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2日上午，一架美军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在三架战斗机护航下，直奔延安。

这架神秘的运输机上搭载了9名美国人，包括美国陆军上校包瑞德、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美国陆军步兵部队和战略情报局约翰·高林上尉等。

这些人身份各异，却共同隶属于新成立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进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美方在1943年就有了这样设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日军兵力，因此一直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然而，美国对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战场表现并不满意，尤其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几乎从一照面就不大融洽。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抱怨失败全在史迪威不听指挥，史迪威则向罗斯福告状，打不赢是因为“花生米”。

花生米是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的人，史迪威在日记里就直接用“花生米”指代蒋介石。

对蒋不满的史迪威等美国人很快注意到了中国的另一支军事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史迪威的建议下，罗斯福从1944年2月9日起，接连给蒋介石发了3次电报，要求派一个观察组到延安，但都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称中共军队为“匪”，一直对外封锁有关延安的真实消息，若是同意美国派去观察组，岂不暴露共产党抗日真相？

蒋介石更害怕美国人了解共产党能力后，倾向共产党。

但是，蒋介石的能力确实不给自己争气。

1944年4月，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上的颓势，企图逼迫蒋介石投降、彻底解决中国战局，在中国发动了“一号战役”，即豫湘桂战役，2个月内攻陷146个大小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占领了自河南至广西的大片地区。

美国的援华飞虎队在长沙、桂林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被日军占领，撤至昆明。

国民党军的大溃败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强烈的不满。

1944年6月23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受总统罗斯福委派作为特使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

罗斯福

华莱士很不高兴，完全是批评的态度。

华莱士强调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结束战争和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指出美国空袭日本的轰炸机以及在华北地区进行空战的飞机随时可能被击落，需要中共控制区的军民营救飞行员。

美军也亟须得到华北和华中的准确军事情报，而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是军事需要，同政治问题无关。

蒋介石唯唯诺诺。

在美方的压力下，主要是考虑到军事上还要靠美国援助，蒋介石只得同意美方要求，批准观察组的建立，同意该观察组直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部领导，也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组长。

作为由中缅印战区派驻的使团，美军原本对使团的称呼是“美军代表团”或者“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激烈反对。

蒋介石认为称其为“团”规格太高，提议改名为“视察组”。

“视察组”的名称传到延安，毛泽东评价说，“视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的莅临检查，这种称呼显然不合适。

使团名称关乎政治影响，国共双方都不马虎。

后来，经过美国、重庆、延安三方磋商，使团的名称最终确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以下简称“美军观察组”）。

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经过挑选，最后确定了一份18人的名单，这些人各有所长，有步兵、航空兵及信号兵和军医等，分属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

美军观察组终于正式成立。

观察组被赋予的使命是:

一、搜集共产党军队获取的日军作战情报；

二、了解共产党军队的作战情况和物资装备供应情况；

三、考察中国北部地区的气象、经济等情况，协助延安和几个主要的敌后根据地建气象站，为美军航空队提供可靠的气象情报；

四、协调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迫降在敌占区的美军飞行员进行积极救援；

五、评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探索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等。

包瑞德对使团的名称也有意见。

包瑞德和观察组的成员们自称为“迪克西使团”。

许多年后，谢伟思曾这样解释，“迪克西”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反叛的各州，另一个意思是太阳照耀的地方。

在当时，延安对于迪克西使团成员而言，就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太阳照耀的地方。

延安

那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已经传遍世界。

迪克西使团成员，按专业特长担负不同的“观察”项目。

据高林自称，其本人是因擅长爆破技术及游击战专业知识，而获得奉派机会的。

迪克西使团分两批到延安，每批9人，7月22日是第一批。

当第一批观察组成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时，出现了意外。

延安机场说是机场，其实只是一条相对平整的临时跑道。

简陋的机场上，飞机驾驶员钱皮恩操纵着飞机着陆后，就在飞机离开跑道，为后面的护航战斗机让道时，“砰”的一声巨响，飞机突然向左一歪，停了下来。

包瑞德和钱皮恩跳下飞机一看，发现飞机的左轮陷入了一个无人留意的旧坟坑里，飞机与地面相撞，左边的螺旋桨和机头被撞坏了。

螺旋桨像方向失控的尖锐刀片，一下子切入了飞机的驾驶员舱位。而此时，钱皮恩正在俯身关掉发动机，否则，很可能就要因此丧命了。

欢迎人群陷入了一阵混乱。

但很快，观察组成员走下飞机时，就看到了恢复镇静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

周恩来上前握住团长包瑞德的手，坦诚地说：“组长，一位英雄负了伤，我认为您的飞机是一位英雄。很幸运，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没有受伤。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对您的到达表示慰问。”

