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丙戌开篇：再说解放台湾》的第三篇“‘一国两制’已成了绥靖的代名词”，试探一下这里有没有人有兴趣，如果有，节后全篇贴过来。这是咱春节加班之作。

从一国多制到一国一制，是统一国家形成中，国家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历程。在中国历史上，由诸侯各治其地的一国多制的分封制，过渡到天子治下一国一制的郡县制，表现着一种历史进步。读点历史，没有秦始皇“书同文、量同距、车同辙”，就不会今天统一中国的偌大版图和所依赖的文化认同。在西方殖民时代的蹂躏下，多少文明被毁灭，而遭受同样灾难的中国还能够不倒，靠的就是这个“一制”留下的遗产。反观今天四分五裂的欧洲，拼命想统一成“一制”的合众国，五十多年过去了，也只统一了货币，离那个“一制”还不知道有多遥远。在欧盟宪法被法国否决后，他们中悲观的人自己都在说，没有秦始皇，欧洲再过五百年也别想统一。

从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主政开始，中国解决治权或领土问题的套路，就走进了“留给下一代人解决”的死胡同。钓鱼岛是如此，南海岛屿也是如此，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其实也是这个思路，把“一制”留给后人去解决。归结到一点，都是对我们伟大国家和文化智慧没有信心，对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信心。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就是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周边流氓国家的领土蚕食，对台独势力日益猖狂的叫嚣，以一味的退缩达到息事宁人，事事退让，导致处处被动，战略上的退却变成大出血也在所不惜的绥靖。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民族问题，以“两制”方式统一，然后赢得时间逐步争取条件过渡到“一制”，最终实现一国一制，也是有前例的。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与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很好的范例，这个“两制”作为“一制” 的过渡，表现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国家制度。但是，在香港澳门实施的“两制”不同，在政治上是对殖民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退让，以实施“一国两制”为表征，把暂时战略的退却进一步固定为长期的“国策”，退让也由此蜕变为“投降主义”。如果说对港澳的“一国两制”还有对作为殖民地香港、澳门的中国人统一愿望的妥协的话，那么对台湾打出“一国两制”，就是对“台独”分裂图谋的容忍。幸好李登辉、陈水扁们不配合，使得“一国两制”无以为继。未来就是国民党再次执政，也不会认同这个政策，“一国两制”至少在台湾已经没有市场。这说明任何投降主义政策，都不会达成国家长远的战略目标，甚至埋下分裂的基因。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结果，已经孵化出“港独”，三天两头组织游行以“普选特首”与中央政府叫板，妄图以此搞出一个与中国“形统实离”的香港，然后充当西方敌对势力遏制中国复兴的前沿阵地，并以此收取西方给的“红利”来“振兴”香港经济。这一切的逻辑出发点，都是“一国两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台独”和“港独”是我们自己的绥靖政策养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国两制”是分裂国家的基因，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从现在起，应该做点亡羊补牢的工作。对港澳，要利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至外交力量，压缩香港澳门实施“两制”的空间，逼迫其逐渐向一制靠拢，争取用十年时间，将两地政制纳入宪法中“一制”的地方行政区划建制；对于台湾，将来无论用军事还是和平手段统一，政治、军事、经济体制，必须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制”下地方行政区划的规定。对港澳台三地，至多可以给予类似广西内蒙那样的自治省、市的法律地位，但政、军、经、法“一国同制”的原则不能动摇。

在领土问题上，根据那个“留给下一代人解决”思路，酿出的“搁置争议”解决东海、南海领土的政策，培育了一些流氓国家对争议领土的野心，在美国的或明或暗的鼓动下，步步紧逼先下手为强，使我们失去了任何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领土归属的回旋空间，给后人添加了无穷的麻烦。这个“搁置争议”的最好注脚，就是日本摸到我们这个底牌后，策划以民间形式占据钓鱼岛，现在正在实施第二步，以事实占领这些岛屿为条件，正企图把我们的东海大陆架划进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并与美国围堵战略配合，酝酿对中国的军事挑衅。

总而言之，那个“一国两制”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