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从特朗普下台谈起——西方坠入危机深渊

　　不仅美国，整个西方的民选体制正在分裂、内斗，甚至处于崩溃的前夜。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西方内部的统治集团，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野，而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因素是新一轮全球化让前者受损、后者继续受益。如果产业资本想把国家主权夺过来控制在自己手中，必然会与跨国金融资本产生你死我活的冲突。

　　[文/郑若麟]

　　“中国政府对美国用暴力针对和平示威者，造成五人死亡、多人受伤的冲击国会大厦事件表示震惊。中国政府强烈呼吁有关方面要克制，要尊重民众的呼声……”

　　当然，这是我杜撰的中国政府声明。在美国爆发暴力事件的时候，全球主要大国竟没有一个国家提出抗议，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难道我们不能够、不应该发表这样的声明吗（还记得毛泽东的520声明吗）？我们不能够、不应该谴责美国警方肆无忌惮地滥用暴力吗？我们不能够、不应该对那几位无辜的示威者在一场和平示威中被枪杀表示哀悼吗……可惜，这个世界上应该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强者的霸权。这个霸权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也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综合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手中还控制着巨大的舆论霸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道德榜样，强迫全世界仰视……

　　然而，今天这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霸权却正在分裂、内斗、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夜。

　　不仅仅是美国，以美国为首的整个民选体制国家构成的“西方”无一例外地都是如此。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为今天的西方世界把脉。遗憾的是我们似乎有点不敢看、不敢想、不敢研究、更不敢评论……

　　美国国会山暴力事件标志着历史的一页正在翻过去。研究这件大事，并通过这件大事来深究西方面临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危机将会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又将会对整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对我们国家、以及对今天和未来的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会事件说明了什么？

　　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拜登已经坐在白宫内发号施令，一切似乎都已经重归正常的轨道……1月6日美国国会被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民众以五条人命的代价“攻陷”、“占领”这一惊人事件也开始被淡忘。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似乎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但仔细深究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其实我们什么都只是似知非知。

　　比如暴力：美国媒体大多报道示威者暴力冲破障碍而进入国会山，但暴力程度似乎并不严重，他们能进入很大程度可能是因为警察的袖手旁观，有许多照片与录像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甚至有人认为，警方似乎在放任示威者进入国会大厦。为什么？我们并不了解。至于那几位示威者和一名警察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们也不了解。

　　当地时间1月6日，示威者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内与警察对峙（图源：新华网）

　　在冲击国会山之后，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电脑失窃，里面可能有着“惊人的信息”……是真是伪？到底有没有这件事？但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多少人“自杀”或“被自杀”？很多民间组织，如Antifa之类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组织、谁的组织、行动目标究竟是什么，主流媒体的描述到底是否可信，谁能够传递确切的信息给我们？还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队内部似乎也已经出现分裂。有支持拜登的现役将军联合声明谴责“暴徒”，但也有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杰依然表示听从当时尚未离任的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孰真孰伪？这些问题我们都不了解。如果我们延伸下去的话，这次美国的内乱，其实我们不明之处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总统大选：为什么特朗普总统一口认定选举存在着严重舞弊？尽管美国法庭已经拒绝选举舞弊的指控，但知情人暴露出内幕消息，确实存在着一些非常诡异的现象。比如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拜登曲线”？用邮寄选票来解释这条“拜登曲线”到底是否合理？

　　又比如，由于美国选举人团制度赢者通吃，使得区区万余票、甚至数千张选票，就能够改变大选的结果。还记得2000年时发生的事吗？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仅仅比对手戈尔多了不到537张选票，而且是在中止重新计票的情况下，导致该州的25张选举人票归入自己的囊中而赢得了大选。于是，后来每逢大选，美国便出现在选前大规模人群搬迁居住地或登记投票地，来改变某一州的选举人票的走向的现象。这一次特朗普则是指责对手利用邮寄选票来进行这种“合法”的舞弊。但由于主流媒体只字不提，于是某些可能的事实也就等于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坚信大选有猫腻的原因。事实上这种舞弊是很难找到证据的。因此，这次美国大选究竟是怎么回事？