52岁的包瑞德上校在中国生活多年，能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他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回答道：“伤人乎？不问马。”

一场紧张的意外就这样化为了轻松的笑谈。

由于飞机受伤，本来计划随后就到的第二批观察组成员，直到8月7日才抵达延安。

当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延安后，毛主席不仅亲自宴请接待，而且大篇幅地修改了《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特意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发表在1944年8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把美军观察组称作战友，足见毛主席的用心和重视。

正如社论中所说，“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而我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成为中国抗战最重要的战场。但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包围封锁，使国际社会不能真实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抗战的情形。

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正是打破封锁、让外界了解中共抗日主张和抗日实情、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契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考察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彭德怀、陈毅等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介绍了我军的抗战历程和战果。

美军观察组还同有关人员进行了若干次专项座谈，参观了军队、工厂、学校、医院等。

美军观察组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思考，写了大量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报告中几乎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

美军观察组除了考察延安以外，还有部分成员到晋察冀等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考察。

考察中，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根据地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

毛主席、朱德与美军观察组成员

爆破专家高林上尉对延安的地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延安自制的一种石雷不仅威力大,而且探雷器还不能发现,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八路军“使用了类似象牙和玉石雕刻家精雕细琢球中之球的技术，用坚硬的石头制造石雷。他们把直径两英尺的石头从中间挖空……当我使用我的金属探测器去测试这种地雷时，探测器竟毫无反应”。

这让高林感到惊讶，而高林也带来了令八路军吃惊的先进武器。

高林从重庆来延安时，带来了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可供定时爆破之用的爆破器材，包括蚌式爆破器、炸药箱、定时器等。

延安方面安排高林搞了四次爆破示范表演，每次都有上千人观看，使八路军官兵大开眼界。

但在一次表演中出现了意外。

那一天,高林在表演一支0.22（英寸）口径的暗杀手枪时，不慎走火，差点击中了站在正前方的周恩来。

这种暗杀手枪拍击相当灵敏。

高林一般表演完都要把枪机打开,把里面的子弹夹取出来,放在一边。

没想到，这一次助手却把子弹夹插入了枪机,高林无意中一碰,枪机啪一下合上了,子弹同时打出去。

走了火的子弹从周恩来耳边飞过。

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高林更是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以为会被逮捕甚至枪毙。

由于美军观察组和延安的微妙关系,是走火还是谋杀原本是说不清的。

而这时,身经百战的周恩来却一派大将风度，只是微笑着淡然说了句“好险”，这件事就过去了。

高林的一颗心这才悄悄地放回了原处,又继续开始表演。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走火还是谋杀？

这件事当然说不清楚。

但是，能看清楚。

身为特工专家的周恩来对走火还是谋杀，一眼就能看穿。

再说，进入迪克西使团的人都是严格挑选、经过“政审”的。

正如美军观察组飞机初到延安出现意外一样，这件事，也是意外。

所以，周恩来淡然处之。

周恩来（右）与美军观察组成员在一起

高林的示范表演给八路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希望能获得表演的军事器材,但迪克西使团的成员回答,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包瑞德认为,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蒋介石这一关过不了。

就连迪克西使团到延安还要罗斯福总统多次做蒋介石的思想工作，武器到延安难度甚大。

但是，亲眼观察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和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的包瑞德，还是将援助共产党的军队少量的步枪、机器和一些轻型炮的建议写进报告。

毫无疑问，这种报告是石沉大海。

实际上，“迪克两西使团”的使命到1944年12月就基本结束了，虽然它作为形式一直留到了1945年。

据说，原因是美国即将研制出战败日本的核武器——原子弹，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就可以，与中共合作更没有必要。

特朗普政府为了其利益需要，选择“退群”，拜登政府为了其利益需要，选择“入群”，与抗战时的美国政府的派遣和结束“迪克两西使团”的使命，何其相似。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1944年12月的一天，高林带着迪克西使团的全面考察报告回国。一到华盛顿，即奉命向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汇报情况。

高林后来回忆说，“多诺万是华盛顿想了解‘迪克西使团’情况的唯一高级官员”，然而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不了了之。

1945年5月，高林再度奉派来到中国，到重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继续执行呈报有关中共游击队活动的任务。

8月，赫尔利再度赴延安邀请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毛主席在赫尔利陪同下抵达重庆时，高林以副武官身份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拍摄了大量彩色照片记录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后来，约翰·高林上尉写了本回忆录，书名叫《延安精神》。

在回忆录的后记中，高林写道：

我们奉命去考察共产党人的潜力，我们完成了任务，并和中国革命领导人建立了友谊。

是政治把我们派到了延安，也是政治最终扼杀了我们对了解到的情况所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