟要更多地依靠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而不是依靠“更加不穩定和不確定的世界”。促內需一直是中方熱捧的一個話題，誓言要將擴大內需當作未來2021-25時期五年計劃的核心目標。這種轉變顯然是由這樣一個假設所驅動，即美國將繼續與中國作對。正如一家中國國營媒體在今年7月末所尖銳指出的，“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
誠然，中方希望緩和中美之間的貿易和技術衝突以爭取時間，還希望加強和分散發展中國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聯繫，其手段包括“一帶一路”倡議，這是為了要建設一個旨在加強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國際基礎設施項目網絡。中國的去全球化程度遠不像其去美國化那麼嚴重。
中國堅信美國是一個日益衰落的敵對大國，這使中方有勇氣以蓬勃的朝氣追求長期的目標。他們認定美國正在走向衰落，這種想法使他們覺得更加咄咄逼人也不會有太大風險。他們感覺到了美國的敵意，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這些都使他們更不在意那些來自國際社會的責難。隨着美國不再奉行多邊主義和退出相關的國際機構，中國試圖重塑各個國際機構，如改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利於中國。中國在這些領域的行為往往與美國利益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相悖，要破壞自由主義的規範和價值觀。
更好的對華戰略
美國對華戰略應如何應對這些變化？鑑於過去幾年的慘澹記錄，一些人可能試圖向北京方面做出保證，美國實際上並不打算壓制中國，以此來恢復常態。但這種方法不太可能成功。
中國的目標與美國的利益在許多領域都有衝突，而且特朗普確認了北京對美國的許多看法，再多的外交安撫都無法說服中方放鬆對中國社會的控制，減少對國家主義經濟體系的支持和不再減少中國對美國的依賴，他們這麼做都是為了自身安全。試圖在這方面說服他們似乎跟與虎謀皮沒什麼兩樣，這與他們的“歷史車輪正加速美國衰落”這一認知相悖。美國的戰略必須尋求從當前困境中突圍而出，而不是倒退縮回。
但這並不意味着北京的全盤打算都是一成不變的。目前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這種觀點沒有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會對壓力和激勵作出反應的國家，而是一個無法對外部刺激作出反應的僵化國家。然而，如果認為過去幾年的政策並不成功就意味着美國在面對一個更強大的中國時會束手無策，只能拉起吊橋躲進城堡為衝突做準備，那這種想法可就錯了。現在是時候採用一種新方法了，我們既不需要懷舊般地“重置”中美關係又不要對中美關係抱有惶恐不安的和聽天由命似的一廂情願。
最好的出路是制定一項戰略，其前提是對美國和中國的利益進行更現實的評估。雖然北京以激烈競爭和意識形態的眼光看待世界，但華盛頓仍然可以在中國問題上促進自己的利益。這一戰略最雄心勃勃、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必須是向中國和世界其它國家表明，美國仍然強大，美國確實能夠恢復自己的權力和領導力。中國統治者所制定的戰略建立在他們對美國嚴重低估的基礎上。通過徹底反駁那些渲染美國消亡的誇大報道，美國可以改變中國的盤算，找出一條可讓中美兩國互惠互利，可持續共存的道路。
要與中國展開有力競爭，當務之急莫過於美國要振興本國的經濟基礎、技術優勢和民主制度。即使在與中國沒有競爭的情況下，這些舉措都很重要，與北京展開競爭更加劇了實施這些舉措的緊迫性。決策者必須管控好新冠疫情，實施惠及所有美國人的經濟政策，歡迎能使美國社會更加富裕的移民來到美國，追求種族平等以向世界展示美國民主仍然是自由和平等的燈塔，明智地進行投資以加強美國的國防能力，增加聯邦基金以資助科研活動。這一雄心勃勃的國家復興計劃將深刻動搖中共對美戰略的基礎。美國領導人也應大大方方地公開指出中國的許多弱點，包括人口老齡化、生態危機、眾多邊界爭端和在全世界受歡迎程度下滑。
美國種族主義歧視問題嚴重
圖片來源：新華網美國還必須與亞洲和歐洲的盟友、夥伴聯合起來，努力抵制中國有問題的行為。這一努力應該包括聯合使用經濟手段來懲罰那些竊取知識產權和從事其它不公平、不合法行為的公司和團體；加強軍事實力，在面對中國時表現出更大的決心；制裁協助政府進行鎮壓的機構和官員。它們還應努力振興國際機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能約束大國競爭，這一秩序的很多要素也要獲得恢復。出於自衛目的，美國及其夥伴國需要採取措施，保持它們在國際貿易關鍵領域的影響力。
同時，有些供應鏈會使這些國家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處於不可接受的劣勢，那這些國家就應與這些供應鏈完全脫離；而對那些危害性較小的供應鏈，這些國家則應分散發展出多條供應鏈來加以應對。然而，並非所有風險都同樣嚴峻，美國及其民主的盟國都擁有開放的社會，這些開放社會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展開經濟、科學和人文交流並仍然能從這些交流中獲益，儘管它們要做更多的工作去防範外國對手的脅迫和間諜活動。
美國和中國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兩國應努力防止它們的競爭產生最壞的結果。兩國都必須面對氣候變化、疫情和核擴散等重大挑戰，要應對這些挑戰離不開兩國的協調配合與聯合行動。美中兩國領導人還應攜手努力避免那些可預料的災難，例如迫在眉睫的網絡戰風險和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爆發衝突。在這些最動盪和最危險的領域，它們應該通過談判找出兩方底線和找到一個有效機制來管控和降溫危機。
通過在必要時（甚至在兩方激烈競爭之時）與中國展開合作，美國就可向北京展示它並不害怕或謀求遏制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只要中國能承擔起世界大國的責任並按規則行事。假以時日，這些舉措也可能最終創造機會使中方開始相信，更重要的是解決這些緊迫的雙邊問題，而不是執迷於他們自己對美國的偏執妄想。
但所有這些努力想要獲得充分回報，美國必須要做的就是證明中方錯了，美國並沒有陷入無可救藥的衰落。能夠明確自己未來的任務，這本身就是一個使人樂觀的理由。中方對美國前景黯淡的看法是錯誤的。美國沒有受困於自己解決問題的老辦法，也沒有被超越其能力控制範圍的歷史力量所裹挾。美國要想與中國展開有力競爭，其很多必做之事都在其能力控制範圍之內，而且，美國還有時間採取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