　　更令我们意外的是，在担任总统最后的二十天里特朗普的推特竟然被永久封禁了！本来，特朗普的推特是美国主流媒体之外惟一的不同声音，他的“推特治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美国主流媒体全面与特朗普为敌，推特是特朗普的惟一武器。我们已经看到，媒体是西方民选国家的三大权力之一。它们通过对所传递信息的控制间接控制着选民的思想。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价值判断、利益选择，均源于媒体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在四年前突破美国主流媒体的一致封杀、脱颖而出登上白宫的总统宝座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推特这件能够击溃主流媒体构勒出来的、显然是虚幻的美国图景。但今天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其执政的最后二十天里，这一大权力也被剥夺了。其真实原因和后果是什么？

　　正因为我们并不了解真相，不了解内幕，也不了解实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来看待我们面对的“现实”。历史往往会被一些有着深远图谋的人蓄意篡改。我们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迹象。今天我们了解到，甚至“现实”也通过西方主流媒体在被蓄意篡改。所以，我们写文章、下结论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们惟一知道的，是在一个政权、媒体和资本三权分立、而资本这一大权力已经“独大”的现实条件下，一个当时尚在职的总统是可以被剥夺执政权力、发声权力乃至指挥军队的权力的。而这位总统竟笑呵呵地看着支持他的民众“暴力”攻占国会山！这正是美国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

　　这说明了什么？

　　西方表层与深层双重危机

　　只说明一点，即美国乃至西方“民主国家”——用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美国国会发表声明中的用语阐述，就是“一人一票的民选体制”国家——确实陷入了空前的历史性危机之中。

　　有的观点认为，“特朗普现象”只是美国民主的一个特例，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拜登上台证明这一“历史的错误”即将被纠正。未来四年美国在拜登的领导下是否能够纠错、进行自我修正，我们拭目以待。但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进而导致出现攻击国会的暴力事件，却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危机的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表层看，美国和西方今日深陷之危机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新冠病毒疫情正在极其鲜明地展现出西方民选体制在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我们暂且不考虑美国生物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秘密真相）时的运转失灵，战线崩溃；西方的死亡人数与中国相比实在是大得太多。美欧已成为目前因新冠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与地区，再如何狡辩也无法对其抗疫惨败的现实作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更何况今天西方正面临着疫情的再度加剧。今天在疫苗问题上美欧也同样面临重大的问题，抗疫失败已经成为特朗普败选的最重要因素。

　　为什么西方民选体制无法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原因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我们都知道，统治着民选体制国家的主要是“资本财团”，包括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而新冠疫情这类自然灾害损害的一是人命，二是经济。资本首先关注的必然、而且仅仅是经济。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体制是人命第一、甚至是惟一；而西方民选体制则是经济优先、兼顾人命。其结果就是无法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其他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西方民选体制会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其无法应对之软肋，进而导致这种“一人一票”体制从危机走向更深重的危机。

　　另一方面，西方选举体制本身也陷入了危机之中。这次美国大选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人一票”的民选体制能够轮流执政、和平过渡的特征一向是其声称“优于”其他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都看到，美国此次大选结果遭到严重质疑，失败的一方绝不接受被他们指责遭遇大规模舞弊的选举结果。过去这种质疑虽然也存在，可总体而言都还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但这一次则完全失控。西方内部的政治对立趋于激化，政治斗争开始出现互不相容的迹象，过去“你好我好、轮流执政”的方式正在替换为你死我活的新的斗争形式。事实上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多达7500多万，已经完全无法用马克龙总统演讲中的“少数暴徒”所能概括。而这种质疑一旦萌芽，就会一次比一次严重，最终导致人们对他们民选体制丧失信心。这在美国之外的很多国家曾经有过印证，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在美欧主要国家发生过。而美国正在发生。

　　顺便提一句，西方民选体制能够得到良好运行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任何一个政党上台执政，其经济发展也始终处于上升阶段；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水平也始终处于上升状态。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西方民选体制国家的经济和日常生活水平基本上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第二，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准必须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民选体制国家。事实上，从战后到冷战结束，这两大先决条件一直非常牢固，因而西方民选体制运行也就非常顺利。然而今天这两大先决条件已经开始崩溃，西方民选体制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已经由“任谁上台执政经济发展均处于上升阶段”，让位于“任谁上台执政经济发展均处于衰退阶段”所取代。由此，选举结果便开始遭到质疑和抗议。

　　对于美国而言，非常“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危机中的美国和西方民众还拒绝承认中国或其他非西式民选政治体制可以成为仿效的对象，因为他们长期被洗脑的效果是那么的深入，以至于他们在掉进深渊之际，依然认为他们的民选体制是“历史的终结”，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被带歪了而已。反特朗普的人认为是特朗普之过，而支持特朗普的人则认为是“华盛顿那帮建制派”之过。

　　深层危机缘于资本的内部分裂

　　如果说，拜登上台能够暂时缓解上述的两大表层危机的话，却很有可能将会加深美国和西方所步入的深层次危机。

　　从深层次看，美国和西方“一人一票”民主的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西方内部的统治集团，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野，且其冲突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过去，新总统上台，便意味着左右翼政党之间的暂时妥协。轮流执政转向另一方，仅此而已。但这一次，不仅特朗普本人不服，其选民更不服。为什么？因为在特朗普背后的产业资本不服！

　　应该承认，西方媒体很少涉及谁是支持特朗普的背后的大老板。我们仅仅了解到一小部分。科赫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就是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科赫公司”（Koch Industries）没有上市，因为他们拒绝让华尔街的金融财团来控制他们的股票，再加上他们极右翼的政治倾向，便非常说明问题。

　　导致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发生利益分野的关键因素不是阶级斗争、不是国家之间的权势之争、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新一轮全球化，即一方（产业资本）受损、一方（跨国金融资本）继续受益，进而引发对全球化本身之争议。1

　　我们都知道，产业资本是具有国界性的，而金融资本则具有鲜明的跨国特性，它的趋利性绝不是国界能够阻挡的。全球化迄今为止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依然是一个绝对有益的战略。我们总是认为，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是金融资本的大本营。然而实际金融资本早就已经成为一种跨国的资本帝国，注册在哪里根本已经不再重要，而且其赢利来源也是全世界，不像产业资本有着明确的国界。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无祖国这个定论是有问题的，真正无国界的，是金融资本！

　　过去，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两大资本曾联手共同推进全球化，对世界进行某种意义上的“经济殖民”，并赚取了巨额利润。问题是，到了本世纪初，全球化开始导致这两大资本集团利益的分野，并使西方政治色谱发生急剧变化：传统的从极左—左翼—中间派—右翼—极右翼的直线型政治色谱，正在演变成一个圆环型政治色谱；过去以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划界，演变成以“反对”还是“支持”全球化为划界，形成产业资本与底层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极左翼民众联手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局面。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这一政治色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的，那就是极右翼和极左翼在反对全球化立场上形成了统一战线。美国右翼甚至极右翼的产业资本代表特朗普得到了美国中下层左翼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民众的全力支持。事实上，诸多我们用传统左、右翼意识形态划界所无法解释的现象，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来划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包括昨天特朗普、今天拜登的一系列看似荒诞、实则目标明确的行为：比如特朗普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也对加、墨、日、欧等盟国也发动贸易战，因为他反对全球化，而拜登则要暂时平息与所有人的贸易战，因为他支持全球化；又比如特朗普频频“退群”（因为这些“群”都是全球化的结果），而拜登上台伊始便重返世界卫生组织……至于其他诸如反移民、企业回归等事宜，拜登都在对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策略”反其道而行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今天凡是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属于产业资本和中下层民众的范畴，即反对全球化的力量；而支持拜登的则基本上是服务于金融资本即华尔街或大银行资本本身的阶层，他们都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因此，只要全球化进程依然在进行之中，两者之间的斗争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非常特殊的。美国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美国没有底层社会人群、特别是蓝领工人和“红脖子”农民阶层的政党，就算有也非常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与欧洲不同。法国就有左翼的法共，曾进入法国左翼社会党政府，甚至还有极左翼代表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比如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法兰西不屈党”（La France insoumis）。

　　正因为美国没有为底层阶级代言的政党，当产业资本的代言人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主张产业回归美国而得到底层无产阶级民众的支持时，其展现出来的政治实力便空前强大。这时，全球化所导致的美国产业与跨国金融这两大资本产生利益冲突便变得异常激烈，甚至类似于过去主张暴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一种“你死我活”的味道。过去，当有着国界的产业资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便是世界大战。而今天，当跨国的金融资本与有着国界的产业资本发生冲突时，我们一时还无法看到其后果究竟如何？我们只知道，后果必将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不再容忍特朗普？

　　过去，美国的两党虽然也曾闹得不可开交，比如上面提及的共和党的小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于2000年的总统大选之争，但那只是资本内部的力量对峙而已。广大选民对此根本置身度外、漠然处之。但这一次，广大底层社会民众将特朗普视为他们的代言人，于是，竟然广泛动员起来前往华盛抗议拜登当选、支持特朗普连任。如果特朗普代表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的话，他怎么会将民众的支持视为与跨国金融资本讨价还价的本钱呢？因此，这次美国产生的分裂是统治阶层内部产生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

　　那么，问题仅仅是全球化导致的吗？

　　如果两大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仅仅是因为全球化，那么跨国金融资本完全可以让产业资本的代表特朗普继续当选执政四年，支持他将产业链转移回美国，甚至支持他与中国打贸易战，让产业资本获得一定的利益，然后在四年后再“轮流执政”，不就可以如过去一样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吗？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特朗普自己在当选上台时就认为，他并不是美国轮流执政中的一个与其他总统没有区别的总统。当选前，他在一次非常著名、迄今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挑战影子政府”的演讲中特意指出，他能否当选上台对于“控制着华盛顿权力层次的人和全球化特殊利益集团来说……是真实的威胁”、“这不是简单的又一个四年选举。这是我们文明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它将决定我们的人民能否重新掌控我们的政府。”

　　而在当选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再度重申：“今天，我们是将权力由华盛顿交回给你们，人民的手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国家首都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收割着政府的利益果实，而人民承受着代价。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赚得盆满钵满，工作机会却离开了，导致许多工厂倒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由哪个党派掌权，而是让政府由人民做主。2017年1月20日，这一天将会被铭记，人民重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宰。”

　　当地时间8月27日，伊万卡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称自己的父亲特朗普为“人民总统”，在网络上引发了争议（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这非常明显是对跨国金融资本提出的挑战。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控制一个国家历来要通过控制其金融权力，也就是货币，进而实现对这个国家债权的控制来作为盈利的手段。这已经在美国成为现实，在欧洲也同样。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总是要对其他非“一人一票选举体制”的国家进行“颜色革命”呢？为什么索罗斯要成立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来敦促跨国金融资本尚未控制的国家采取“开放社会”的政策呢？就是想让这些社会演变成西式选举体制，通过选举体制来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权，进而将这些国家的金融权抓到自己手上，通过债务来对这些国家进行吸血。在美国，跨国金融资本是通过美联储来控制美元、在法国则是利用1973年1月3日通过的“银行法”来控制法国的国家债务。美国和法国都是因此而欠下了巨额债务的国家。今天法国每年国家预算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归还高达二万六千多亿欧元的债务的——利息，还不是本金。美国的国家债务就更是高得惊人，超过了二十万亿美元……仅仅这些债务的利息就已经可以使跨国金融资本赚得脑满肠肥了！

　　问题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想做的，正是要代表产业资本把国家主权——特别是金融主权重新夺回来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必然会与跨国金融资本产生你死我活的冲突。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与过去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认为他的上台是“红脖子—蓝领”支持下的产业资本，即“人民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权力”。所以，当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被一次作了弊的大选推翻时，便群起而前往华盛顿攻击国会山，发动一场被美国媒体称之为“政变”的事件。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鼓动社会底层攻击国会山是另有阴谋，是为了使目前这一事件变成特朗普的一个罪名。事实上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也确实在得到十多名“背叛”的共和党的支持下，通过了弹劾特朗普的决议。谁获益谁就是始作俑者，这是最简单的逻辑推理。应该承认，对于这次国会山暴乱的内幕我们仍处于并不知情的状态。谁是这一事件的真正主导，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悉。但我们看到的是，跨国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欧洲各国统治集团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他们坚定支持拜登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力量上台执政。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表态支持特朗普。这也许能够让我们看到，至少这次事件证明，美国和西方的分裂确实属于一种新的、与轮流执政不同性质的“革命”。

　　所以，美国这次大选是必须将特朗普选下台的。如果选不下台，跨国金融资本恐怕也会使用其他使之无法继续执政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他。因为特朗普真的动了他们的“奶酪”。拜登总统的蹊跷当选证明跨国金融资本的力量在美国确实依然比产业资本略胜一筹。但这也已经使美国真正分裂成两大部分，美国战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反对金融资本的潜台词……

　　西方内部的分裂究竟已经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目前、也很可能永远无法从西方媒体上看清。因为主要由金融资本控制的西方媒体依然需要将“民主”描述成一场“政策之争”，而非特朗普口中的究竟是由“美国人民掌权”还是由“华盛顿的当权派”掌权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真正认识的，恰恰正是特朗普口中的“由大财团和媒体公司资助的华盛顿当权派”。

　　这个“只为保护他们和让他们致富” 的“华盛顿权力层次的人和全球化特殊利益集团”究竟是指谁？为什么特朗普说“这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来拯救它”？ 为什么特朗普说“这次选举会决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我们只有民主的假象、实际上却被一小撮的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为什么特朗普说，他们“最厉害的武器是媒体公司、新闻业”，不过在美国，媒体公司“已经不再和新闻业有关了、他们是政治特殊利益集团，和其他说客及财团实体没有区别”  ？为什么特朗普要强调，任何挑战美国媒体“所控制的人都会被视为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为什么特朗普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美国媒体“会说谎、说谎，然后他们会做得更坏。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做任何事”，甚至包括“大面积的真相掩盖”？当特朗普声称，“希拉里秘密会见国际银行，密谋摧毁美国的主权，为了让这些国际大财团，她的特殊利益集团朋友和她的赞助人变得富有”时……他仅仅是在指民主党吗？2

　　显然不是。

　　换言之，特朗普在上台后并不仅仅是想为产业资本谋利，而是想夺回政权。从谁的手里夺回政权呢？太多的迹象表明，特朗普是想从他真正的“对手”、控制着美国和国际金融大权的跨国金融资本手里夺回来。如果再进一步追究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西方舆论“政治正确主义”的高压下，没有任何西方媒体敢于指出，跨国金融资本——从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的主要控制者属于一个特殊的族群：犹太族群。特朗普也不敢说，他只敢说，“这就是现实”，是“你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3的现实。  

　　当得到了底层白人“红脖蓝领”支持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尖锐化之际，当“占领以华尔街”运动、“黄马甲运动”等席卷欧美时，当美国和西方各国内部政治极端力量开始出现、选举中的传统政治党派开始走向末路、社会开始展现绝对分裂的状态时，表明西方从美国到欧洲诸国，从社会到政界，有一股反犹的潜流正在逐渐升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定的类似之处。

　　确实，由于西方媒体主要被控制在跨国金融资本的手中，甚至包括互联网和推特等其他通讯和传播手段，因此，这股潜流一直被隐而不谈。但这股潜流却确实存在。仅以法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近五年来，反犹现象层出不穷，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甚至连法国官方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正因为对犹太人的攻击、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反犹现象的急剧增多，马克龙总统在2019年2月20日参加“法国犹太人组织联合会”（Crif）著名的晚宴时宣布，要通过新的反对在互联网上散布种族仇恨的法律来保护法国犹太裔。法国小姐选举时，围绕着犹太裔亚军April Benayoum引起了法国舆论圈的一场激烈的争议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反犹势力和舆论也正在急剧上升。美国历史证明，每当出现经济危机时都会出现反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已经是一种规律。只是，这一规律很少被媒体提及。一般学术界认为，这一次美国的反犹主义复燃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三十年后达到高潮。2018年10月27日甚至发生了匹兹堡生命树会犹太教堂枪杀事件，一名46岁的白人枪杀了11位犹太人，震惊全美。美国犹太裔占美国人口非常少，仅2%左右。但由于犹太裔绝大多数都是在金融、法律、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就业，因此受经济危机冲击很小，甚至相反无论在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状态下都能够成为获益者而非受害者（或成为受害者时却必然会得到国家的补贴而反而成为获益者，如2008年金融危机即是一个例子），因此便很容易会成为底层一部分“红脖子—蓝领们”的仇视对象。特朗普上台使这一特征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美国犹太独立杂志《时刻》主编娜汀·爱泼斯坦就曾指出，2016年特朗普总统候选人的出现激起了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高涨……而特朗普的当选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应该指出的是，犹太裔实际上被跨国金融资本绑架了。高层犹太金融资本所做所为不应该由底层普通犹太人来承担责任。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不仅仅是美国，西方其他国家的很多极右翼势力都在迅猛崛起；今天西方的极右翼势力不仅仅继续保持着激烈的排外主义（当然包括过去的反犹主义）倾向，而且具有新的反伊斯兰、反黑人与反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倾向。这股势力不仅以过去的面目（如纳粹、或类似三K党之类的）出现，而且正在形成新的、合法的政治形态（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而反犹则是其必然的历史任务之一，尽管这一任务属于“政治不正确”。因此，也就只能“你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惟一不太知道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因为中国开封的犹太人早就被中华文明给同化了。中国也是惟一同化了犹太文化的文明。

　　西方内部统治阶级两大资本产生分裂、西方社会内部出现了反犹主义浪潮、西方社会矛盾已经深陷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状态之中……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判断，那么目前我们惟一可以预测的，是西方国家内部在未来几年将会进入严重的社会、政治和体制危机之中。这场危机首先很有可能是以经济冲突（以产业资本和产业工人起来反对跨国金融资本为契机）、宗教冲突（犹太—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种族冲突（犹太—白种人对阿拉伯—黑人）、社会冲突（各种矛盾的综合爆发）的形式爆发，然后会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

　　但其中反犹主义浪潮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最难预测的一件事，因为有历史的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政治正确主义”的有意掩饰（西方主流媒体一向对涉及犹太人的新闻讳莫如深）、内有支持特朗普的产业资本与反对特朗普的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殊死之争、外有中国崛起这样一个令西方两大资本均视为不可接受之历史趋势……我们真不知道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前景。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未雨绸缪的。

　　在本文截稿之际，又传来一条令人深思的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2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警告，如果我们把当下的状况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作比较，并将多种因素考虑进去，可以发现在潜藏危机与系统性挑战上，两个时代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世界有可能进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冲突甚至战争之中。为什么普京会这么说？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希特勒的崛起。当时美欧与苏联之间已经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欧美与德意法西斯国家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中日则在亚洲处于战争边缘甚至可以说已经在交火。当时，德国到底是朝西还是朝东，是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因素……普京总统认为今天的世界与当时非常相象，因而有可能会进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世界性冲突之中。

　　在1月27日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普京也号召国际社会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图源：新浪网）

　　当我们看到拜登当选总统之后，一反特朗普对俄罗斯相对友好的态度，立即将普京视为最大的战略敌人，并在俄罗斯推动了一场几乎不加掩饰的“颜色革命”，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了：普京可能是当今世界最清楚谁才是这个俄罗斯、乃至这个世界真正问题之所在的非西方国家领导人！他的话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样一想，令人不寒而栗……

　　注释：

　　1。 涉及全球化导致全球分裂成四大力量板块和三大矛盾的问题，可参见我在2018年下半年发表在《新民周刊》上的系列文章。

　　2。 以上均引自2016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针对“影子政府”的一次演讲。

　　3。 以上均引自2016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针对“影子政府”的一次演讲。